1
当初特蕾莎心血来潮来到布拉格托马斯家，我在本书第一部已经说过，当天当时，他便和她做爱，之后她发烧了。她躺在床上，而他则守在她的床头，深信这个孩子是被人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来，送给他的。
从那时起，托马斯就很珍惜被遗弃的孩子的形象。他还常常想到同样出现这一形象的古老传说。也许应该看到，促使他去寻找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的意义的动机，正是隐藏在其间。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一位牧羊人发现了被遗弃的婴儿，将他交给波里布斯王，把孩子抚养成人。俄狄浦斯长大之后，一次在山中小路上遇到一辆马车，车上坐着的那位陌生君王正在巡游。后来他们发生争执，俄狄浦斯杀掉了君王。之后，他又娶了王后伊俄卡斯达为妻，并成为底比斯国王。但他万万没能料到，被他杀死在山中的那个君王正是他的父亲，而现在与他同床共枕的就是他的母亲。其间，命运迁怒于其臣民，让他们备受病魔折磨。俄狄浦斯明白了他是造成民众苦难的罪魁祸首，于是用针戳瞎双眼，离开底比斯，终身不见光明。
2
凡认为中欧共产主义制度是专门制造罪人的，那他们至少没有看清一个根本性的事实：罪恶的制度并非由罪人建立，而恰恰由那些确信已经找到了通往天堂的惟一道路的积极分子所建立。他们大无畏地捍卫这条道路，并因此而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但若干时间以后，事情变得无比清晰明了，原来天堂并不存在，而那些积极分子也就成了杀人凶手。
于是人们纷纷指责共产党人：你们要为祖国的灾难负责（如今她贫穷，破败），要为祖国丧失独立负责（她已被俄国人所控制），要为那些以合法的名义杀人的行为负责！
而被控诉的人这样回答：都不知道啊！都被欺骗了！当时都以为是呢！其实在心灵深处，都是无辜的！
于是争论归结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当时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还是现在他们装出一副当初一无所知的样子？
托马斯也关注着这场舌战（正如同上千万的其他捷克人一样），他认为在这些共产党人中间，肯定还是有一部分人，他们当时并非一无所知（在后革命时代的俄国曾经发生并一直在不断发生的各种惨事，他们至少应该听说过吧）。不过，大部分人可能是真的什么都不清楚。
托马斯心里想，根本问题并不是：他们当初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而是：是不是只要他们不知道就算是无辜？如果王位上坐的是个蠢蛋，那么是否只因为他是个蠢蛋就可推卸自己的一切责任？
在五十年代初，一个人明明清白，可检察官却强烈要求判处他死刑，姑且承认这个检察官当初是被俄国秘密警察和他自己国家的政府欺骗了。那么现在路人皆知当初的指控是完全荒谬的，被处死的人也都是无辜的，难道这位检察官还可以强调他的灵魂之纯洁，拍着胸脯说：“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是呢！”难道不正是在“我不知道！我当时以为是呢！”的表白中铸成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错误吗？
于是托马斯又想起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并不知道跟自己同床的女人是自己的母亲，然而当他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他绝没有感到自己是无辜的。他无法面对因自己的不知而造成的不幸，戳瞎了自己的双眼，黯然离开底比斯！
托马斯常常听到人们声嘶力竭地为自己灵魂的纯洁性进行辩护，他心里想：由于你们的不知，这个国家丧失了自由，也许将丧失几个世纪，你们还说什么你们觉得是无辜的吗？你们难道还能正视周围的一切？你们难道不会感到恐惧？也许你们没有长眼睛去看！要是长了眼睛，你们该把它戳瞎，离开底比斯！
托马斯很乐意作这种比较，在与朋友的谈话中常常提起，而且表达的方式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明了。
那个时期，托马斯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都读一份由捷克作家联盟发行的周刊，其发行量大约为三十万，在所处的制度下，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常发表一些其他杂志不能公开发表的言论。这份作家杂志甚至还刊登了一些有关党执政初期发生的政治案件的文章，追究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以合法的名义杀人的。
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反复涉及同一问题：那些人他们当初到底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托马斯一直认为这样的问题是次要的，有一天他终于写下了关于俄狄浦斯的思考，并寄到杂志编辑部。一个月以后他收到了回复。信上请他到编辑部去一趟。接待他的是一位矮小的编辑，身材直挺挺的，像个法文字母i，他建议托马斯把文中的某句话的结构稍作改动。其后不久，此文便刊登在了杂志倒数第二页的“读者来信”栏目中。
但托马斯非常不满。当初他们把他叫到编辑部，说是要求改一个句子的结构，可是之后根本没跟他商量，就对文章大加删削，弄得他的整个思考差不多只剩下个简单化的基本论点（且过于简要，过于激烈），托马斯一点也不高兴。
这是发生在一九六八年春季的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正当权，在他周围结集着那些自觉有罪并准备着做些什么来弥补错误的人。但另外一些还高叫着自己无辜的人，他们害怕愤怒的群众会将自己推上法庭，每天都要去俄国大使面前抱怨以企求他的支持。正好这时，托马斯的信发表了，这些人立即叫嚷起来：如今到了这个份上！有人竟敢公开写信要求剜去我们的眼睛！
两三个月之后，俄国人决定在他们的地盘不得有言论自由，他们的军队于一夜之间占领了托马斯的祖国。
3
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后，托马斯仍在以前的那家医院任职。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被主任找了去。
“说到底，亲爱的同事，”他对托马斯说道，“您既不是作家，又不是记者，更不是什么人民的救星，您是一位医生，是个科学家。我可不愿意失去您，我会尽一切可能把您留下。不过，您必须收回您写的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您真的那么看重那篇东西吗？”
托马斯想起那篇被人砍掉了几乎三分之一内容的文章，说：“老板，那篇东西，我是最不当回事了。”
“您知道它造成的后果吗？”主任问。
托马斯很明白：天平的两边是两种东西：一边是他的名誉（这就要求他不能反悔以前写下的东西），一边是他已经习惯于称作自己生活的意义的东西（即他作为医生和科学家的这份工作）。
主任继续说道：“非叫人收回已经写下的东西，这种做法差不多是中世纪的手段。什么叫‘收回’？在现代，根本不可能收回某种想法，最多只能驳斥它。我亲爱的同事，因为收回一个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只是说法而已，是形式上的，是虚的，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就不能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在一个由恐怖力量统治的社会里，声明根本不承担任何实际责任，因为都是在暴力威胁下作出的声明。所以，一个正直的人也完全有必要不把它放在心上，压根别去理会它们。我跟您说，我亲爱的同事，不管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您的病人好，您都得留在您这个位置上。”
“老板，您说得肯定在理。”托马斯一脸不幸地说。
“可是？”主任追问道，一边努力猜测托马斯在想什么。
“我担心自己会感到羞愧。”
“对谁感到羞愧？难道您这么看重身边的人，会担心他们说三道四？”
“不，”托马斯说，“我并不看重他们。”
“再说了，”主任又补充道，“他们向我保证您的声明不会被公开。那些人是官僚。他们不过是希望能有点什么材料，来证明您并不反对当局，这样万一有人指责他们让您继续留任，他们就有话可说了。他们向我许诺，您的声明将只有您和当局知道，他们不打算公开发表。”
“给我一个星期考虑一下吧。”托马斯用这句话结束了谈话。
4
托马斯是医院公认的最好的外科医生。私下有人已经传言，主任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他不久就会把位置让给托马斯。所以当有传闻说当局要求他写份自我批评的声明时，谁都不怀疑他会从命。
让托马斯吃惊的，首先是他虽然从没做什么事让人有理由这样看他，但谁都打赌，说他肯定会缺德，而不是正直为人。
另外令他吃惊的，是人们认为他会缺德之后对他的反应。总的说来，我可以把他们的这种反应分成两类：
第一类反应出自于（本人或者亲朋）曾经收回过什么东西的人（本人或亲朋），他们曾经被迫公开表示支持占领当局，或者准备这么做（当然是违心的，谁也不会打心底里乐意做这种事）。
这些人朝托马斯投来他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古怪的微笑：那是一种秘密同谋之间不好意思的笑。就好像两个男人碰巧在妓院相遇，微微一笑，双方都有点难为情，但同时也暗暗感到一丝快慰，因为这种不好意思是双方的。于是在他们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友好的关系。
又因为托马斯从来不被认为是个因循守旧的人，所以他们就更乐意对他笑。人们以为托马斯定会接受主任的恩赐，这种猜测于是又成了一个证据，证明懦弱将慢慢地、必然地成为其行为准则，且懦弱的含义也将不再同于从前。这些人从来就不是托马斯的朋友。他心里明白，也很恐惧，一旦按要求真的发表了声明，这些人就会邀请他去他们家做客，并想方设法，从此频繁往来。
第二类反应来自受到过迫害的那些人（本人或者亲朋），他们曾经拒绝向占领当局做任何妥协，或者虽然还没有人要求他们妥协或是发表声明（比如也许因为他们还太年轻，没有任何危险举动），但他们信念坚定，即使发生这样的事，也决不会让步。
S大夫就是后一类中的一员，他年轻且天赋极高。一天，他问托马斯：“喂，你给他们写那玩意儿了？”
“抱歉，你想说的是什么？”
“反悔的声明呀。”S答道。他的语气中没有恶意，甚至还面带微笑。在托马斯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微笑中，他的这一个是十分特别的：微笑中带着洋洋得意的精神优越感。
“你可听好了，”托马斯回答，“关于我的声明，你都知道什么？你读过了吗？”
“没有。”S答道。
“那你还乱说些什么。”托马斯说。
S还是带着他那洋洋得意的微笑说：“哎哟，谁都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种声明通常都以信的形式写给局长、部长或是别的什么人，他们承诺不将信的内容公开，以免声明者感到羞辱。是这样吧，对吗？”
托马斯耸耸肩，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接着，这份声明会被小心地归档，不过声明者很清楚它随时可能公开登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再也不能说什么，再也不能去批判、去抗议什么了，否则声明被公开，他的名誉也就毁了。不过话说回来，这种手段还算是客气的。还有更糟糕的呢。”
“的确，这是很客气的手段，”托马斯说，“我倒是很好奇，想知道谁跟你说我写了的。”
这位同事耸耸肩，脸上仍挂着那微笑。
托马斯明白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有人都对他微笑，所有人都希望他写反悔声明，而他一旦写了，就会让所有人都乐意！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一旦懦弱成风，他们曾经有过的行为便再也普通不过，因此也就给他们挽回了名誉。第二种人则把自己的荣耀看作一种特权，决不愿放弃。为此，他们对懦弱者心存一份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勇敢将会立即变成一种徒劳之举，谁也不欣赏。
托马斯简直不能再忍受这些笑脸，觉得到处都是，甚至觉得连街头的陌生人的脸上也都挂着同样的笑容。他开始睡不着。什么？他竟然会如此在乎这帮人？才不是呢。他可不在乎他们，而是自己居然因为那些人的看法而不得安宁。这太不合逻辑了。像他这样的人，对别人的看法向来都不当一回事，怎么会被别人的说三道四牵制到这种份上？
对他人的不信任，在托马斯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总怀疑别人怎么可能有权利决定他的命运、有权对他说三道四），这在当初选择职业时也许就已经起了作用，它对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的职业是排斥的。一个人一旦选择投身政界，必然十分乐意把公众视作自己的判官，并一相情愿而又天真地认为可以以此获得人心。而民众要是抱有敌对情绪，那反而会刺激他们更加投入，要求自己做得更好。托马斯也一样，疑难杂症，常给他类似的刺激。
一个医生（完全不同于一位政治家或是一位演员），只受他的病人和他身边的同事评价，所处的是一个封闭的个人之间的天地。一旦遇到评价他的目光，他可以马上作出反应，进行一番解释，或者为自己辩护。可是托马斯现在（这是他这一生头一次）发现自己陷入困境，仿佛怎么也抓不住那些对他紧逼的目光，他既不能还之以自己的目光，也不能用言语解释。竟然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在医院里有人议论他，在医院外也有人议论（在布拉格这个地方，大家都极其敏感，那些关于某人告密啊、揭发啊、勾结啊什么的新闻，传得比咚咚直敲的非洲鼓都快），他对这些心里完全有数，但却无能为力。甚至连自己也感到吃惊，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原来是这样的不可忍受，而且将他带入如此这般的惊恐之中！大家都对他这么感兴趣，这叫他十分不舒服，那感觉就好像面对人群的挤压，又像是在噩梦中遇到一帮家伙要剥我们的衣衫。
他终于去找了主任，告诉主任他一个字也不会写。
主任跟他握了握手，握得比平时用劲多了，说他早料到了这一决定。
托马斯说：“老板，我想即使我不写声明，您也能把我留下的吧。”他是想借此暗示，万一非逼他走，只要全体同事以辞职相威胁，事情也就可以解决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拿自己的辞职来抗议，于是不久后，托马斯丢了位置，不得不离开医院（这一次主任跟他握手比上次还更用劲，握得他手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5
托马斯先是在布拉格八十公里外的一家乡村诊所找了份工作。每天乘火车来回赶，下班回到家，都快累瘫了。一年以后，他好不容易又在郊区一家诊所找到了个差使，虽说省了点劲，但位置很低。他再不能专攻外科，只能做点普通内科大夫的事。候诊室里总是挤满了人，三五分钟，就得处理一个病人，给他们开点阿司匹林，开张病假条，再不就是打发他们去专业诊所。在他看来，自己简直已经成了办公室的小职员，再也不是什么医生。
一天，门诊结束后，他接待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男人的来访，此人体态肥胖，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自我介绍，说是国家内务部某办公室主任，请托马斯到对面咖啡馆里坐一坐。
他要了一瓶葡萄酒，托马斯不肯喝：“我还要开车，如果被警察抓住，就要扣驾照了。”这位内务部官员微微一笑，说：“如果您遇到麻烦，就跟他们提我的名字。”说着递给托马斯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名字（肯定是假名）和部里的电话号码。
接着，他开始向托马斯细加解释说他一直非常敬重他，说像托马斯这样一位能干的外科大夫却委屈在乡下诊所开阿司匹林，部里的人都感到惋惜。他甚至，尽管没敢大声说出来，委婉地向托马斯暗示，把一些专家无情地从他们的职位上赶走，连警察部门也表示遗憾。
托马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这样夸他了，于是非常专心地听着这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说话，很吃惊地发现矮个子对他外科方面的成就了如指掌，连细节都清清楚楚。面对奉承，谁也挡不住！托马斯也一样，禁不住把内务部的人所说的也当真了。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出于虚荣心，而是因为他太没经验。面对一位友善、礼貌又对自己十分恭敬的人，很难时刻提醒自己对方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没有一句是诚的。要想做到不去相信（而且是持续地、执拗地、毫不犹豫地），不仅要作巨大的努力，还得经过特别训练，比如经常接受警察审讯什么的。但托马斯正缺这样的训练。
内务部的人接着说：“大夫，我们都知道，您在苏黎世情况很好，但您回国来，我们非常欣赏，您这可是做对了，因为您知道您的位置是在这里。”然后他又好像责怪托马斯似的说了句：“可是您的位置应该是在手术室啊！”
“我很同意您的观点。”托马斯说。
一阵短暂的沉默。内务部的人又继续以一种难过的声调说道：“不过请您告诉我，您真的认为应该戳瞎共产党人的眼睛吗？难道您不觉得这话出自您的嘴巴很奇怪吗？您可是给众多患者带去健康的！”
“我那没什么别的意思，”托马斯反驳，“您好好读读我的文章吧。”
“我读过。”内务部的人说，那声音想显出悲哀来。
“那我是不是说要戳瞎共产党人的眼睛呢？”
“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内务部人回答道，声调越来越悲哀了。
“如果您读过我当初写的全文，您就根本不会这样想的。我那篇文章被砍掉了一些。”
“什么？”内务部的人竖直了耳朵，“他们登出的文章不是您原来的那样？”
“他们把它砍了。”
“多吗？”
“差不多三分之一。”
内务部人看上去真的愤怒了：“他们这样做实在太不道德了！”
托马斯耸耸肩。
“您得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啊！应该立即要求他们更正！”
“那又能怎么样呢？文章发表后不久俄国人就到了，谁都有别的事要烦。”托马斯回答说。
“但是为什么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一位像您这样的大夫会希望别人变成瞎子？”
“算了吧！我那篇文章也就是杂志后面读者来信中的一篇。没人会在意的。当然除了苏联大使馆，因为这篇东西显然对他们有用处。”
“您可别这样说，大夫！我本人和很多人讨论过您的文章，他们对您会这样写都感到吃惊。不过现在听了您的解释，我就明白多了，登出来的，并非完全是您写的那篇文章。那么是不是有人暗示您写的呢？”
“没有，”托马斯说，“是我主动寄去的。”
“您认识那些人吗？”
“哪些？”
“那些登出您文章的人。”
“不认识。”
“您从没跟他们说过话？”
“我只见过他们一次。他们要我去编辑部一趟。”
“为什么事？”
“就为这篇文章。”
“那么您当时是跟谁谈的？”
“一个记者。”
“他叫什么名字？”
托马斯这才明白他是在接受盘问。他于是知道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可能给别人造成危险。当然他很清楚那个记者的名字，但是他说：“我不知道。”
“您看您看，大夫！”那人觉得托马斯缺乏真诚，极为不满地说，“他当时总作了自我介绍吧！”
滑稽又可悲的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所接受过的良好教育恰恰成了警察的帮凶。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扯谎。从小爸爸妈妈就喝令我们“说实话”，结果弄得我们一撒谎就自觉耻辱，即使是在审问我们的警察面前也一样。跟警察吵甚至当面骂（虽然这毫无意义）倒比撒谎（而这才是惟一该做的）要容易得多。
听到内务部的人责备自己没有诚意，托马斯几乎感到是个罪过；他好不容易克服了某种道德障碍，才得以继续往下乱说：“他恐怕作过自我介绍，但是那个名字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听过就忘掉了。”
“那他长什么样子？”
当初找托马斯的记者是个小个子，金黄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像把板刷。托马斯于是就专挑相反的特征描述：“他个子挺高，黑头发，很长。”
“是吗？”内务部的人说，“是不是长着又长又尖的下巴？”
“对。”托马斯附和着。
“那家伙背有点驼。”
“对。”托马斯重复道。他开始明白内务部的人已经确定了某个人。这下托马斯不仅出卖了另一个倒霉的记者，而且他的揭发还是个纯粹的谎言。
“那么他让您去做什么呢？你们谈了些什么？”
“他们想把文中一句话的结构改一改。”
这样的回答着实让人觉得是个可笑的遁词。内务部的人又再一次对托马斯不肯说真话而表示不满：“您看，大夫！您刚跟我说过他们把您的文章砍去了三分之一，现在又说他们要您去只是探讨句子结构！这总不符合逻辑吧！”
这下，托马斯回答就容易多了，因为他所说的完全是实话。“是不合逻辑，但事情就是这样的，”他笑着回答说，“他们问我是否允许他们把一句话的结构改一改，但是后来他们砍了文章的三分之一。”
内务部的人再次摇了摇头，好像不敢相信这样不道德的行为。他说：“这些人对您太不像话了。”
他喝掉杯里的酒，一锤定音：“大夫，您是某些人操纵下的牺牲品，让您和您的病人来为此付出代价，那真太遗憾了。我们非常了解您的人品，大夫。看看能为您做些什么。”
他向托马斯伸出手，友好地告退。两人一起走出咖啡馆，然后各自上了自己的车。
6
这次碰头弄得托马斯情绪低落。他责怪自己竟然上当，被谈话的轻松语气给骗了。他竟然没有拒绝和那警察说话（对当时的情况，他毫无准备，也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他至少应该拒绝跟那人去咖啡馆，像跟老朋友似的一起去喝一杯吧！万一要是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万一要是有人认得那家伙，那他一定会认为托马斯是警方的耳目！为什么要跟这警察说他的文章被砍了呢！根本没有道理嘛，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一情况？他对自己深为不满。
大约过了半个月，那个内务部的人又来了。像上次一样，他提出到对面咖啡馆去，可托马斯表示还是在他的诊室为好。
“我很理解您，大夫。”那人笑着说。
但这句话刺激了托马斯。内务部的人刚才的口气，就像一个棋手指出对方刚刚下了一着错招。
他们面对面地，各自坐在一张椅子上，中间隔着托马斯的桌子。开始十分钟，他们只聊流感的事，说到处都在闹流感，然后，那人换了话题，说：“我们已经研究了您的情况，大夫，如果不是您，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到公众舆论。无论是您有意还是无意，您那篇文章正好为反共的歇斯底里助了力。我就不相瞒了，已经有人向我们提出，因为您那篇文章，要把您送上法庭，法律中就有那么一条，叫公开煽动暴力罪。”
内务部的人说完停了一下，盯着托马斯的眼睛。托马斯耸耸肩。那人又以安慰的口吻说：“当然我们没有接受这个主意。无论您的责任有多大，社会都需要您待在能让您发挥才能的位置上。您以前的那个主任非常器重您。我们还找您的病人做了调查，您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专家，大夫！谁也不能非要求医生懂政治，您是被人愚弄了，大夫。必须想个办法弥补。所以我们给您草拟了个声明，我们觉得您应该把它交给媒体。然后，我们会尽可能让它在适当的时候刊登。”说着，他将一张纸递给了托马斯。
托马斯看了上面写的，猛吃一惊。这比两年前主任要他写的那份东西糟糕得多！纸上所写的，再不只是关于收回关于俄狄浦斯一文的声明，还有热爱苏联以及忠于共产党等等句子，上面还有对某些知识分子的谴责，说他们一心想将国家引入内战，尤其是对作家周刊编辑部和那个背有点驼的记者（托马斯从没跟他说过话，只是见过他的名字和照片）的揭发，说他有意欺骗作者，篡改作者文章的意思，把文章改成一篇反革命宣言；上面还写道，那些人都太怯懦，不敢自己站出来写那样的文章，于是就存心把一个天真幼稚的大夫当挡箭牌。
内务部的人看出了托马斯眼中的惊恐。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很友善地拍了拍桌子下面托马斯的膝盖，说道：“大夫，这不过是草稿！您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想换个方式什么的，也未尝不可，完全可以再商量。说到底，这是您的文字！”
托马斯立刻把纸片递给警察，好像害怕多留在手中一秒钟似的。他几乎已经想象着人们会在纸上发现他的指纹。
内务部的人没有伸手去接，而是张开双臂，装作很吃惊的样子（就像教皇站在阳台上为子民祝福时一般），说：“可是，大夫，为什么要把它还给我呢？得留下。回家去再好好考虑一下。”
托马斯摇摇头，仍然耐着性子伸着手，手里捏着那张纸片。内务部的人终于不再做出一副教皇祝福子民的模样，作了让步，接过纸片。
托马斯想跟他斩钉截铁，把话挑明，绝不会写一个字，也绝不会在纸上签名。不过话临出口前，他还是改了语气，平静地说：“我又不是文盲。为什么非要在不是我写的东西上签名？”
“很好，大夫，那么也可以换个方式。您先自己写，然后我们再一起看看。您刚才看到的东西，至少可以给您做个样本。”
警察的提议，为什么托马斯没有立刻断然拒绝呢？
他很快作出了推断：这样的声明除了用来灭整个民族的志气（这也正是俄国人的基本战略发展方向），警察在他的这个案子上恐怕还有更明确的目的：也许他们正准备对托马斯寄去文章的那家周刊的记者提起公诉。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的声明便成了他们的一项证据，他们可以用来发动新闻媒体的攻势来整那些记者。如果托马斯当场就断然拒绝，他就面临危险，警方就有可能把他们早就准备好的声明加上托马斯的假签名刊登出来。到时不会有报纸再刊登他的否认声明！再也不会有人相信托马斯没有写过那篇文章，没有在声明上签过字！他已经很清楚人们的心理，他们从别人的精神耻辱中得到无比的快乐，根本不愿意有什么解释来糟蹋这份快乐。
于是托马斯给警方一丝希望，表示自己去写声明，以此争取时间。第二天，他就开始着手写辞职信。他设想（设想得很正确）自己一旦自愿沦落到社会最底层（那时已有别的学科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都降到了社会最底层），警察就再也不会抓着他不放，不会再对他有什么兴趣。那样的话，他们便不会去发表所谓由他自己签名的声明，也绝对不会有人相信。谁发表这种无耻的公开声明只会高升，而不是沦落。
在波希米亚，医生是国家公务员，国家可以剥夺其职位，但并不一定非这样做不可。跟托马斯谈辞职事宜的那位官员了解他的声望，也很赏识他，试图说服托马斯不要走。托马斯这时突然发现，自己还拿不准所做的选择是否正确。但他已经感觉到，他已通过某种忠诚的誓言和他的这一决定联系在一起，于是他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就这样，他成了一名玻璃窗擦洗工。
7
几年前，在托马斯驱车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路上，他一面想着对特蕾莎的爱，一面柔声重复着：“es muss sein！”可是一越过国界，他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他明白了将自己推向特蕾莎的只是七年前的一系列可笑的偶然（由主任的坐骨神经痛开始），它们把他带入了牢笼，使得他再也无法脱身。
那么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托马斯的生命中并没有什么“es muss sein”，并非如此不可？在我看来，还是有非如此不可的一个因素。但不是爱情，而是职业。托马斯成为医生并非偶然，也不是出于合理的筹划，而是出于他内心深处的渴望。
要是能有什么方法把人分成不同类别的话，那么最佳的分类尺度莫过于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将人们引入不同的职业并终身从事。每个法国人都不同。但全世界的演员都是类似的——无论在巴黎、布拉格或是乡下最不起眼的小剧院。演员就是从小便自愿在不相识的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人。这根本性的自愿与天赋无涉，是比天赋更深刻的东西，少了它，就不可能成为演员。同样，医生就是那些无论发生什么，都愿意终身照料人类身体的人。正是这根本的自愿（而不是天赋或灵巧性）使得托马斯进入解剖室开始了第一年的医科学习，并于六年后成为一名医生。
外科又将医生这一职业的深刻内心需要发挥到了极限，让人类几乎触到神性。要是用木棍对着某人的脑袋一阵猛击，那人会立刻倒下并永远停止呼吸。不过呢，即使没有这事儿发生，他也迟早会停止呼吸。所以杀人不过是稍稍提前完成了上帝将亲自动手完成的事。也许可以假设上帝对杀人早有所料，但对外科则不然。上帝亲手创造了人体，又在其外小心地包上一层皮肤，再封好，不让人类的肉眼看到其内部，但他万万没料到，外科医生竟然敢把手伸进这人体的内部。当初，托马斯面对上了麻醉的病人，第一次以麻利的动作切开皮肤，割出一条又直又精确的口子（就像剪一块没有生命的布料、裁一件上衣、一条裙子或是窗帘什么的），他就体会到一阵强烈但短暂的亵渎神灵的感觉。吸引着他的肯定是这东西！是这种必然性，是深深扎根于托马斯的“es muss sein”而不是什么偶然，或是主任的坐骨神经痛或是任何外因外力推动着托马斯。
可是，这如此深入的东西，为什么托马斯会如此突然、如此坚决且如此简单地割舍掉呢？
他会解释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摆脱警察的纠缠。说句实话，就算理论上是可能的（的确有这类事情发生），但实际上，警方发表一篇有他签名的假声明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人们显然有权利担心危险，即使危险并不太可能发生。姑且先接受这一解释。我们还可以假设，也许托马斯是在生自己气，气自己太笨，假设是他想避免再与警察接触，因为那只会加剧他感到自己无能的痛苦。还可以假设其实他已经失去了工作，因为他在小诊所开开阿司匹林的机械工作，与他想象中的医生职业天差地别。但即便有如此多的假设，我仍对他的决定之突然感到奇怪。是不是在这决定的背后，还藏着什么更深刻的、超出了他理性思考范围的东西？
8
托马斯为了让特蕾莎高兴，也开始喜欢上贝多芬。不过他不太醉心于音乐，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知道贝多芬的著名动机“es muss sein？es muss sein！”的真实故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个叫登普金的先生欠贝多芬五十个弗罗林金币，于是手头总是缺钱的贝多芬找上门来要钱。可怜的登普金叹气道：“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贝多芬乐了，笑着回答：“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后来，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这几个字及其音调，并根据这个很真实的动机谱了个四重唱的短曲：其中三个人唱“es muss sein，ja,ja,ja（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第四个人接着唱：“heraus mit dem Beutel!（掏出你的钱袋！）”
一年之后，在他编号为一三五的最后一部四重奏的第四章里，这一动机成为了核心动机。这时，贝多芬想的不再是登普金的钱袋。“es muss sein”这几个字对他来说已经具备越来越庄严的调子，仿佛是命运之神的亲口召唤。一句话，若出自于康德，哪怕是一声“早安”，要是说得到位，听起来也可能像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命题。德语是一种词语沉重的语言。“es muss sein”根本已不再是一个玩笑，而是“der schwer gefasste Entschluss”，细加掂量的决断。
贝多芬就这样将诙谐的灵感谱成了严肃的四重奏，将一句玩笑变成了形而上学的真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由轻到重（也就是巴门尼德的正负变化之说）的例子。奇怪的是，我们似乎并没对这样的转变表示出惊讶。如果倒过来，贝多芬将严肃的四重奏变成关于登普金还钱的无聊笑话的四重唱，想必定会引起我们的愤怒。然而这却是符合巴门尼德精神的，因为他把重变成了轻，把负变成了正！最初（作为一支没完成的短曲）表现了伟大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而最终（作为完成了的作品）却只是再无聊不过的玩笑？！我们已经再也不会像巴门尼德那样思考了。
我相信，托马斯在自己内心深处，早已十分恼火这一庄重、严肃、逼人的“es muss sein”，于是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对改变的深切渴望，渴望按照巴门尼德的精神，把重变为轻。我们还记得当初他片刻内就作了决断，永世不见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儿子，而且当他得知父母与他断绝关系，反倒松了口气。要推开那试图压到他身上的沉重责任，推开那“es muss sein”，除了采取这突然且不合常理的举动，还会有什么呢？
显然，这是一种外在的，由社会习俗强加到他身上的“es muss sein”，而他对于医学的热爱这一“es muss sein”则是内在的必然。而恰恰这样更糟糕。因为内心的必然总是更强烈，总是更强力地刺激着我们走向反叛。
当外科医生，即是切开事物的表面去看看藏在里面的东西。也许正是这样的渴望推动着托马斯去看看在“es muss sein”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换句话说，要去看一看当一个人抛弃了所有他一直都以为是使命的东西时，生命中还能剩下些什么。
然而，当托马斯去报到，面对和善的布拉格玻璃窗及橱窗清洗店女老板的时候，他的那个决断的后果便突然向他展现了其全部的现实，他几乎惊惶失措。在惊恐中，托马斯度过了打工的头几天。而一旦克服了（大约一周以后）新生活令人惊恐的陌生感，托马斯猛然意识到自己等于是在放长假。
做的是自己完全不在乎的事，真美。从事的不是内心的“es muss sein”逼着去做的职业，一下班，就可把工作丢在脑后，托马斯终于体会到了这些人的幸福（而从前他总是对他们心存怜悯）。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有感受过不在乎带来的快乐。以往每当手术没有如他所愿，出了问题，他就会绝望，会睡不着觉，甚至对女人都提不起兴致。职业的“es muss sein”就像吸血鬼一样吸他的血。
如今，他整天扛着长杆穿过布拉格的街巷去擦洗橱窗玻璃，吃惊地发觉自己感觉年轻了十岁。大商场的女售货员还管他叫“大夫”（布拉格的达姆达姆鼓敲得还是尽善尽美），并常常跟他咨询些感冒、背痛和经期不正常等毛病。每当看到托马斯往橱窗玻璃上喷水、用绑在长杆上的刷子开始清洗玻璃，女售货员总感到不好意思。要是能扔下店里的顾客不管，她们肯定会接过托马斯手中的长杆，替他擦洗。
托马斯主要是擦大百货店的玻璃，不过有时也会被老板派到别人家里。在那个时期，捷克人还是比较团结的，群情激奋，反对迫害知识分子。于是当托马斯以前的病人听说他当了玻璃擦洗工，纷纷打电话到清洗公司指名要求他擦玻璃。而托马斯一到，他们就以香槟或是烈酒招待，先在工作单上签好字，说他擦了多少多少扇窗户，然后便喝喝聊聊度过两个小时。所以托马斯无论是去私人家里还是去商场，都会感到心情舒畅。那时俄国军官的家庭已经开始在这个国家安家，内务部的官员代替了电台被解职的播音员，收音机里整日是些吓唬人的讲话，而托马斯摇摇晃晃地穿过布拉格城的街巷，由一家喝到另一家，像过不完的节，很开心。真是给他放了大假。
他又回到了过单身汉的日子时代。特蕾莎几乎突然消失了，托马斯只有每天夜里才能见到她，当她从酒吧回到家，托马斯已经睡眼朦胧，而早晨，特蕾莎还沉睡时，托马斯又得早起赶去干活。所以每天他有十六个小时是自己的，简直是意外地给他送上了一片自由空间。而对托马斯来说，从他还很年轻的时候起，自由空间就意味着女人。
9
朋友问他有过多少女人时，他闪烁其词，如果他们追问，他就说：“该有两百个左右吧。”几个心怀嫉妒的家伙断定他在吹嘘，他辩解道：“这不算多。我和女人大概打了二十五年的交道。用两百除以二十五，你们瞧瞧，每年差不多才八个新的女人。这不算多。”
然而，和特蕾莎共同生活之后，他的性活动因时间安排而遇上了麻烦；他仅剩下一小段时间（从手术室到家）可以利用，紧张至极（就像山里农民勤劳地耕作自家的小块土地）。跟他突然间意外获得的十六个小时相比，这段时间简直不值一提。（我说十六个小时，因为甚至在擦洗玻璃的八个小时期间，他还有成千个机会结识新的女售货员、女职员或家庭主妇，跟她们约会。）
他在所有女性身上找寻什么？她们身上什么在吸引他？肉体之爱难道不是同一过程的无限重复？
绝非如此。总有百分之几是难以想象的。看到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人，他显然能多多少少想象出她裸体的模样（在这里，医生的经历和情人的经验相得益彰），但是在大致的意念和精确的现实之间，还存在一个无法想象的小小空白，正是这一空白令他不得安宁。然而，对于难以想象部分的追寻不会因为肉体的袒露而结束，它将走得更远：她脱衣服的时候是什么表情？跟他做爱时，她会说些什么？她的叹息是什么声调？高潮来临那一刻，她的脸会怎样扭曲？
“我”的独特性恰恰隐藏在人类无法想象的那一部分。我们能够想象的，仅仅是众人身上一致、相同之处。个别的“我”，区别于普遍，因此预先猜不出，估不了，需要在他者身上揭示它，发掘它，征服它。
在最近十年的行医活动中，托马斯专门和人类的大脑打交道，他知道没有比抓住这“我”更难的事了。希特勒和爱因斯坦，勃列日涅夫和索尔仁尼琴，他们之间的相似远远多于不同。如果能用数据来表示，他们之间有百万分之一的不同，百万分之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相同。
发现那百万分之一，并征服它，托马斯执迷于这一欲念。在他看来，迷恋女性的意义即在于此。他迷恋的不是女人，而是每个女人身上无法想象的部分，换句话说，就是使一个女人有别于他者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
（或许，在这里，他对外科的激情和对女色的激情是一致的。即便和情妇在一起时，他也没有松开想象这一解剖刀。他渴望征服深藏在她们体内的某一东西，为此要撕开她们外面的包裹物。）
人们当然有权利追问为什么他只在性方面寻找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他难道不能，比如说，从她们的步态、烹调口味或对美的偏好等方面去寻求？
当然，这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公诸于世的，用不着去探究，也用不上解剖刀。一个女人喜欢奶酪胜于蛋糕，另外一个忍受不了花椰菜，这的确是表现其独特性的信号，然而，我们很快就看到，这种独特性完全没有意义，对其感兴趣并在其中找寻某种价值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只有在性上，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才显珍贵，因为不是公开就能了解的，而需要去征服。还在半个世纪以前，这种征服需要更多的时间（几个星期，有时甚至是几个月！）。被征服对象的价值与征服她们的时间成正比。甚至在今天，尽管征服的时间大大缩短，性仍旧像一个保险箱，女性之“我”的所有奥秘都藏在里头。
所以，促使托马斯追逐女性的不是感官享乐（感观享受像是额外所得的一笔奖赏），而是征服世界的这一欲念（用解剖刀划开世界这横陈的躯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