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惶失措的波军几乎没有丝毫的抵抗。城里的卫戍部队被击溃了。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奔驰；在他旁边，骑着一匹瘦腿黑马的，正是那个跳舞的骑兵托普塔洛。
保尔亲眼看见这个英勇的红骑兵挥起了军刀，一下子就把一个来不及瞄枪的波兰兵砍倒了。
马蹄猛踩着石子路，发出嘚嘚的响声。突然，在一个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摆在路的正中央，三个穿蓝色制服戴四方军帽的波兰士兵弯腰守着它。另外还有一个军官，领上镶着蛇形的金线条，看见红军骑马冲过来，就举起了手里的毛瑟枪。
保尔和托普塔洛都勒不住马了，只好一直向死神的爪子——机枪冲过去。那军官先对保尔打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子弹像一只麻雀似的在他的脸旁嗖地一声飞过去。马的胸脯把这个中尉撞倒了，他仰面朝天倒下去，他的头撞在路面的石头上。
就在这一刹那间，像患着热病的机枪开始发出剧烈而野蛮的笑声。托普塔洛和他那匹黑马，就像给数十只大黄蜂螯着似的一起倒下了。
保尔的马吃惊地扬起前蹄，站着嘶叫起来。但是它立刻又带着保尔，跳过死者的尸体，向机枪旁边的人冲去。于是，军刀在空中画了个闪光的弧形，向一个蓝色四方帽劈下去。
保尔的军刀又举起来，刚要砍另一个人的脑袋，但是疯狂的马却蹦到路旁去了。
这时骑兵连的人马已经像一股奔腾的山洪，向十字路口直冲过来，几十把军刀在空中呼呼地响着。
牢狱的窄长的走廊里喊叫声连成一片。
在挤得水泄不通的牢房里，那些受尽磨难的憔悴的犯人骚动起来了。巷战正在城里进行——莫非是自己的军队又从什么地方回来了？莫非是他们马上就可以自由了？
牢狱的院子里也有了枪声。有人在走廊里跑。突然，一个亲切的，无限亲切的声音喊道：
“快出来吧，同志们！”
保尔跑到锁着的牢门跟前，牢门的小窗上出现了几十对眼睛。他狂怒地用枪托猛砸牢门的铁锁，左一下右一下地猛砸！米罗诺夫拦住他，从袋子里掏出一颗手榴弹来，说：
“等一等，让我用这个家伙对付它。”
排长齐加尔钦科把手榴弹夺过去，说：
“住手，你这傻瓜！你发疯了吗？钥匙马上就拿来啦。砸不开，我们用钥匙来开。”
人们已经把狱卒押到走廊上来了，用手枪逼着他打开了牢门。接着，走廊上就挤满了褴褛而肮脏的乐得发狂的人们。
保尔推开宽大的牢门，走进牢里：
“同志们，你们统统自由了。我们是布琼尼的骑兵，我们的师已经把本城占领了。”
一个两眼泪汪汪的妇人，扑到保尔面前，一边哭，一边紧抱住他，好像他就是她的亲儿子似的。
释放了被波兰白军关在石洞里、只等着枪毙和绞杀的五千零七十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二千个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这比别的什么战利品，比什么胜利都可贵。对这七千多个革命者来说，漆黑的夜骤然变成了炎热的、阳光灿烂的六月天！
被释放的囚犯里有一个脸黄得像柠檬的人，欢欢喜喜地跑到保尔面前。他是谢佩托夫卡的排字工人萨穆伊尔·列赫尔。
保尔听着萨穆伊尔的叙述。他的脸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萨穆伊尔是在讲他们故乡谢佩托夫卡的流血的悲剧。他的每一个字，都像灼热的铁水一样，一滴一滴地落在保尔的心头。
“在一个深夜里，我们全体一下子全给抓起来了，是一个无耻的叛徒出卖了我们。我们大伙落到了宪兵队的手里。保尔，你知道我们受的刑是多么可怕呵！我挨的打比别人轻，因为他们只打了我几下，我就昏倒在地板上了，但是别的同志身体比较结实。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宪兵队知道的比我们还详细。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他们全清楚。
“显然，在我们中间混进了奸细。那些日子的事我没法说。保尔，牺牲的人们有许多是你认识的：瓦莉亚，县城里的罗莎，她简直还是个小孩呢，刚十七岁，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那么一对信任人的眼睛。其次，还有萨沙·邦沙弗特，你记得，他是我们的排字工人，是那么一个快乐的青年，总是画讥讽老板的漫画。此外，还有中学里的两个学生——诺沃谢利斯基和屠日茨。这些人，你都认得。还有别的由各处抓来的人，一共是二十九个，其中六个是女的。他们像野兽般地残害我们。瓦莉亚和罗莎在第一天就被强奸了。那些野兽，谁高兴怎样干，就怎样干。她们被拖回牢里来的时候，都已经半死不活了。罗莎回来以后就不住嘴地说胡话，又过了几天，她就完全疯了。
“那些野兽不相信她真的疯了，认为她在装疯，因此每逢审问就拷打她。她被枪毙的时候，样子真可怕。她的脸给打成了黑色的，两眼发呆，样子完全像个老太婆。
“瓦莉亚直到最后一分钟始终表现得很好。他们死得全都像真正的战士。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那股力量，但是，保尔，我能够把他们被处死的情形完全都告诉你吗？不能，我不能。他们死得那么惨，我简直不能用言语形容。……瓦莉亚参加的是最危险的工作——她跟波军司令部的无线电报务员保持联系，还被派到乡村里去做情报工作。他们搜查她家的时候，又在她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支毛瑟枪和两颗手榴弹。拿手榴弹给她的，就是那个出卖我们的叛徒。一切都是事先布置好来陷害她的——说是她企图炸毁波军的司令部。
“呵，保尔，我实在不忍讲出他们临死之前的情形，不过，你既然一定要我说，我也只好对你说了。军事法庭判决了：把瓦莉亚和别的两个人绞死，其余全都枪毙。
“我们曾经策反过的那些波兰兵，是比我们早两天受审的。
“一个年轻的班长，无线电报务员斯涅古尔科，战前曾在罗兹当电工，他的罪名是背叛祖国和在士兵中间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被判枪毙。他并没请求赦免，判决二十四小时后就被枪决了。
“瓦莉亚曾被传去作这个案件的证人。她告诉我们说，斯涅古尔科承认他进行过共产主义的宣传，但是坚决否认他背叛祖国。他说：‘我的祖国是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的，我是波兰共产党的党员；我是被迫当兵的。我一向竭力使跟我一样的、被你们赶到前线来的士兵们，睁开他们的眼睛。为了这个，你们可以绞死我，但是我否认我背叛自己的祖国，我永远也不背叛它。不过我的祖国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祖国是贵族老爷们的，而我的祖国却是工人和农民的。我深信我的祖国会建立起来的。在我的祖国——决没有一个人会说我是叛徒。’
“判决之后，我们都被关在一起。行刑之前他们把我们投进了监牢。夜间，他们在监狱对面，就是医院的旁边，竖起了绞架；同时，又选定了稍远一点，在大路旁边陡坡上靠近树林的地方，作为枪决的刑场。在那里，他们给我们掘了一个大坑。
“判决的告示张贴出来了，全镇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又决定在白天，当着居民的面行刑，让每个人看了都害怕。从那天早上起，他们就开始把镇上的人赶到绞架这边来。有些人出于好奇，虽然觉得可怕，还是来了。绞架周围挤满了人。人头攒动，一望无际。你是知道的，监狱周围有一排栅栏，绞架就竖在那儿。我们都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他们在后面街上又架好机枪，而且把镇上各处骑马的和步行的宪兵都调了来。还有一整营的兵士在周围警戒。他们给那些被判绞刑的人掘了一个大坑，这大坑就在绞架下面。我们默默地等着最后一刻的到来，只有几个人偶尔说一两句话。该说的话前一天都说了，并且也互相诀别了。只有罗莎躲在牢里的一角，自言自语的说些听不明白的话。瓦莉亚因为挨打和被强奸，已经折磨得走不动了，一直躺在那儿。两个由乡下捉来的女共产党员，是一对亲姐妹，互相紧紧地拥抱着，无法抑制住自己，放声大哭起来。这时候，斯捷潘诺夫，这个跟大力士一样健壮的青年人——他在被捕时曾打伤了两个宪兵——就坚决地对她们说：‘同志们，别流泪！要哭就在这儿哭吧，到外面可别哭了。咱们决不叫那些吸血的恶鬼们开心。不管怎样，咱们是死定了。所以咱们应该从从容容地死。咱们谁也不能跪下。同志们，别忘记，要死得光荣！’
“接着，他们来押解我们了。在前面走的是侦探局长什瓦尔科夫斯基，他是一个色情狂的刽子手，一只疯狗。要是他自己不强奸，他就叫宪兵们动手，自己站在旁边看着取乐。在由监狱到绞架的路上，由两排宪兵排成一条走廊。那些‘黄鬼’——因为他们戴着黄色的肩带，所以我们这样叫他们——都抽出刀来，站在两旁。
“他们用枪把子把我们赶到监狱的院子里，每四人一排，然后打开大门，把我们押到大街上。他们叫我们一齐站在绞架跟前，让我们先亲眼看着我们的同志怎样被绞死，然后再轮到我们自己。那些绞架都很高，全是用粗木头搭的，在上面的横梁上，系着三个用很粗的绳子结成的圈套，下面是一个带斜梯的平台，平台用一根活动的木桩子支着。茫茫的人海不停地蠕动，发出了隐约可闻的嘈杂声。他们的眼睛全盯着我们。我们能够辨认出自己的亲属。
“好些波兰的小贵族们，其中也有波兰军官，手里拿着望远镜，聚集在稍远一点的台阶上。他们是来欣赏怎样绞死布尔什维克的。
“地上的雪是松软的，树林是一片白色，树木都像洒上一层棉絮。雪片在空中缓缓地打转，扑到我们灼热的脸上，立刻融化了。绞架的平台上铺满了雪花。我们的衣服几乎都被剥光了，但是谁也不觉得冷，斯捷潘诺夫甚至没有理会到他只穿着袜子。
“军事检察官和高级军官们都站在绞架旁边。最后，把瓦莉亚和其他两个被判处绞刑的同志从牢狱里拖出来了。他们三个人胳膊挽着胳膊，瓦莉亚站在中间——她实在衰弱得走不动了，所以那两个同志搀着她，同时，她也竭力抬起腿来。她记着斯捷潘诺夫的话——‘我们要死得光荣。’她没穿外套，只穿一件绒线衫。
“疯狗什瓦尔科夫斯基显然不满意他们挽着胳膊走，就推了他们一下。瓦莉亚说了一句什么话，立刻一个骑马的宪兵扬起鞭子使劲朝她脸上猛抽了一鞭。
“这时候，人群里有一个妇人发出了凑厉的叫声。她呼天抢地，拼死挣扎，竭力要挤过人群，冲到三个人跟前。但是她被抓住，并且被拉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妇人一定是瓦莉亚的母亲。他们走近绞架的时候，瓦莉亚就唱起来了。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歌声——只有视死如归的人才能有那样的激情歌唱。她唱着《华沙革命歌》，那两个同志也和着她唱。宪兵抽打他们，像疯子一样抽打我们的同志，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感到疼痛。于是宪兵就打倒他们，拽着他们的脚，像拖袋子一样把他们拖到绞架跟前，草草地念完判决书，就把绳圈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这时候，我们大伙就高唱起《国际歌》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过来；我只看见一个兵用枪托把支着平台的木桩子推开，这样他们三个就吊在绳套子上了……
“就在我们九个人站在墙根等着枪毙的时候，向我们宣读了判决书，说将军把死刑给改为二十年苦役。其余的十七个全给枪决了。”
萨穆伊尔撕开了衬衫领子，好像勒得他不能喘气似的。
“他们的尸体整整地吊了三天，日夜都有匪兵站在绞架旁边看守。后来新关进来的犯人告诉我们：‘他们三个中间最重的托鲍利金同志的绳子在第四天断了。这样他们才把那两个也解下来，就地埋了。’
“但是绞架还没有拆掉。我们被押到这儿来的时候，看见那绳子还在绞架上悬着，还在等待着新的牺牲者。”
萨穆伊尔不说了，目光呆呆地盯着遥远的什么地方。保尔没有注意到他的话已经讲完了。
那三个死尸的样子清楚地显现在他的眼前，他们脸相很可怕，脑袋歪向一边，在风中默默地摆动着。
骤然，街上吹起了集合号，号声震醒了保尔。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们到外面去吧，萨穆伊尔！”
在大街上，波兰俘虏正在走过去，骑兵在西边押送他们。团政委站在牢狱的门边，已经在阵地记事册上写完了一道命令。他把它交给矮胖的骑兵连长，说：
“安季波夫同志，你拿着这命令，派一班骑兵，把这些俘虏押解到诺沃格勒—沃伦斯基。那些负伤的，要给缠上绷带，抬到车上，也往那个方向运。送到离城二十俄里的地方，就让他们回去吧。我们没有工夫多管他们。注意，不许虐待俘虏。”
保尔跨上马，转过头来对萨穆伊尔说：
“你听见没有？他们绞死我们的同志，而我们却要好好地把他们送到他们自己人那边去，而且还不许虐待！这怎么办得到？”
团长回过头来，注视着他。保尔听到他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说出这坚决而严肃的话来：
“虐待解除了武装的俘虏，是要受枪决处分的。我们不是白军！”
当保尔策马离开监狱大门的时候，他想起了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命令，这命令曾向全团的士兵宣读过，其中最后几句这样说：
“工农的国家爱护它的红军，以它的红军为荣耀，并要求不要在它的旗帜上染上一个污点。”
“不要染上一个污点！”保尔的嘴唇微微地动着说。
当骑兵第四师占领了日托米尔的时候，第七步兵师的第二十旅——这是戈利科夫同志的突击部队的一部分——也在奥库尼诺沃村附近强渡了第聂伯河。
由第二十五步兵师和巴什基尔骑兵旅编成的部队已经接到命令，准备渡过第聂伯河，在伊尔沙车站附近切断基辅至科罗斯田的铁路线。这次作战计划的目的是截断基辅波军的唯一退路。谢佩托夫卡共青团组织的团员之一米什卡·列夫丘科夫就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
当他们经过摇摇晃晃的浮桥时，忽然从山后发出了吓人的响声。一颗炮弹飞过头顶落在水面上爆炸了。米什卡就在这一刹那间翻身跌到搭浮桥的小船底下去了。河水立刻吞没了他。只有淡黄色头发的、戴着掉了遮檐的破军帽的亚基缅科，惊骇地叫了一声：
“哎哟，瞧，米什卡掉到河里去了！他淹死了，他完了呵！”他停住了脚步，呆望着那黑茫茫的水流，但是后面的人已经跑了上来，推着他喊道：
“喂，你这个傻瓜，为什么张着嘴站在这儿？走呀！”
当时实在没有工夫为一个同志操心。因为这个旅已经比别的部队落后了，他们早就占领了右岸。
四天以后谢廖沙才知道米什卡死了。那时候他们那一旅已经在一次激战之后占领了布恰车站，随即转过来向基辅进攻，打退了企图以猛烈的冲锋向科罗斯田突围的波军。
亚基缅科趴在谢廖沙的旁边。他停止了猛烈的射击，用力拉开灼热的步枪的扳机，然后将头靠着地面，对谢廖沙说：
“步枪要休息一下才好，它简直烫得像火一样了！”
枪炮的声音是那么大，谢廖沙几乎听不清他说的话。过了一会儿，枪声稍稍停息了，亚基缅科就好像顺便提起来似的说：
“在路上，你的那个同伴掉到第聂伯河里，被水冲走。我措手不及，毫无办法。”他说完，就打开扳机，从子弹袋里拿出一排子弹来，聚精会神地把它压进弹仓里。
攻打别尔季切夫的第十一师，在城内遇到了波军顽强的抵抗。
每条街都发生了血战。他们用机枪扫射，阻拦骑兵的前进。然而第十一师终于占领了该城，被击溃的残余波军狼狈地逃跑了。在车站上缴获了他们许多列火车。但是波军所受的最大打击还是一百万颗炮弹的爆炸——整个波军的军火库被毁了。碎玻璃片像雨一样落遍全城，房屋仿佛是厚纸糊成的一般，给炮弹的爆炸震得直摇晃。
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的相继被攻陷，使波军后方受到极大的打击。因此他们慌忙分成两大股，退出了基辅，想拼死杀出一条路，冲破围困他们的铁环。
保尔已经完全忘记了他个人，每天都在狂热的激战里。保尔·柯察金已经溶化在集体里面了；他，像每个战士一样，已经把“我”字给忘了，只知道“我们”——他们说：我们团，我们骑兵连，我们旅。
同时，各种事件正以飓风一样的速度进展，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
布琼尼的骑兵排山倒海一般地前进，接连不断地打击敌人，粉碎了整个波军的后方。满怀胜利喜悦的各骑兵师猛攻着诺沃格勒—沃伦斯基——波兰白军后方的心脏。
他们像冲击峭壁的巨浪一样退回来，但稍停一会儿，又发出可怕的“杀呀！”的喊声，冲上去。
不论是铁丝网或是防守部队的拼命抵抗，都不能挽救波兰白军。六月二十七日早上，布琼尼的骑兵渡过了斯卢奇河，进入了诺沃格勒—沃伦斯基，并继续追击朝科列次镇退却的波兰白军。同时，第四十五师也在新米罗波利渡过了斯卢奇河，而科托夫斯基骑兵旅也在进攻柳巴尔镇。
骑兵第一军的无线电台不久就接到了前线总指挥部调动所有骑兵夺取罗夫诺的命令。所向无敌的红军追击溃退的、士气沮丧的白军。匪徒们只好四散逃命。
有一天，保尔被旅长派到停着铁甲列车的车站去送公文，他竟遇见一个他怎样也想不到会碰见的人。他的马跑上了很陡的路基。到了第一节灰色车厢跟前，他用力勒住马。那坚固的车身和那些隐在炮塔里的大炮的黑洞洞的炮口，多少有点吓人。几个满身油污的人正在车旁忙着揭起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
“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什么地方？”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水桶的红军战士。
“就在那儿。”他用手指着机车说。
保尔走到机车旁边，问道：
“哪一位是指挥员？”
一个从头到脚裹着皮革的满脸麻子的人，转过脸来说：
“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摸出一封公文，交给了他。
“这是旅长的命令。请在信封上签个字。”
指挥员把信封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名。在机车的第二个轮子旁边有一个人正在那里加油。保尔只能看到他的宽阔的后背和从那人的皮裤口袋里凸出来的七响手枪枪柄。
“这是给你的收条。”指挥员把信封交给了保尔。
保尔正拉着马缰绳，准备掉头回去，这时候那个加油的人突然直起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瞬间，好像有谁把他从马身上推下来似的，他一下子跳到了地上，喊道：
“阿尔焦姆哥哥！”
那满身油垢的司机立刻放下油罐，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你这小东西！原来是你呵！”阿尔焦姆这样喊，他简直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
铁甲列车的指挥员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剧。列车上的炮兵们快乐地大笑起来，说：
“看呵！弟兄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附近，保尔在激战中失落了他的军帽。他把马勒住，但是前面的弟兄们已经冲进了波兰白军的散兵线。杰米多夫从洼地的丛林中冲出来。他一面朝河岸那边跑，一面大声叫喊：
“师长牺牲了！”
保尔吓了一跳。他的师长，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列图诺夫同志，就这样死了！疯狂的愤怒支配了他。他用刀背狂抽着他的坐骑格涅多克——它已经疲乏了，马辔子上染着点点的鲜血——直向厮杀着的人群冲去。
“砍死这些野兽！砍死他们！砍死这些波兰小贵族！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他狂怒地、不顾一切地向一个穿绿制服的人劈去。由于他们师长的死，全连燃起了复仇的怒火，把波军的一个排都杀光了。
他们一齐向旷野驰去，追逐溃逃的敌军，可是这时波兰炮队对准他们发炮了；榴霰弹在空中爆炸，向四面散布着死亡。
一片绿火像镁光似的从保尔眼前闪过，霹雳声震着他的耳朵，一块烧红的铁片钻进了他的脑袋。大地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开始缓缓地向一旁倒下去。
保尔像一根稻草似的被打下马鞍，翻过马头，沉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立刻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