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之前从未想过要凭个人能力涉足这一领域。”马斯克这样说道。阿波罗登月都已经过去30来年了，他以为美国宇航局一定早就在做飞向火星的计划了。当天晚些时候，关于太空的讨论依旧萦绕在马斯克脑中，于是，他仔细翻阅了美国宇航局的网站。令他吃惊的是，上面竟找不到任何要将人类送上火星的计划。当时他想，或许只是因为网站设计得不够好，以致他没能找到相关内容。
但事实并非如此。回到加利福尼亚州之后，马斯克开始参与各类航天研讨会。他很快就发现，美国宇航局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计划，而私人组织却在着手进行一些有趣的行动。他受邀参与了一些项目，例如行星学会的第一个项目——制造一只太阳帆。行星学会是由其成员自主出资建立的组织，他们当时正在造一种反射光帆，这种光帆能在太空中展开，并以太阳光子的动量作为动力。马斯克还资助了XPRIZE基金会，基金会拨出了1000万美元的奖金，哪个组织能率先造出可以进行载人短途亚轨道飞行的宇宙飞船，就能赢得这笔奖金。2001年晚些时候，马斯克还以个人名义谋划了一个太空计划，希望借此激发公众对美国宇航局和火星探索事业的支持。他计划建造一个小型的实验温室并将其发射到火星上，他将这个设想命名为“火星绿洲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要去采集一些火星土壤的样本，并将其带回培养舱，将火星土壤和带去的地球土壤进行混合，在混合土壤里埋下种子，再通过网络摄像头将这些植物的成长过程传回地球。”克里斯·汤普森说道。汤普森当时是波音公司的航空航天工程师，他帮助马斯克进行了“火星绿洲计划”中小型火星登陆器的概念设计。
当汤普森和其他几位工程师正在研究这个实验温室计划需要的有效载荷问题时，马斯克和他的顾问们千里迢迢两次前往俄罗斯，试图购买一枚经过改造的洲际导弹来实现发射任务。但俄罗斯人并没把马斯克当回事，觉得他是个门外汉，就拿着旧的火箭助推器向马斯克开出了高得离谱的价格。马斯克担心，要是签下了首付款的支票，以后对方只会不断提高价格。“最后一次俄罗斯之行结束后我就觉得这不是办法，要价只会水涨船高。”马斯克回忆道，“那时我就在想，怎么才能靠自己造出火箭来。”
吉姆·坎特雷尔也敦促马斯克认真考虑自研这条出路。坎特雷尔是马斯克的顾问之一，他既是工程师，也是一位有抱负的商人。于是，马斯克开始在洛杉矶的相关社群里约见火箭科学家，那里是航空航天工程师的大本营。很快，他又聘请了别的顾问来助力他这个破天荒的尝试。这些顾问中包括曾经在波音公司与汤普森共事过的约翰·嘉维，以及火箭发动机研发领域的后起之秀汤姆·穆勒。马斯克很清楚，曾有不计其数的企业家尝试在火箭科学领域搞出点儿名堂。马斯克想要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2002年2月，约翰·嘉维安排马斯克去参观南加利福尼亚州知名火箭俱乐部反应研究学会的发射场。那天，这位百万富翁对莫哈维沙漠的寒风和低温显然准备不充分。“我记得当时室外大概是零下8华氏度（约为零下22.2摄氏度）,”汤普森回忆道，“马斯克穿着一条宽松的休闲裤，脚蹬一双尼曼百货的高档皮鞋，身着一件紧身的薄皮衣就出现了。”但在谈话之间，马斯克听得很用心，提问也总能问到点子上。他那时已经把能搞到手的关于火箭的所有资料都读过了，包括苏联的技术手册，还有约翰·德鲁里·克拉克写的有关火箭燃料的著作《点火！》。
随着对火箭的了解逐渐加深，马斯克更透彻地认识到美国航天发射行业的不足之处。他原本希望通过“火星绿洲计划”来唤起大众对航天事业的兴趣，使美国宇航局能获得更多资助，从而续写“阿波罗计划”的辉煌，实现人类登上火星的梦想。而现在，他发现美国乃至全球航天发射行业存在着系统性的问题，这并不是提供资金就能解决的。马斯克意识到，即便“火星绿洲计划”成功了，美国宇航局获得了双倍预算，到头来这些钱很可能只会被用于一些做做样子的太空计划。但马斯克想要的，是让人类真的能够进一步探索太阳系，并在其他星球定居。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发个火箭要这么贵了，”马斯克说道，“看看美国宇航局养着的那些御用供应商，有像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样的供应商，你有多少预算都不够用。但他们又有什么能耐呢？我意识到‘火星绿洲计划’是远不足以解决问题的。”
解决星际航行问题的第一步是降低发射成本。如果美国宇航局和私人公司能用更少的钱发射卫星和送人类进入太空，就能在太空做出更多新尝试，而更多的商业应用又能带来更多的机会。这一觉醒促使马斯克立刻行动起来。
那年春天，马斯克召集了十几位知名的航空航天工程师，在洛杉矶机场的万丽酒店开会。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迈克·格里芬找来的，他是这个群体的领头人，3年之后他将成为美国宇航局的局长。马斯克一直仰仗他出谋划策。嘉维、穆勒和汤普森也被邀请出席了这次会议。
“正如马斯克一贯的作风，他稍稍晚到了一点儿。这显然惹恼了不少在座的航天业资深高管。”汤普森说，“他走进会场，直截了当地宣布要成立自己的火箭公司。我真切地记得当场有人发出窃笑，也有人直接笑出了声，人们都劝他说，‘省点儿钱吧孩子，留着去海边度度假多好’。”
这个“孩子”可不觉得这个想法有什么好笑之处。在这次会议上受到的质疑，以及平时身边心腹密友们提出的疑虑，都只能使马斯克变得更有动力。有好几个朋友都劝过马斯克不要冒险，莱西甚至制作了一段长达1小时的视频，汇总了各种火箭发射失败的案例，强迫马斯克坐下来看完。还有一位名叫彼得·戴曼迪斯的工程师告诉马斯克，所有做过类似尝试的企业家最终都失败了。“他说得我耳朵都要起老茧了，他还说我会输光所有的钱。”马斯克说。
所以，在万丽酒店的会议现场，马斯克想在一群质疑者中找出少数和他一样相信这事能成的人很难。马斯克需要那些面对挑战不是选择退缩，而是敢于应战的人；他需要乐观主义者，而不是悲观主义者。到了4月，马斯克向5个人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成为公司的初创团队成员。马斯克从PayPal离开时提现了大约1.8亿美元，他盘算着，就算拿一半钱出来投资在火箭公司里也没关系。马斯克自己出钱，只求初创员工们愿意出力。
5个人中只有2个人接受了马斯克的邀请。格里芬拒绝了马斯克给出的“总工程师”头衔，他说他更愿意留在东海岸，这样能离首都华盛顿近些，因为在制定国家太空政策方面他是重要的参与者之一。马斯克拒绝了横跨东西海岸通勤的要求，而这似乎是正确的选择。格里芬才华出众，但他和马斯克一样是个倔脾气，两个人在一起难免产生冲突。于是，马斯克不得不继续寻找合适的人选，但他自己也说，“条件够好的人都不愿意来，条件不够好的人我也不愿意请”。最后，他只好自己担起了总工程师的重任。
马斯克也很欣赏坎特雷尔，觉得像他这样能说会道的工程师可以成为SpaceX公司的首席业务拓展官。但坎特雷尔也不太想挪地方，提出只有马斯克提供一大笔薪水和各种担保，他才肯考虑离开犹他州。“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不加入，”马斯克说，“到头来只是短暂地担任了一阵子顾问的角色。”
第三个拒绝马斯克的人是约翰·嘉维。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毕竟嘉维作为一名火箭科学家对马斯克充满冒险的事业表示过热情支持。在嘉维看来，马斯克想做一个能把1000磅重的有效载荷发射到太空的火箭，这太过激进了，他青睐规模更小的设计。此外，嘉维还想要马斯克收购他的小型航天公司——嘉维航天器公司。而马斯克说，嘉维想要的头衔太不合理了，他想当首席财务官，却完全没有任何金融背景，这让马斯克觉得匪夷所思。
在连遭3次拒绝之后，马斯克的名单上只剩下两个人了。
穆勒见过手上有好计划但没钱的创业者，也见过钱多得很，但计划不靠谱的人。在马斯克身上，他既看到了自己认可的想法，也看到了充足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足以帮助项目熬过艰难的设计研发阶段。更重要的是，穆勒乐于接受挑战，有机会凭一己之力造出新的火箭发动机是他巴不得去做的事。但是当马斯克捧着公司的原始股份向他发出邀请时，穆勒还是跟妻子商量了一下。穆勒当时已经在一家大型的航空航天企业里有了稳定的工作，但他的妻子很清楚，如果放弃这个机会，他一定会后悔，于是鼓励丈夫接受了这份工作。穆勒是第一个签下合同的人，他就此成了SpaceX公司工资单上的1号员工。
汤普森当时刚成家，也和穆勒一样，犹豫着要不要离开原本安逸稳定的工作环境。4月下旬的时候，马斯克在一通电话里找到了消除他这些担忧的办法。他明白汤普森和穆勒加入SpaceX公司需要放弃什么，于是将相当于两位工程师两年薪资的钱存到了一个代管账户里。这样就算公司有什么变故，两个人的收入还是会有保障。这一举动帮助汤普森最终说服了妻子让他接受这份工作。他唯一后悔的是自己犹豫了太久，只能屈居2号员工的位置。
2002年5月6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成立。一开始，马斯克、穆勒和汤普森说起公司的时候，都取其英文名字每个单词的首字母，即“S.E.T”，几个月后，马斯克想到了一个更为朗朗上口的名字——SpaceX。
一开始，SpaceX公司的“创业三剑客”一直是在机场的酒店碰头开会。开会时，穆勒会向大家汇报新型火箭发动机的设计情况。不久之后，马斯克就将这枚火箭命名为“猎鹰1号”,“猎鹰”（Falcon）取自电影《星球大战》中那艘经典的宇宙飞船“千年隼号”（Millennium Falcon）,“1号”则表示这枚火箭只装载了一个主发动机。穆勒是负责动力系统的副总裁，他要设计的不仅仅是发动机，还包括火箭的燃料箱，以及输送低温液体推进剂的管路系统。汤普森作为负责火箭结构系统的副总裁，要使用铝合金设计最轻的箭体结构，还有飞行过程中的分离方案。
公司还需要有人来负责设计航电系统，包括“猎鹰1号”上搭载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如果当初嘉维接受了马斯克的邀请，这份职责应该就会落到他的肩上。为了填补这个空缺，汤普森推荐了一位名叫汉斯·科尼格斯曼的德国工程师。他当时就职于南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名为Microcosm的小型航空航天公司。几个月前，在寒冷的莫哈维沙漠里马斯克和科尼格斯曼曾有过一面之缘，马斯克提出想靠一支小团队自行制造低成本火箭的计划，这位德国工程师当即就成了其拥护者。
“你想想，”科尼格斯曼说，“我并不想成为宇航员，那不是我感兴趣的事。真正让我跃跃欲试的是尝试靠200人造出原本需要2万人合力才能造出的火箭这件事，这简直就是在自己车库里造火箭。在我看来，马斯克就是想试试一台价值500美元的电脑能不能和一台要价500万美元的电脑一样好用。”
这的确就是马斯克想做的事。
马斯克本人持有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初创团队的成员们也都获得了可观的股份。所以说，如果有员工能通过自主研发某个零件，省下原本要付给零件供应商的10万美元，那么公司的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马斯克想方设法鼓励员工为公司节省开支，因为花的都是他们自己的钱。
公司的核心团队就位之后，马斯克将公司搬到了一座更宽敞的白色建筑里。新地点位于埃尔塞贡多市格兰大道东1310号，占地3万平方英尺，但中央办公区里只坐了十几名员工，显得十分空旷，后面还有一个空荡荡的厂房。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被逐渐填满，员工甚至像藤蔓一般占领了周围的几栋办公楼。但在创业初期的那几年里，SpaceX公司都只有少数几个工位、几台电脑，以及扁平到几乎不存在的企业组织架构。
从美国宇航局一板一眼的政府环境转换到SpaceX公司的企业化环境时，比耶德立刻就感受到了企业文化的冲击。在美国宇航局，就算是要登录一台电脑，比耶德都得经历细致的安全筛查流程和多次培训。想要操作一台能产生电子束的机器，比耶德就要先完成持续几天的培训课程。
“当时在SpaceX公司完全没有这些流程，”比耶德回忆起自己第一天上班的情形，“你来到公司，门根本没上锁，前台也没有人。我见到汉斯，他先给了我一堆打包好的文件，其中有些关于员工福利之类的资料，然后告诉我有什么需要做的工作，入职培训就算完成了。”
在那个文件夹里比耶德还找到了一些关于“猎鹰1号”发射终止系统的文件，但这只是一些被人草草梳理过的基本资料。在美国国土发射任何一枚火箭前都需要预先设计这样一个机制，以便发射基地的负责人（通常是美国空军或陆军成员）在火箭起飞后，一旦发现其偏离预定的飞行轨迹，可以通过无线电向其发送自毁指令。这个系统的设计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签字确认，因为它必须万无一失。要知道，任何一枚偏离航向的火箭都可能威胁到有人居住的地区。比耶德首先要学习这个系统的架构，接着开始设计它，并从政府那里获得所有必要的批文，然后才能真正着手构建这个系统并进行测试。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马斯克希望在1年之内完成火箭发射。
SpaceX公司的初始团队在封闭的环境中没日没夜地进行着高强度的工作。马斯克贯彻着放任的管理方式，办公室里只有少数几条硬性规定：在大家共用的办公空间内严禁有强烈的气味、闪烁的灯光和喧闹的噪声。团队成员经常工作到深夜，比耶德回忆，自己有时睡在办公桌下，曾经不止一次被同事踢醒，要他帮忙写方案。
长时间亲密无间的共处使团队协作起来异常轻松。团队这么小，谁和谁都很熟。当某个部门需要帮助时，其他人都会施以援手。“每个人不仅要管好自己的一摊事，也被期望共担更多责任。”汤普森说，“如果穆勒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就会停下手边的活儿先去帮助他。如果发动机测试需要支架，我也会去帮忙搭建。换作是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会立刻有人跳出来帮助我。每个人都承担着多种职责，甚至包括办公室日常的杂务。”
确实，除了马斯克的金牌助理玛丽·贝丝·布朗之外，SpaceX公司在创业初期确实没有其他人在帮公司处理后勤保障工作。对此，格温·肖特威尔回忆起了刚入职时的情形。2002年8月，她以销售主管的身份加入了SpaceX公司。有一天，她要组织一个会议，与政府客户商讨卫星发射合作意向。她走到公司楼上的会议室，想查看房间是否适合接待军队的高官们。“1小时后客户就要到了，会议室却一团糟，于是我拿出了吸尘器。”肖特威尔回忆道，“一个管销售的副总裁还得负责打扫卫生，事毕还要想办法准备咖啡。”
那时，每个员工都要轮流负责在星期五为大家跑腿买冰激凌。自从酷圣石冰激凌在公司附近开了店之后，办公室里就有了这项常规活动。每到星期五，一封订餐邮件便会在同事之间传递，随后，每个人写下自己的名字或昵称，还有想要的口味。例如，“老鼠鸡”（比耶德的昵称）喜欢生日蛋糕口味的冰激凌。然后，轮值的人——这次或许是位新员工，下次可能是某位副总裁——拿上仅有的一张公司信用卡，到店里点单，再把冰激凌带回公司。
“再细碎的活儿我们都不介意亲自动手。”比耶德说。
不断壮大的团队还因为电脑游戏而走得更近了。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大家会把桌上的电话调到会议模式，开始联机打游戏，嬉笑和叫嚷让办公室瞬间热闹起来。当时流行的是《雷神之锤3：竞技场》，一个可以多人连线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每位玩家选择一个角色和一件武器，在虚拟的游戏领地上寻找对手。
“有时甚至会玩到凌晨3点，”汤普森说，“我们就像疯子一样嘶吼，埃隆也沉浸其中。”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玩到深夜。肖特威尔就对“雷神派对”没兴趣，她是当时办公室里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我就没怎么参与过他们的深夜厮杀，”她说，“对我来说深夜是集中精神工作的好时段。”有时她也会跟玛丽·贝丝·布朗开玩笑说，或许她们女生应该玩玩《小马宝莉》之类的游戏。
这个辛勤工作的团队确实需要借助电脑游戏来暂时逃避现实。能在游戏里斩杀老板不失为一种宣泄，何况在每周80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这位老板还常常布置一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耶德说：“我们常说，在SpaceX公司时间就像是被浓缩了，1年能当7年用，这毫不夸张。”
在打造一家火箭公司的过程中，初创团队免不了要各处奔走。SpaceX公司需要找到一个试验场来测试发动机和燃料箱，之后还需要发射场。马斯克要面见潜在客户，要跟副总裁们一起为“猎鹰1号”上那些无法自主生产的零件寻找供应商。马斯克希望SpaceX公司能自主研发火箭发动机，也愿意为专业供应商提供的火箭贮箱买单。贮箱是燃料箱和液氧箱的统称，它可不简单，不仅要重量轻，还得能在一定压力下储存超低温的易燃液体。
2002年晚些时候，马斯克在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贝会见了一家火箭贮箱生产商。马斯克和数名工程师在会议前一晚到达，入住了一家快捷假日酒店。克里斯·汤普森和一位名叫史蒂夫·强生的公司早期员工为了给马斯克留下好印象，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坐在酒店并不宽敞的餐厅里吃着自助早餐等老板来。“埃隆走进来，到取餐台边拿了一包塔塔饼。”汤普森说，“好笑的是，这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再熟悉不过的食物把他给难住了，那情景就像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类人猿在研究神秘的巨石。显然，这包塔塔饼是当天早上最让埃隆惊叹的发现。”
据汤普森说，马斯克发现塔塔饼加热之后更好吃，于是打开一袋，将其中两个放进烤面包机。但对吃塔塔饼毫无经验的他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没想到应该把塔塔饼竖起来塞进加热槽。结果烤好后，被横着放进去的塔塔饼依然卡在槽里，他不得不把手指伸进加热槽，抠出自己的早餐。后果可想而知。清晨6点钟，马斯克的尖叫声响彻了整个餐厅：“太烫了！太烫了！烫死我了！”当时前台正站着两位年长的女士，她俩尴尬无语地目睹了全过程。
尽管有这段小插曲，正事最终还是办成了。在格林贝的那家公司没法帮到SpaceX公司，但他们介绍了一家靠近密尔沃基、名为Spincraft的生产商。至此，SpaceX公司算是找到了贮箱的供应商。
诸如此类的出差非常频繁，这让马斯克有机会和他的高管们建立起紧密的联结。众所周知，马斯克并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老板，不过，SpaceX公司的早期员工很快就发现了和他共事的一大好处：他很想把事做成，所以常常会当机立断地做出决定。当马斯克认定Spincraft能以合理价格造出优质的贮箱时，这事就算是定了。不需要开会商议，不需要打报告，当场拍板，就这么简单。
这种果断的行事风格也被带到了位于埃尔塞贡多的办公室，马斯克经常在自己的小会议室里召集不同分系统的工程师，商讨并解决主要问题。这些工程师或是从事动力系统研发，或是从事结构系统研发，或是从事电气系统研发，不管他们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马斯克都会想方设法去解决。通常的解决方法是：先提出几个想法，给团队1到2天时间攻克难题，然后再来向他汇报。马斯克告诉团队，如果在此期间需要指导，可以随时发邮件，他在几分钟内就会给出答复。
在会议上，马斯克的状态可能会经历跌宕起伏的变化：他可以这一秒还在说笑，下一秒就变得非常严肃；他能体谅一切，也会苛刻严厉；他进退灵活，但在有关火箭研发的细节上毫不退让。最重要的是，他驱动着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推动事情向前发展。埃隆·马斯克一心只想把事情干成。
当然，能与马斯克共事的工程师也要足够疯狂才行。首先，他们必须接受马斯克的野心，接受“万事皆有可能”的观念。其次，他们还要在不断的催促下披荆斩棘地解决各种技术问题。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寥寥无几。好在马斯克最宝贵的技能之一，就是判断谁能适应他的工作模式。他手下的人必须个个天资聪颖、努力勤奋，凡事都糊弄不得。
“市面上滥竽充数的人多的是，真材实料是少数。”在谈到面试工程师的方法时马斯克说，“见到一个人后，通常在15分钟之内我就能知道个大概，如果有机会和他共事几天，我就更能确定自己的判断。”马斯克把人才招聘看作头等大事，公司的前3000名员工都是他一个个亲自面试的。虽然这占用了他深夜和周末的时间，但在马斯克看来，为公司找到合适的人是最重要的。
就拿菲尔·卡苏夫来说吧，他是科尼格斯曼推荐的。科尼格斯曼加入SpaceX公司几周后，发现自己需要再聘请一名电气工程师来帮助设计和制造“猎鹰1号”上所搭载电脑的印制电路板，于是想起了当年早些时候认识的卡苏夫。21岁的卡苏夫是个早熟的年轻人，能吃苦，处变不惊。他在饱受战争蹂躏的黎巴嫩长大，后来离开家人来到美国读大学。他虽有聪明的头脑，却囊中羞涩，没法去麻省理工学院或哈佛大学深造，只好选择能提供全额奖学金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当科尼格斯曼敦促卡苏夫去SpaceX公司位于埃尔塞贡多的新办公室参观时，他都还没完成自己的本科学业。
卡苏夫来到新办公室，刚开始“参观”不久就被安排与马斯克单独会面。这位传说中的创始人坐在卡苏夫对面，目光犀利，不时问出一些叫人措手不及的问题。这是马斯克在面试时的例行程序，他想考验的不是一个人的知识储备，而是那个人的思考能力。
马斯克向卡苏夫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工程难题：“你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有一面旗子和一个指南针。你把旗子插在地上，按照指南针的指示向南走了一英里，接着转身向东走了一英里，随后你又向北走了一英里。此时你意外地发现，自己回到了旗子所在的地方。问：你身处地球上的哪个地方？”
卡苏夫仔细地想了想：不可能是赤道，因为那样的话想要回到原地就得走出一个正方形；指南针指向南方，所以也不可能是南极点；一定是北极点，在那里，两次转身能在地球球体的顶端走出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这个答案是正确的，但正当马斯克要继续下一个问题时，卡苏夫打断了他：“等一等，这个人还有可能是在地球上的另一个地方。”
这一下就激起了马斯克的兴趣。
“想象你在南极点的北边，”卡苏夫接着说道，“找到一个纬度，纬线长度刚好是一英里，在这条纬线上任选一点，把该点往北一英里的地方作为起点。这样当你往南走一英里之后，再向东走一英里就等于绕这条纬线一周，再向北走一英里就又回到了起点。”
马斯克承认他的想法是对的。接下来，他没再给卡苏夫出考题，转而和他讨论科尼格斯曼在实际工作中都需要哪些帮助。因为马斯克知道，尽管卡苏夫只有21岁，也还没从大学毕业，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一旦确定想要雇用某个人，马斯克就会不达目的决不放弃。2004年春天，布伦特·阿尔坦即将拿到斯坦福大学的航空学硕士学位。他计划着要在湾区找一份工作，因为他的妻子瑞秋·希尔斯已经在谷歌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但是，阿尔坦在研究生院的好几个工程师朋友最近都搬去了洛杉矶为SpaceX公司工作。史蒂夫·戴维斯就是其中之一，他给阿尔坦发消息说：你一定会爱上这家公司的，一定要来看一看。
阿尔坦是土耳其人，说话带有明显的口音。他两年前才搬来美国，之前在德国学习计算机科学。他很喜欢北加利福尼亚州的生活环境，所以一想到有可能又要搬家，而且是要搬去拥挤的、空气质量不怎么好的洛杉矶，就不怎么提得起兴趣。所以在出发前往SpaceX公司的时候，他只是想去跟戴维斯和其他朋友叙叙旧。但在埃尔塞贡多的工厂见到朋友们时，阿尔坦很快就被SpaceX公司的神秘感吸引了，因为他看到这家公司正在争分夺秒地打造首次试飞用的“猎鹰1号”火箭。到阿尔坦最终与马斯克会面时，他已经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在这里工作。但问题是，他计划好的湾区生活现在该怎么办呢？
戴维斯已经预想到了他朋友的这些顾虑，并对马斯克说，要想把这个才华横溢的土耳其年轻工程师招至麾下，就得替他解决这些顾虑。阿尔坦的妻子在旧金山有一份工作，那在洛杉矶给她另找一份行不行呢？戴维斯说：“这些都是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而埃隆比任何人都善于解决问题。”
所以，在对阿尔坦进行面试的时候，马斯克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面试大约进行到一半时，马斯克问阿尔坦：“我听说你不想搬来洛杉矶，原因之一就是你妻子在旧金山的谷歌公司工作。你看，我跟拉里聊过了，他们会把你的妻子调到洛杉矶来。你觉得怎么样？”
拉里就是拉里·佩奇，谷歌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斯克的好朋友。阿尔坦震惊了，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稍缓片刻后，他回答说，既然一切都安排妥帖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可以来SpaceX公司上班。
第二天，阿尔坦的妻子希尔斯去上班时，上司告诉她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拉里·佩奇打电话来说，只要希尔斯愿意，她随时可以去谷歌公司的洛杉矶分部工作。
与其他航空航天企业相比，马斯克能给自己想要的员工提供许多东西。更重要的是，他可以给麾下的工程师更多授权。SpaceX公司的新员工有机会迅速提高自己的技能，进而承担更多职责。公司里几乎没有什么管理层级，每个人都扑在火箭研发上。“在这家公司里学会思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人会来给你分配千篇一律的工作，或是告诉你该干什么，”弗洛伦斯·李说道，“但正是这样的氛围可以让我们成长为更好的工程师。”
卡苏夫有时会跟他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或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工作的同学交流。有个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作的朋友当时正在研发F-35隐形战机。那是一个利润丰厚的项目，最终美国空军以每架8500万美元的价格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买了超过2000架F-35战斗机。这工作听上去好像挺叫人艳羡，但其实不然。卡苏夫的这位朋友在项目上只负责一件事：找到一个能符合所有质量规范的供应商来生产战斗机起落架上的一个螺栓。这个螺栓就是他工作的全部内容。这位朋友也承认工作特别无聊，但很享受自己住的大房子，还有工作之外的生活方式。SpaceX公司提供的则是完全相反的体验：工作令人激动，但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卡苏夫说：“我很难说清楚自己究竟在SpaceX公司担当着哪些职责，我的角色时刻都在无缝切换，久而久之就融为一体了。”
为了动员员工们长时间工作，马斯克创造出了一个大家从早到晚都愿意待着的环境。先是在公司里供应咖啡，后来增加了餐食，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食品预算。电气部门在科尼格斯曼的带领下逐渐壮大后，搬到了一个街区之外的内华达大街211号，马斯克每周给他们250美元用来采购零食。采购任务由部门里的同事轮流负责，每个人都可以随意下单。比如，测试工程师胡安·卡洛斯·洛佩兹特别喜欢采购墨西哥烤牛肉，其他人则更愿选择更纯粹的高热量食品：薯片和甜食。
就这样，电气团队的成员们一边研发印制电路板、测试硬件或编写飞行软件，一边在空闲时吃零食、打乒乓球。
“有时确实需要一些消遣来打破长时间的高压，这样才能更高效。”阿尔坦说道，“如果没有这种轻松的氛围，SpaceX公司创业初期的那几年可就太难熬了。”
* * *
马斯克和竞争对手们相比还有另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他能接受失败。在大多数航空航天企业里，没有人愿意犯错，因为这会影响到年度绩效考评。马斯克却鼓励他的团队往前冲，先创造一个新东西，再不断打破并创造更新的。在政府部门的实验室或大型航空航天企业里，有的工程师可能将整个职业生涯淹没在了图纸和文件当中，甚至都没摸过实际的产品。但设计“猎鹰1号”火箭的工程师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厂车间里直接测试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纸上谈兵。总之就是：少说，多做。
要构建火箭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基本上只有两种路径可以选择：线性设计、迭代设计。线性设计会先设定一个初始目标，再明确达到目标所需的条件，然后通过无数的测试确保各个子系统符合要求，最后才把这些子系统组装到一起，构成火箭的主要部分，包括火箭的箭体结构、动力系统和电气系统。线性设计在进入开发阶段之前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来做项目的工程策划。因为一旦进入制造实际硬件产品的阶段，再对设计或需求进行修改将非常困难，也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迭代式的设计路径也要从一个目标出发，但很快就会跳转进入概念设计、台架测试和原型开发环节。这种方法的精髓就在于尽快进行样机制造和测试，发现漏洞，再做调整——这就是SpaceX公司的工程师和机械师们在埃尔塞贡多的工厂里所做的工作。正是这些不断重复的过程，让他们在早期的原型机中捕捉到了主要缺陷，继而完善设计，持续迭代，开发出更为完善的产品。
“也只有像SpaceX公司这样的独立企业才能去尝试迭代设计的方式。”行星学家菲尔·梅茨格如是说道。2012年，他曾作为联合发起人之一，在美国宇航局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起了“沼泽计划”，该计划旨在推动美国宇航局成为更精简干练的组织，让项目开发可以推进得更快。无奈计划最终未能突破政府的官僚制度。
“在开发初期，循环递进的迭代方式是最好的设计路径，我们也一直在争取使用这样的方法。”梅茨格谈到他在美国宇航局的经历时说道，“但采用这种方法就意味着要允许别人目睹你的失败，如果有爱挑刺的人想用过往的失败作借口迫使你停下来，你也得把他们顶回去。”
失败在SpaceX公司不是一种禁忌，原因之一就是老板时不时会给团队布置不可能成功的任务。开会时，马斯克经常提出一些看似荒谬的要求。当工程师们抗议说这根本不可能时，马斯克就会拿出预先设计好的问题，来开拓他们解决问题的思路。他会问大家：“满足什么条件，就可以让这件事变得可能呢？”
如果马斯克要求卡苏夫跳过一道50英尺高的栅栏，他不想听到“不可能”这个答案，而是希望卡苏夫来跟他说“我需要一根弹跳杆或是一个喷气背包”，然后去想办法搞定这个任务。马斯克总是逼着工程师们尝试用新方法解决难题，如果他们有好点子，他总会尽力拿出资源来支持。
有了汤普森、穆勒和科尼格斯曼这几个经验丰富的帮手来负责动力系统、结构系统和航电部门后，马斯克此后为公司招揽的几乎都是刚毕业的学生。他们没有另一半需要陪伴，不用天天回家吃饭，也没有孩子要照看。他们住的是公寓而不是带花园的别墅，不用花时间修剪草坪。所以，这些人可以一门心思地为公司卖命，让马斯克充分利用他们身上的所有价值——当然他们其中的大多数人也非常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年华奉献给SpaceX公司。马斯克就像海妖赛壬，用无法抗拒的歌声吸引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来到SpaceX公司。他将美好的愿景、他的个人魅力、大胆的目标和丰沛的资源揉捏到一起，再加上无限量供应的咖啡和可乐，调制成令人陶醉的迷魂汤。团队需要什么，他就立刻写支票。开会时，他会想尽办法帮助团队解决棘手的技术问题。深夜里，他常常和大家并肩工作。当团队需要鞭策时，他也会投来犀利的眼神和几句尖锐的批评。
自始至终，马斯克都把团队的注意力聚焦在发射火箭上。最初，他希望SpaceX公司能在2003年底完成发射，甚至把发射日程表贴在了男厕所的小便池上方。但公司并没有赶上这个发射日期。不过，到了2003年的下半年，原本光洁无瑕的工厂地板上开始堆满火箭的各种零件。2005年12月，在千里之外的发射工位上，SpaceX公司的火箭终于进入了发射倒计时。这场疯狂向前推进的宇宙之旅，完全始于马斯克在埃尔塞贡多的第一间办公室里就向众人灌输的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的形成也有赖于马斯克亲力亲为的作风：一边组织一次次长时间的、让创意能够自由流淌的技术会议，另一边又在深夜里用电子游戏和团队打成一片。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到最后。面对如此高压的企业文化，如果无法接受并融入其中，你就只能选择离开。
马斯克最不喜欢从员工那里听到的话就是：“但一般来说不是这样操作的呀。”
SpaceX团队不断扩大，员工背景各异。无论经验是多是少，除应届毕业生之外，大多数人——尤其是技术人员——都来自像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这些大型承包商基本都依靠政府业务维生，他们有自己的企业文化和一套自己的做事方法，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满足客户的需求。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方法之一就是尽量拖长合同的时限，因为政府会为这些拖延买单。在SpaceX公司早期的一次会议上，一些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老员工曾相互打趣，说起老东家的种种做法有哪些好处。马斯克立刻提高音量打断了他们的讨论。“你们现在是SpaceX公司的员工了。”他严肃地提醒众人，“如果以后谁再提起这些事，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他的态度非常明确。不管你来自哪里，不管你在那里学到些什么，现在你是SpaceX团队的一员。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是马斯克亲自挑选的，找他们来是为了完成一个能改变世界的大使命——那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使命。
[1]1磅约等于0.4536千克。——译者注
[2]1平方英尺约等于0.09平方米。——译者注
[3]1英里约等于1.6093千米。——译者注
2003年3月，汤姆·穆勒已经马不停蹄地忙碌了一整年，对自己即将到来的42岁生日充满期待。刚加入SpaceX公司时，穆勒就一头扎进工作里，为“猎鹰1号”火箭设计新的发动机。过去的6个月尤为繁忙，日子飞快地掠去，只留下一个虚影。他先是为几个重要的职位找到了合适的人选，然后又把发动机试验场从加利福尼亚州搬到了千里之外的得克萨斯州，最后带领着自己的小团队完成了梅林发动机核心部分的设计。此刻，在生日之际，他们正准备点起蜡烛。
这将是梅林发动机推力室组件的第一次测试，推力室是梅林发动机的心脏。为了迎接这次重要的测试，穆勒带着一瓶价值不菲的烈酒去了得克萨斯州的麦格雷戈火箭研发基地。几周前，他在玛丽·贝丝·布朗的办公桌上发现了这瓶与众不同的人头马干邑。据布朗说，这是最近某次太空研讨会上剩下的，市场价格是1200美元一瓶。
穆勒一心动，问能不能把这瓶酒带到得克萨斯州，让动力系统团队用此庆祝火箭发动机的第一次测试。他的请求得到了应允。“于是，我就把这瓶酒带走了，”穆勒说，“那时距离测试还有1个月。我把酒放在麦格雷戈办公室的柜子里，然后跟团队说，‘在发动机测试之前，谁都不准碰这瓶酒’。我们就这样把它供在柜子里。”
3月11日晚上9点50分，动力系统团队宣布梅林发动机的推力室已经准备就绪。随后，发动机点火，运转了一段时间。液氧和煤油推进剂在推力室内混合燃烧，从点火到关机，发动机一直运转正常，没有发生任何爆炸。这一刻真的太值得庆祝了。穆勒把小纸杯递给每个人，然后给大家倒酒。酒过三巡，大家才意识到等会儿还得开车回家。从麦格雷戈火箭研发基地到位于韦科郊区的出租公寓有25分钟车程，整个团队每天都同乘一辆白色的悍马H2上下班，大家轮流开车。那天晚上试验场负责人蒂姆·布扎抽到了好彩头，由他负责开车，走84号国道送大家回家。
路上一直平安无事，可就在布扎放慢速度拐出高速公路，行驶到通往公寓楼的道路上时，后视镜里出现了闪烁的强光——一辆得克萨斯州警察的巡逻车在后方拉响了警笛，警官示意他们靠边停车。酒驾在得克萨斯州可不是开玩笑的，穆勒回忆起车内大家的心情：“我们当时就觉得，完蛋了，要去蹲监狱了。”
警官走过来，一把抓住布扎，把他拉出车外，径直将他带到车后责问道：“说，你们这是在搞什么？”
除了酒后开车，布扎并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没有超速，也没有违反任何交规。难道是这辆招摇过市的白色悍马引起了警官的注意？毕竟在这条得克萨斯州乡下的高速公路上，最常见的是破旧的皮卡和农业用车。
布扎在心里掂量着，最明智的做法还是实话实说。于是，他向警官解释道：我们刚刚点燃了一台6万磅推力的火箭发动机，这可是第一次，为此大家之前一直都在熬夜拼命工作，现在整车人最想做的就是开完剩下的一点点路，回家睡觉。
那位警官说：从未听过如此离奇的故事，你们最好不要糊弄人。然后，他打发布扎上车，尾随着这辆白色悍马驶到公寓楼前。那晚，所有人终于都美美地睡了一觉。那一天也成了汤姆·穆勒永生难忘的一个生日。
穆勒在爱达荷州的圣玛丽斯长大。这个小镇距离加拿大边境只有100英里，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夜间气温都在0华氏度（约为零下17.8摄氏度）以下。镇上高中的吉祥物是一位伐木工的形象，由此不难猜出当地的经济支柱产业。从穆勒小时候起，他父亲就一直游走在爱达荷州的各个角落，从事搬运木材的工作。直到1979年穆勒高中毕业时，他父亲才买了一辆小型推土机，把砍伐下来的原木半吊在车后拖出森林，这个操作被称作“曳运”。
穆勒懂事后意识到，自己将来不想在爱达荷州的小镇上当一辈子伐木工。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树林里骑着破自行车穿行的日子固然开心，但穆勒也喜欢泡在图书馆里，阅读各类科幻书。他对火箭尤为感兴趣，甚至对各个品牌的火箭模型都有研究。当时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埃斯蒂斯牌火箭模型，但穆勒更偏爱半人马牌，经常在祖父的农田里进行试射。那时的穆勒有科幻书和火箭模型的陪伴，也有年少的躁动，但对北爱达荷以外的世界毫无概念，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何去何从。
直到高中时，穆勒在几何课上迎来了人生的转机。一位名叫盖里·海因斯的老师留意到了穆勒的数学天赋，并对他说：“你数学学得真好，将来是不是想当一名工程师呀？”
穆勒回答说，或许他想要成为一名飞机机修工。因为他喜欢动手，又喜欢能飞的东西。
老师却认为穆勒的潜力不止于此：“你是想做修飞机的那个人呢，还是想做造飞机的那个人？”穆勒觉得后者听上去不错。于是，海因斯老师帮穆勒规划了他余下的高中课业，帮他为读大学做好准备。所以后来，当其他高中同学都在勤工俭学，或是学习相对简单的课程时，穆勒已经开始学习微积分和高等生物学了。
学校里还有一位名叫山姆·卡明斯的老师，也对穆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卡明斯是那种能触及学生心灵的老师，他能发现学生的天赋，并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卡明斯老师在圣玛丽斯中学教了34年科学课，赢得过爱达荷州，乃至国家级别的荣誉。他特别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区域性的科学竞赛。穆勒也曾参与其中，用他父亲的一把焊枪造出了一台火箭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