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追逐众多女性的男人很容易被归为两类。一类人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找他们自己的梦，他们对于女性的主观意念。另一类人则被欲念所驱使，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的无尽的多样性。
前者的迷恋是浪漫型的迷恋：他们在女人身上寻找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总是不断地失望，因为，正如我们所知，理想从来都是不可能找到的。失望把他们从一个女人推向另一个女人，赋予他们的善变一种感伤的借口，因此，许多多愁善感的女人为他们顽强的纠缠所感动。
后者的迷恋是放荡型的迷恋，女人在其中看不到丝毫感人之处：由于男人没有在女性身上寄托一个主观的理想，他们对所有女人都感兴趣，没有谁会令他们失望。的确，就是这从不失望本身带有某种可耻的成分。在世人眼中，放浪之徒的迷恋是不可宽恕的（因为从不为失望而补赎）。
由于浪漫型的情场老手总是追求同一类型女子，人们甚至觉察不到他们又换了情人；朋友们看不出这些女子之间的区别，总是用一个名字来称呼所有情人，从而不断地引起误会。
在寻欢过程中，放荡型的好色之徒（托马斯显然应归于此类）离约定俗成的女性美（他们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美）愈来愈远，最终不可避免地成为猎奇者。他们知道这一点，也有点儿不好意思，为了不让朋友尴尬，他们从不和情妇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
差不多做了将近两年的玻璃擦洗工，有一次又有新主顾雇他，是个女的。第一次在公寓门口见到她，一见就被她的怪异给迷住了。那是一种不声张，有所保留的怪诞，在普通人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还算讨人喜欢（托马斯猎奇的品味与费里尼对怪物的兴致完全不同）：她出奇的高，比他还高。鼻子线条精美，但太长了。那张脸如此的奇特，无法说她是个美人（所有人都会抗议），也不能说她没有丝毫美妙之处（至少在托马斯看来）。她下穿长裤，上着白色罩衫，那样子，像是个由细高的男孩、长颈鹿和鹤构成的奇特的混合体。
她以专注、探究的目光久久地看着他，眼中还闪过讥讽的智慧光芒。
“请进，大夫。”她说道。
他明白这女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不露声色，问：“什么地方可以接水？”
她打开浴室的门。眼前出现了盥洗盆、浴缸和抽水马桶；浴缸、盥洗盆和抽水马桶前面铺着小块红色地毯。
像长颈鹿又像鹤的女人笑眯眯的，边眨着眼睛，她说的每句话好像都别有用意，藏着讥讽。
“浴室就归您了，大夫，”她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这儿洗个澡也行？”
“您喜欢洗澡？”她问。
他接满一桶热水，回到客厅。“您想要我从哪儿开始？”
“由您了。”她耸了耸肩，说。
“能看看其他房间的窗户吗？”
“您想参观一下我的公寓？”她微笑着，仿佛擦洗窗户只是托马斯一时兴起，她对这种心血来潮丝毫不感兴趣。
他走进隔壁房间。那是间卧室，有一扇大窗户，两张床紧挨在一起，墙上挂着一幅秋景图，落日映照着桦树林。
他出来时，桌上已摆了一瓶开塞的葡萄酒和两只杯子。“辛苦之前，愿不愿提提劲儿？”她问道。
“非常乐意。”托马斯坐下来，说。
“像您这样走进别人的家里该很有意思吧？”她说。
“是不算太糟。”托马斯回答。
“到处遇到丈夫正在上班的女人。”
“更多的是奶奶和姥姥。”托马斯说。
“您不怀念过去的职业？”
“还是告诉我，您是怎么知道我过去干哪一行的？”
“您的老板很为您骄傲。”鹤女人说。
“现在还是？”托马斯惊讶地问。
“我打电话叫人来擦玻璃时，他们问我要的是不是您。听说您是个有名的外科大夫，被医院赶了出来。我对您就产生了兴趣。”
“您的好奇心真是非同寻常啊。”他说。
“看得出来？”
“是啊，从您看东西的模样。”
“我是怎么看的？”
“眯着眼睛。还不停地提问。”
“您不喜欢回答？”
多亏了她，对话一上来就变成了打趣。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和外界无关。所有的话语都只涉及他们自己。对话立即以他们二人为主题，没有比用触摸来补充词汇更简单的事了。托马斯说到她眯眼时，手也摸到了眼上。他摸一下，她反过来也碰一下。她这样做并非是本能的反应，更像是有意识地坚持，仿佛在玩“你一下，我一下”的游戏。他们相对而坐，手放在对方的身体上。
当托马斯试图把手伸向她的私处时，她终于开始挡了一下。他实在弄不清她是不是真挡，但时间已过去了很多，十分钟之后，另一个主顾还等着他呢。
他站起身，解释说自己该走了。她的面颊红得像着了火。
“我还得在您那张工单上签字呢。”她说。
“可我什么也没做啊。”他不同意。
“是我的错，”她说，接着以一种温柔、无邪的声音缓缓补充道：“我得再叫您来，好让您做完因为我都没开始做的活儿。”
由于托马斯拒绝把工单交给她签，她以一种乞求帮助的语调柔声说道：“求您了，给我吧。”她眯着眼又说：“付账的不是我，是我丈夫。拿钱的不是您，是国有公司。这场交易与你我都无关。”
11
这个像长颈鹿又像鹤的女人身上很不协调，令人称奇，只要一想到它，就给他以刺激：笨拙以风骚为伴；天真直白的性渴望与讥讽的微笑相随；住宅平庸俗气，女主人却奇特不凡。做爱时，她会是什么模样？他试图去想象，但不容易。接连几天，他脑子里尽想着她。
她第二次请他去，一瓶葡萄酒、两个杯子早已摆在桌上等着。然而，这次一切都很快。他们很快就来到卧室（画中，夕阳洒落在白桦林上），面面相对，拥在一起。他习惯性地命令道：“把衣服脱了！”然而，她没有服从，而是反过来命令他：“不，您先脱。”
他对这种反应很不习惯，一时有点儿慌张。她开始解他裤子的纽扣。“把衣服脱了！”他又下达了命令，一连几次（很可笑，不奏效），于是，他只有妥协。根据上次她强制的游戏规则（“你一下，我一下”），她为他脱裤子，他为她脱裙子。接着，她脱去他的衬衫，他脱掉她的罩衫，一直到两人赤身相对。他的手放在她潮湿的私处，手指滑向肛门，女人身上的这个地方是他的最爱。她的肛门极其突出，让人明确地联想到长长的消化管道在此处以一个微微的隆节结束。他触摸着这紧闭完整的环形，这最美的圆戒，在医学术语中被称为括约肌。突然，他在臀部同样的位置上感受到了女人的指触。她镜子般精确地重复着他的每个动作。
我已经说过，他经历过约摸两百个女人（当玻璃擦洗工之后还要多得多），即便如此，他还从未遇到一个比他高的女子，神气活现地站在面前，眯着眼，抚摸他的肛门。为了摆脱尴尬，他猛地把她推倒在床上。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令她措手不及。细高的身躯仰面倒下，布满红色雀斑的脸闪现出失去平衡的惶恐神情。他站在她面前，抓住她的膝盖，把她微微叉开的双腿举得高高的。这下子，那两条腿就像惊惶的士兵面对挥舞的武器投降时高举的双臂。
笨拙伴着激情，激情伴着笨拙，托马斯感受到绝妙的刺激。他们久久地做爱。他细细察看她长满红色雀斑的脸，在上面寻找女人被绊倒在地时的惊惶神情，那无法模仿的表情刚刚将一股亢奋传入他的大脑。
完事之后，他要去浴室冲洗。她跟着进去，细加解释，告诉他肥皂在哪儿，浴用毛巾手套在哪儿，怎样放热水。事情这么简单，她却不厌其详，令他好奇。他说，他都明白了，想单独待在浴室里。
“您不想让我看着您洗吗？”她以乞求的腔调说。
他好不容易把她支出门外。他洗了澡，在盥洗盆里撒了尿（捷克医生的惯常做法）。他感觉她在浴室前不耐烦地来回走动，寻找进门的借口。关上水龙头时，他注意到屋子里一片沉寂，他认为她在偷窥。他几乎可以肯定，门上有个洞，她的一只美丽的眼睛正眯着贴在洞上。
离开她时，他的心情极佳。他努力回忆重要情节，将记忆压缩成一个化学公式，以定义这个女人的独一无二（百万分之一的不同之处）。他终于得到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公式：
一、笨拙伴着热情；
二、失去平衡而跌倒的人的惶恐的脸；
三、两腿高举，恰如士兵面对挥舞的武器举起投降的双臂。
念叨着这个公式，他体验到一阵灿烂的快意，仿佛又征服了世界的一角；仿佛用想象的解剖刀，从宇宙无尽的天幕上切下细薄的一条。
12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期，他还有过这样的事：跟一个年轻女子多次幽会，地点就在老朋友借给他的公寓里，那房子他每天可以一直使用到半夜。一两个月之后，她跟他提起他们有过的一次幽会：他们就在窗前的地毯上做爱，她说，外面电光闪闪，雷声隆隆。他们在狂风暴雨中做爱，她说，真美，令人难忘啊！
听着听着，托马斯很吃惊：没错，他记得他们是在地毯上做爱（朋友的单间公寓里只有一张狭窄的长沙发，躺在上面他感觉不舒服），然而他把暴风雨给彻底忘了！真奇怪：他想起跟她的几次幽会，甚至清楚地记得他们做爱的方式（她拒绝从后面进入），记得做爱时她常说的几句话（她总是要他搂紧她的髋，如果他看她，她会抗议），他甚至记得她内衣的式样——然而，他完全记不得那场暴风雨了。
对于有过的风流韵事，他的回忆只记录下性征服这条崎岖而狭窄的道路：第一声挑逗，第一次触摸，他告诉她与她告诉他的第一件淫事，以及所有那些他慢慢强迫对方接受、直至遭受拒绝的反常的小小性把戏。剩下的全部被他排斥（几乎以学究般的细心）在记忆之外。他甚至记不得第一次遇上这个或那个女人是在什么地方，因为相遇的一刻还发生在纯粹意义上的性征服之前。
年轻女子在讲述着暴风雨，脸上挂着梦幻般的微笑。他惊讶地看着她，几乎有些羞愧：她经历了某种美妙的东西，而他却没有和她一起经历。他们的记忆对那天夜里暴风雨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可从中看到爱与不爱的巨大区别。
不爱，并不意味着托马斯对那个年轻女人厚颜无耻，像人们说的那样，只把她看作性工具。相反，他像爱女友一般爱她，欣赏她的个性和智慧，只要她有需要，他随时会帮她。待她不好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记忆，他无能为力，是记忆将她从爱情区域排除出来。
看来，大脑中有一个专门的区域，我们可称之为诗化记忆，它记录的，是让我们陶醉，令我们感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美丽的一切。自从托马斯认识特蕾莎之后，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在他头脑的这个区域留下印记，哪怕是最短暂的印记。
特蕾莎像暴君般独霸他的诗化记忆，将其他女人留下的痕迹一扫而光。这不公平，因为，比如说，在暴风雨中，跟他在地毯上做爱的年轻女子并不比特蕾莎缺乏诗意。她对他嘶喊：“闭上眼，搂紧我的髋，抱紧我！”她不能忍受托马斯做爱时睁着眼，以专注、探究的目光看她，她无法忍受他的身体稍稍抬起，在她的上方，而不贴紧她的肌肤。她不想让他研究她。她想领他进入狂喜的波涛，只有闭着眼睛才能潜入其中。她拒绝趴下身体，因为这种体位令他们的身体难于接触，而他就能从差不多五十厘米之外观察她。她厌恶这段距离，想和他融为一体。她盯着他，硬是跟他说自己没有得到享受，尽管地毯已被她的爱液浸透：“我寻求的不是快感，而是幸福。没有幸福的快感，那算不上快感。”换句话说，她敲打着他的诗化记忆之门。然而，门紧闭着。托马斯的诗化记忆中，没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只在地毯上。
托马斯和其他女人的艳遇结束之处，恰恰正是他和特蕾莎的艳遇开始之端。与特蕾莎的艳遇并非源自促使他追逐女性的迫切欲望。他不想在特蕾莎身上揭示什么。在他眼里，她已经毫无遮掩了。在用想象的解剖刀划开世界这横陈之躯以前，他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与她做了爱。在耗费心思揣摩她做爱时是什么模样以前，他就已经爱上了她。
爱情故事只发生在做爱之后：她发烧了，他不能像对其他女人那样送她回家。他跪在床头边，冒出一个念头：她是被别人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流送到他身边的。我已经说过，隐喻是危险的。爱由隐喻而起。换言之：爱开始于一个女人以某句话印在我们诗化记忆中的那一刻。
13
她很快又留下新的印记：像每天早上一样，她去拿牛奶。他开了门，她怀里搂着一只裹在她红围巾里的乌鸦，就像吉卜赛女人搂着他们的孩子。他永远也忘不了，就在她的脸旁边，乌鸦那张巨大的嘴仿佛在控诉。
她发现了这只被活埋半截的乌鸦。从前，哥萨克人就是这么对待俘虏的。“是孩子们干的。”她说。这话不仅仅是简单的陈述，还表达了对于人类突然的厌恶。他记得她最近对他说过：“你从不想要孩子，我开始为这个感谢你了。”
就在前一天，她还向他抱怨，有个家伙在她工作的酒吧侮辱她。他扯着她廉价的项链，一口咬定那是她卖淫赚来的。她像变了个人似的，托马斯思忖着，比事情本身要严重得多。想到两年来见她的时候如此少，他甚至不再有机会紧握她的双手让它们停止颤抖，他突然难受起来。
早上，他满脑子里都是那些念头，来到公司办公室，一个职员在那儿给清洗工安排一天的活儿，一个私人主顾特别要求他们派托马斯去洗窗户。他心境恶劣，前往指定的地点，害怕叫他的又是个女人。他只想着特蕾莎，艳遇对他已经没有诱惑。
门开了，他松了一口气。面前是一个微微驼背的高个子男人。男人长着又长又尖的翘下巴，让他想起某个人。
“请进，大夫。”他微笑着说，并领他进了客厅。
一个年轻人在那里等着他。他站着，满脸通红，看着托马斯，试图挤出笑容。
“你们二位，我想就没有必要再做介绍了吧。”男人说。
“是的。”托马斯板着脸说。他把手伸向年轻人，那是他儿子。
翘下巴男人终于介绍了自己。
“明白了，您让我想起了某个人！”托马斯说，“肯定的！我当然知道您！知道您的名字。”
他们坐在扶手椅上，中间隔着一张矮桌子。托马斯想，坐在对面的两个男人都是他的创造物，尽管并非出自他的意愿。妻子逼他生了这个儿子，警察审讯他，逼他描绘出这个驼背高个子男人的外貌。
为了扫除这些念头，他说：“好吧！从哪扇窗户开始呢？”
对面两个男人开怀大笑起来。
是的，很明显，这跟窗户完全没有关系。请他来，不是叫他洗窗户，他被请入了一个圈套。他从没跟儿子说过话，握手也是头一回。他只清楚他的长相，也不想了解他别的方面。关于儿子的事情，他什么都不想知道，并希望儿子对他也抱有这种想法。
“漂亮的招贴画，不是吗？”记者指着一张大幅镶框画说。那画就挂在托马斯对面的墙上。
进门后，托马斯第一次抬起头。墙上挂满了有趣的画，有不少照片和招贴画。记者指的那张刊登在周刊一九六九年年末的某期上，那时杂志还没被俄国人查禁。它模仿一九一八年俄国内战时号召群众加入红军的一张著名宣传画：一个头戴红五星军帽、目光极其严峻的战士直逼着你的眼睛，一手的食指指着你。俄文原文写着：“公民，你还没有参加红军？”这话被替换成下面的捷克文字：“公民，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
这是个绝妙的玩笑！《两千字书》是布拉格之春的第一个重大宣言，要求共产党制度彻底民主化。一批知识分子在上面签了名，接着是普通民众，签名如此之多，数都数不清。当红军入侵波希米亚，政治清洗开始时，摆在公民面前的一个问题便是：“你呢，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凡承认签过名的，当场被解雇。
“漂亮的画。我还记得。”托马斯说。
记者微微一笑：“希望红军战士没在听我们说话。”
他以严肃的口吻补充道：“要清楚，大夫，这里不是我家。这公寓是朋友的。说不准警察这时候正在听我们说话。这完全有可能。如果您到我家里，就大可放心了。”
接着，他的口气又轻松下来：“可我认为我们也没什么要藏着掖着的。此外，想想吧，未来的捷克历史学家从中还可以得到好处！他们能在警察的档案里找到所有知识分子的生平，那全都被录在磁带上了！您知道，一个文学史家为重构伏尔泰、巴尔扎克或托尔斯泰的性生活要费多大的力气？而捷克作家却丝毫不用担心，一切都记录下来了。哪怕是最轻微的一声叹息。”
接着，他转向想象中藏匿在墙里的麦克风，提高声音说道：“先生们，在这样的场合，我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们的工作，并谨以我个人以及所有未来历史学家的名义感谢你们。”
三个人都笑了，接着，记者开始长时间地谈论他的周刊被禁的始末，谈起当初构思这幅漫画的画家如今在干什么，谈起捷克其他画家、哲学家、作家如今在干什么。俄国入侵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剥夺了工作，成了擦洗玻璃的、看停车场的、门房守夜的、给公共建筑烧锅炉的，最好的是开出租车的，因为这还需要门路。
记者说的一切并非没有意思。然而托马斯的注意力怎么也集中不到他的话上。他在想他的儿子。他想起近几个月来，他常在路上遇到他。显然，那不是偶然的。让他吃惊的是，儿子愿跟受迫害的记者在一起。托马斯的前妻是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自然而然地推断儿子一定是受了她的影响。他对他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问问他跟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但当着陌生人的面提这个问题似乎不合时宜。
记者终于切入问题的关键。他说越来越多的人仅仅因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被捕。他以下面的话结束了陈述：“说到底，我们心想该做点什么了。”
“你们想干什么？”托马斯问。
儿子这当儿插了进来。这是他第一次听儿子说话。他惊奇地发现儿子说话结巴。
“根据我们的了解，”他说，“政治犯受尽了折磨。有几个人的情况极其危急。于是，我们想起草一份请愿书，由捷克最知名的、目前说话还有一定分量的知识分子签名，这或许是件好事情。”
不，这不是结巴，更像是在打嗝，说得很慢，一字一顿无意中像是在强调。他自己也显然觉察到了，因为两颊刚恢复到正常颜色，顷刻间又变得通红。
“你们是希望我向你们指出几个我行当里的人选，你们好去找？”托马斯问。
“不，”记者笑了，“我们要的不是您出主意，而是您的签名！”
他再次觉得荣幸！他再次感到幸福，人们还没忘记他是个外科大夫！他谦逊地推辞道：“听着！他们把我赶了出来，这并不就代表我是个有名的大夫啊！”
“我们不会忘记您发表在我们周刊上的文章。”记者微笑着对托马斯说。
儿子低声说：“没错！”话中含着热情，托马斯可能没有觉察。
“我不认为，”托马斯说，“我的名字出现在请愿书上能帮助政治犯。应该让那些还没失宠的，对当权者或多或少还有些影响的人来签名。您不这样看吗？”
“他们当然应该签名！”记者说，说罢一笑。
托马斯的儿子也笑了，那是已经相当明察事理者的笑：“只是，这些人绝不会签名！”
记者紧接着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找他们！不让他们出丑，我们还没有这么好的心肠，”他说，“我想让您听听他们的理由，真是妙极了！”
儿子笑了，以示赞同。
记者接着说：“显而易见，他们会声称赞同我们的所有行为，只是，他们说，要采用别的方式：采用一种更理智、更谨慎的策略。他们害怕签名，如果不签，又怕我们觉得他们不好。”
儿子和记者一起笑了。
记者递给托马斯一张纸，上面文字简短，以相当谦恭的口吻请求共和国总统赦免政治犯。
托马斯试图很快理出个思绪：赦免政治犯？很好。难道某些被当局抛弃的人（潜在的政治犯）向共和国总统请愿，政治犯就能获得赦免？这类请愿书造成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犯不会被赦免，即便当局碰巧打算释放他们。
思路被儿子打断了：“主要目的是要让人明白，这个国家里还有一帮男女无所畏惧，要表明谁跟谁站在一起，要好麦与毒麦分清楚。”
托马斯在思索：是的，没错，但这和政治犯有何干系？要求大赦和分清好麦与毒麦，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您在犹豫，大夫？”记者问。
是的，他在犹豫。但他害怕说出来。战士在对面墙上用指头威胁他，说：“你还在为加入红军而犹豫？”或是说：“你还没在《两千字书》上签名？”或者：“你呢，你在《两千字书》上签名了吗？”或者还有：“你不愿在大赦请愿书上签名？”无论说的是什么，都是在威胁。
对于那些认为应该赦免政治犯，却寻求千般借口不愿签名的人，记者刚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些理由只是托辞，后面潜藏着怯懦。那么，托马斯能说什么呢？
沉寂许久，这回是托马斯笑着打破了沉默。他指着墙上的画，说：“瞧这家伙，他在威胁我，问我要不要签名。在他的目光下很难思考！”
三个人笑了一阵。
托马斯接着说：“很好。我要考虑考虑。咱们过几天再见面？”
“我很乐意见您，”记者说，“但请愿书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想明天把它递交给总统。”
“明天？”
托马斯想起胖警察，他曾递给他一纸文书，要他告发的恰正是个翘下巴的男人。大家都逼迫他签名，在不是他自己写的东西上签名。
儿子说：“既然如此，没有必要再考虑了！”
言词逼人，语调却近乎恳求。这一次，他们相互对视，托马斯注意到，当儿子专注地看东西时，上唇左角会微微翘起。这一翘，他很熟悉，当他对着镜子，仔细检查胡子有没有刮干净时，在自己的脸上常见这种表情。看到它出现在别人的脸上，一种不快的感觉油然而生，他难以抑止。
一个人要是一直和孩子在一起生活，彼此的相似之处，早已习以为常，有时注意到了，也会觉得很正常甚至会觉得有趣。但，这是托马斯生平第一次和儿子说话！在坐在对面的人嘴上见到这一翘，他还真的不习惯！
假设您的一只手被截下来，移植给别人。一天，某人在您对面坐下，用这只手对着您的鼻子指指划划，您大概会觉得那东西很可怖。尽管您很熟悉它，尽管那是您自己的手，您还是怕它碰到您。
儿子紧接着说：“我希望，你站在受迫害者一边。”
整个谈话过程中，托马斯一直在琢磨儿子会用“您”还是用“你”来称呼他。儿子也一直字斟句酌，避免选择。这次，他终于作出了选择。他用的是“你”，托马斯突然间确信，整个这场戏，跟赦免政治犯毫无关系，儿子是个赌注：如果他签了名，二者的命运就此联系在一起，托马斯多多少少不得不和他接近。如果他不签，他们的关系将不复存在，就像从前一样，但，这次并非出自他的意愿，而是儿子的意思，由于父亲怯懦而不再认他。
他仿佛一个棋手，无法挽回败局，惟有放弃。不管怎样，签还是不签，结局都完全一样。这不会使他的命运有丝毫改变，政治犯的命运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把它给我。”他说，说着拿过了那张纸。
14
仿佛是为了回报他的决定，记者说：“您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棒极了。”
儿子递给他一支笔，又说：“有的思想像杀人。”
记者的赞美之词他很是受用，但儿子的比喻他觉得不妥，有些夸张。他说：“很不幸，这一刀，只有一个牺牲品，就是我。因为这篇文章，我再不能为病人做手术了。”
这些话听起来冷冰冰的，几乎含有敌意。
为了抹去这小小的不谐之音，记者说（以致歉的神情）：“但您的文章帮了很多人。”
对托马斯而言，从他孩提时起，“帮人”这个词儿仅和一项行为相联系：行医。一篇报上的文章曾帮过什么人？这两个人想让他相信什么？他们把他的整个一生归结为对于俄狄浦斯的微不足道的思考，甚至还要少：归结为对当局发出的一个简单的“不”字。
他说（声音依旧冷冰冰的，而他自己却未意识到）：“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帮过什么人。但是，当医生的时候，我倒是救过不少人的命。”
又静了下来。他儿子打破了沉默：“思想同样可以拯救生命。”
托马斯在儿子脸上看到了自己的嘴，思忖着：看见自己的嘴巴说话结结巴巴，倒真滑稽。
儿子继续说，可以感觉到他说话很费力：“你的文章里有种了不起的东西：拒绝妥协。而我们却正在丧失这种明辨善恶的能力。我们不再知道负罪感是个什么东西。人们找到了托辞：斯大林欺骗了他们。谋杀犯竟以母亲不爱他而感到失望为借口。突然，你道出了一切：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人在灵魂和良知上比俄狄浦斯更无辜。然而，看清了自己的所为之后，他惩罚了自己。”
托马斯看着儿子脸上自己的嘴唇，努力将目光从那张嘴唇上移开，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记者身上。他感到不快，想反驳他们。他说：“你们要知道，这一切只是个误会。善与恶的界限极其模糊。我不要任何人受到惩罚，这不是我的初衷。惩罚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蛮的行径。俄狄浦斯神话是很美。然而，以这种方式运用它……”他还想再说些什么，但，他想起他的话有可能正被录下来。他没有丝毫野心被几个世纪之后的历史学家援引。他倒是害怕被警察援引。因为警察要求他的，恰恰是对这篇文章的谴责。他不乐意警察听到他亲口说出来。他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可能于某一天被拿去广播。他闭上了嘴巴。
“是什么令您改变主意？”记者问。
“我倒是在想，究竟是什么让我写了这篇文章。”托马斯说。他立刻回想了起来：她就像一个被弃在篮子中的孩子，顺流漂到他的床榻之岸。是的，就因为这个，他找来了那本书，重温了罗慕洛斯、摩西和俄狄浦斯的故事。突然，她出现了，他看到她在他面前，怀里搂着被红围巾包住的乌鸦。这个形象令他为之一振。这个形象的出现，是来告诉他：特蕾莎还活着，此时此刻和他在同一个城市里，除此以外，其他什么都不重要。
记者打破了沉默：“我理解您，大夫。我同样不喜欢惩罚别人。但是，我们要的不是惩罚，而是免除惩罚。”
“我明白。”托马斯说。他知道，几秒钟之后，他可能会做出一项举动，这一举动或许称得上慷慨，但可以肯定毫无用处（因为它根本帮不了政治犯），这一举动就个人而言，还令他不快（因为他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的）。
儿子还说（几乎以恳求的语调）：“你有责任签名！”
责任？儿子向他提起责任？这是他听到的最糟糕的字眼。特蕾莎双臂搂着乌鸦的形象再次出现在他眼前。他想起来，她告诉他，昨天晚上一个警察来酒吧纠缠她，她的手又开始颤抖。她也老了。他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她。她，六次偶然的结果；她，是主任坐骨神经痛生成的花朵；她，是所有“es muss sein”的对立面；她，是他惟一真正在乎的东西。
为何还考虑要不要签名？他的所有决定仅依据一个标准：不做任何可能伤害特蕾莎的事情。托马斯不能拯救政治犯，但他可以令特蕾莎幸福。不，就连这个，他也做不到。但是，如果在请愿书上签了名，他几乎能肯定，警察骚扰她的次数还会更多，她的手会抖得更厉害。
他说：“挖出被活埋的乌鸦比向主席递交请愿书要重要得多。”
他知道这话令人费解，但自己深感满足。他感到一阵醉意向他袭来，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在向妻子宣布自己不想再看到她和儿子的那一天，他体验到同样的黑色的醉意。在往信箱里投下那封宣布放弃行医的信件的时候，他也体会到同样的黑色的醉意。他完全不能肯定自己做的是对的，但可以肯定做了自己想做的。
“很抱歉，”他说，“我不签名。”
15
几天之后，所有的报纸都在谈论请愿书。
自然，没有一处指出这只是一个谦恭的请求，呼吁释放政治犯。没有一张报纸引用这篇短文里的片言只语。然而，见诸报端的都是些长篇大论，用含糊吓人的字眼，谈论一份为新的反社会主义斗争提供了跳板的颠覆性宣言。签名人被指名道姓，一一点出，伴着他们名字的，是让人脊背冷飕飕的恶意中伤和人身攻击。
当然，这都是可以料到的。所有的公众行动（集会、请愿、街头示威）除非由党组织，均属非法，参与者都会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人人皆知。大概就因为这个，托马斯为没在请愿书上签名更感到内疚。说到底，他为何没有签名？他甚至不再清楚是什么促使他作出这个决定。
我再次看到他出现在小说开端的形象。他站在窗边，看着院子对面楼房的墙。
他就产生于这一形象。就像我曾说过的，小说人物不像生物那样诞生自母体，而是产生于一种情境，一个语句，一个隐喻。隐喻中包含了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人生的基本可能性，在作家的想象中，它只是还未被发现，或人们还未论及它的实质。
然而，是否可以断言一个作家只能谈论他自己？
无能为力地朝院子里张望，怎么也无法做出决定；在爱的激奋时刻听到自己的肚子一个劲地咕咕作响；背叛，且不知该如何在那条如此美丽的背叛之路上止步；在伟大的进军行列中举起拳头；在警察藏匿的麦克风前卖弄自己的幽默感等等。我知道这一切的情形，自己也都经历过。然而，小说人物并非产生于我的履历表中的任何一种情景。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未曾实现的可能性。我爱所有的主人公，并且所有主人公都令我同样地恐惧，原因就在于此。他们，这些人物或那些人物，跨越了界限，而我只是绕了过去。这条被跨越的界限（我的“我”终结于界限的那一边）吸引着我。小说要探寻的奥秘仅在另外一边开始。小说不是作家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说得够多了。让我们回到托马斯身上。
他站在窗边，望着院子对面楼房那脏兮兮的墙。他有些想念那个长着翘下巴的大个子，想念他的朋友，这些人他并不熟，自己也并未加入他们的行动。就像是在火车站台上与一个陌生的美人交臂而过，还没来得及上前搭讪，她就上了开往里斯本或伊斯坦布尔的列车的卧铺车厢。
他又开始思考：他当时到底应该怎么做？即便抛开个人情感（对记者的钦佩，儿子惹起的恼怒），他仍旧不知道是否应该在给他看的那篇文字上签名。
当有人逼迫你沉默时，提高嗓门对不对？对。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为何各种报纸运用如此多的篇幅来报道这次请愿？新闻界（完全由国家操纵）本可以对整个事件不置一词，没有人会知道。它们说了，因为那是由国家的统治者一手安排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天赐良机，为发动一个新的迫害高潮提供了借口。
那么，他该怎么做？签还是不签？
对这个问题也能以如下方式提出：是大声疾呼，加速自己的死亡好？还是缄口不言，以换取苟延残喘好？
这些问题是否只有一个答案？
他再次冒出那个我们已经知晓的念头：人只能活一回，我们无法验证决定的对错，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上天不会赋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生命以供比较不同的决定。
历史如同个人生命。捷克人仅有一部历史，它和托马斯的生命一样，将终结于某一天，无法上演第二回。
一六一八年，波希米亚贵族鼓起勇气，决定捍卫自己的宗教自由。出于对坐在维也纳御座上的皇帝的激愤，他们把皇帝的两个代表阁下从赫拉得兹城堡的窗户扔了出去。三十年战争由此而开始，它几乎令整个捷克民族毁灭。较之勇气，捷克人是否需要更多的谨慎？答案看似简单，却并不简单。
三百二十年过去了，到一九三八年，即慕尼黑会议之后，整个世界决定将捷克人的国家牺牲给希特勒。他们是否该奋起反抗，和数量是他们八倍的敌人孤身奋战？与一六一八年的所作所为相反，较之勇气，他们表现出更多的谨慎。他们的投降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结果是彻底丧失了作为一个民族的自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较之谨慎，他们是否更需要勇气？到底该怎么做？
假如捷克历史可以重演，每一回都尝试另一种可能性，比较不同的结果，这肯定是有益的。缺了这样的经验，所有的推测都只是假设的游戏。
Einmal ist keinmal.一次不算数。一次就是从来没有。波希米亚的历史不会重演，欧洲的历史也不会重演。波希米亚和欧洲的历史是两张草图，出自命中注定无法拥有生死经验的人类之笔。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不能承受地轻，轻若鸿毛，轻若飞扬的尘埃，轻若明日即将消失的东西。
托马斯再次以怀恋的心情想起驼背的高个子记者，几乎带着爱恋。此人在行动，仿佛历史不是一张草图，而是一幅完成的画。他在行动，仿佛他的所作所为可以无限重复，永恒轮回。他很笃定，从不怀疑自己的作为。他坚信自己是在理的，在他看来，那不是精神狭隘的表现，而是美德的标志。他生活在和托马斯不同的历史之中：活在不是一张草图（或者还未意识到是）的一部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