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第聂伯河模糊地闪着光，河水冲击着岸边的石子，哗啦哗啦地响。两岸附近的河水是平静的，银灰色的水面好像凝滞不动似的。可是河的中央是深黑色的、翻滚着的，可以看出正在急速地往下流动。这是一条美丽的、庄严的河。“第聂伯河是神奇美妙的……”果戈理关于它的描写是不朽的。它的高高的右岸是俯视着水面的陡峭的悬崖，就像一座高山在行进中突然给宽广的河水阻住一样。左岸很低，是一片沙地，这是第聂伯河在春汛退走以后淤积下来的。
河边的一条狭窄的战壕里有五个人。他们紧紧地挨着，趴在一挺圆鼻子的马克沁机枪旁边。他们是第七步兵师的前沿潜伏哨。谢廖沙就在机枪旁边，脸朝着河，侧着身子躺着。
昨天，由于波兰人那猛烈的炮火，由于给不停的战斗弄得精疲力尽，我们的队伍终于放弃了基辅，撤到了左岸，在这里扼守。
但是这次的退却、惨重的伤亡以及最后的放弃基辅，对战士们的情绪产生了严重影响。本来第七师曾经英勇地突破重围，穿过森林，进到马林车站附近的铁路线，经过猛烈的攻击，赶走了占据车站的波兰军队，把他们赶进森林，打通了到基辅去的道路。
现在，这美丽的城市又被迫放弃了！红军战士都为此而伤心。
波兰白军在击退了达尔尼查城的红军之后，便占领了左岸铁桥附近一个不大的据点。
然而不管他们怎样努力，再想前进一步已不可能了，他们每次都遭到红军的猛烈反击。
谢廖沙凝视着流动的河水，不禁想起了昨天的情景。
昨天，在晌午时候，他们大伙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向波兰白军发起猛烈的反攻；他第一次和一个没有胡子的波兰兵拼了刺刀。那家伙端着步枪，枪尖插着跟马刀一样长的法国刺刀，一边莫名其妙地喊着，一边像野兔似的蹦着朝他扑过来。这时候谢廖沙看见了他那恶狠狠地瞪着的眼睛。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用刺刀尖挑了那个波兰兵的刺刀一下，于是那闪闪发亮的法国刺刀被拨到旁边去了。
波兰白军倒下去了。……
谢廖沙的手并没有打颤。他知道他以后还要杀人。他，谢廖沙，是能够那样温柔地恋爱，也能够那样珍惜友谊的人。他不是一个本性狠毒和残酷的人，然而他知道那些被世界上的寄生阶级所欺骗、所教唆、所驱使的士兵，都是带着野兽般的仇恨来进攻他的亲爱的共和国的。
因此，他，谢廖沙，为着使人类不再互相残杀的日子快点到来而杀人了。
谢廖沙正想得出神的时候，帕拉莫罗夫拍着他的肩膀说：
“我们走吧，谢廖沙，敌人马上就要发现我们。”
保尔·柯察金坐在机枪车和炮车上，或是骑着一匹割去了一只耳朵的灰马，在祖国的大地上来往行军已经一年了。他已经长成大人，也更加强壮了。他已经在灾难和痛苦中成长起来了。
给沉重的子弹带磨得出血的皮肤已经长好，步枪的皮带磨出来的那块厚厚的硬茧子却退不掉了。
这一年他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和几千个同他一样的战士们在一起，大家都衣不蔽体，但是为建立本阶级的政权而斗争的意志却像烈火一样永不熄灭。他走遍了乌克兰，只有两次离开过这革命的风暴。
第一次是他大腿上受了伤，第二次是在严寒的一九二〇年的二月染上了发高烧的伤寒。
斑疹伤寒给第十二军各师战士们的致命威胁，比波兰军的机枪还要可怕得多。这个军当时分布在非常广大的地区，几乎横跨整个北乌克兰，阻挡着波兰白军进一步的推进。保尔还没有完全痊愈，就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那时候，他那一团正占据着卡扎亭—乌曼支线上的弗隆托夫卡车站附近的阵地。
车站是在树林子里。这个车站不大，旁边是一些被丢弃的、被破坏的小房子。这些地方已经不能住人了。三年以来，这个小站是个拉锯战的地方。弗隆托夫卡车站在这个时期见到的部队可真是太多了！
大战又在酝酿着。第十二军受了极大的损失，有一部分业已瓦解，当它在波兰白军压迫下陆续向基辅退却的时候，无产阶级共和国就已经在部署给那些打了胜仗而乐得发狂的波兰白军一个歼灭性的打击。
身经百战的骑兵第一军的各师正迅速地由遥远的北高加索向乌克兰调动，这是军事史上空前伟大的行军。第四、第六、第十一、第十四各骑兵师，陆续向乌曼推进，在前线后面集中。在走向决战的途中顺便清除了马赫诺匪帮。
这是一万六千五百把战刀，这是一万六千五百个在酷热的草原上经过风吹日晒的勇士！
红军最高统帅部和西南战线指挥部都十分注意，不让这个正在准备着的决定性打击预先被皮尔苏茨基的部下发觉。共和国和各战线司令部都非常谨慎地避免暴露这些骑兵师的集结。
乌曼前线停止了积极的战斗。由莫斯科直通哈尔科夫前线司令部的专线不断地发来电报——再从这儿发到第十四军和第十二军的司令部。窄长的纸条上印着密码写成的命令：“勿使波兰人注意到骑兵的集结。”只有在波兰军队的前进可能把布琼尼的各骑兵师卷入战争的时候，才许进行积极的战斗。
篝火的火舌像破碎的红布条一样抖动着。大股的黄褐色烟柱不住地盘旋上升。蠓虫是不喜欢烟的，它们成群地飞来飞去。战士们稍稍离开火堆，列成扇形坐着，脸迎着火光，现出古铜颜色。
篝火旁边有几个饭盒放在蓝色炭灰里。
盒里的水开始冒泡了。狡猾的火舌从燃烧着的木柴下面往上一蹿，舐了一下正低着头的人那蓬乱的头发，那人慌忙向后一躲，嘟哝着说：
“呸，真见鬼！”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
一个穿着呢子制服、留着短胡子的中年人，冲着火光检查完了他的枪筒，就用他那粗嗓子说：
“这小伙子多用功呀，连火烧着了都不觉得。”
“柯察金，把你看过的给我们讲讲吧。”另一个人说。
那年轻的红军战士搔着烧焦了的头发，笑着说：
“呵，安得罗修克同志，这本书，真称得起是一本好书。我一拿到手，就怎么也放不下了。”
坐在保尔旁边的一个翘鼻子的青年正忙着修理背囊的皮带，他一面用牙咬断一根粗线，一面好奇地问：
“喂，书里说的什么呀？”说着，他把针插在军帽上，又把剩下的线缠在针上，然后补充说，“要是谈恋爱的，我倒想听听。”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了。马特维丘克抬起他那剪平的头，眯着一只狡猾的眼睛，斜看着那个青年人，说：
“不错，谢列达，恋爱倒是好事。你又这么漂亮，简直跟油画里的美男子一样！你到了哪里，哪里的女孩子们就成群跟在你屁股后头。可惜的是，你还有个小小毛病，就是鼻子太翘了一点。不过，这个毛病也还有办法补救。只要把一颗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挂在鼻子尖上，保险明天早上就会塌下去。”
突发的笑声把拴在机枪车上的马吓得直喷鼻子。
谢列达懒懒地转过身来：
“光漂亮有什么用，脑袋瓜才值钱。”他富于表情地拍着自己的前额说，“比方，拿你说吧，你的舌头挺能挖苦人，但是你是一个地道的笨蛋，你的耳朵是冰凉的。”
班长塔塔里诺夫站起来，把两个准备厮打的同志隔开了。他说：
“得啦，得啦，同志们，为什么要吵架呢？要是这本书真有价值的话，还是让柯察金把它念给大伙听听吧。”
“好，保尔，你就快点念吧。”周围一齐这样喊着。
保尔把马鞍移近火堆，坐了上去，然后把那本厚厚的小开本的书打开，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是我从营政委那里借来的。这部小说使我非常感动。要是你们能安静一点呆着，我就念。”
“快念吧！还说什么！谁也不会打搅你的。”
当团长普兹列夫斯基和政委一道悄悄地骑马走过来的时候，他看见十一对动也不动的眼睛，正盯着那个念书的人。
普兹列夫斯基回过头来，指着那一群战士，对政委说：
“我们团的侦察兵，一半就在那儿。其中有四个，都还是非常年轻的共青团员，可是每一个都不愧是优秀的战士。你瞧，那一个念书的叫柯察金，还有那边的一个，看见了吗？那一个眼睛像小狼的叫扎尔基。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可是，他们暗地里却在较劲。柯察金一向是我顶好的侦察兵。现在他遇上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你瞧，他们在悄悄地进行政治工作，但是影响非常大。有人给他们起了个非常好的称号——‘青年近卫军’。”
“那个念书的是不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政委问。
“不，政治指导员是克拉麦尔。”
普兹列夫斯基催马走到跟前。
“同志们，你们好！”他大声喊着。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团长敏捷地跳下马，走到围坐的战士们跟前。
“烤火吗，朋友们？”他笑着问。他那刚毅的面孔和有点像蒙古人的细长的眼睛不再有严厉的神情。
大家把团长当作朋友、当作一个好同志来热烈欢迎他。政委还骑在马上，因为他还要赶路。
普兹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推到背后，蹲在保尔坐的马鞍旁边，向大家提议说：
“大家都抽口烟好不好？我弄到了一些上等烟叶。”
他抽起一支自己卷的烟卷儿，转脸对政委说：
“你先走吧，多洛宁，我留在这儿。如果司令部要找我的话，请通知我。”
多洛宁走了，普兹列夫斯基就对保尔说：
“继续念下去吧，我也要听一会儿。”
保尔读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深思地盯着火焰。
好几分钟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所有的人都被牛虻的死感动了。
普兹列夫斯基抽着烟，等着听他们的意见。
“这个故事太悲惨了，”谢列达打破了周围的沉默，“这就是说，世界上真有那样的人。本来是谁都不能忍受的，但是当一个人获得了什么主义支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忍受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非常激动，这故事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安德留沙·福米乔夫原是白教堂城一个鞋匠的助手，他也激愤地喊着说：
“这个硬把十字架往牛虻嘴里送的该死的神父，要是我碰到，我一定马上揍死他，这畜生！”
安得罗修克用一根小木棍把一个饭盒往火中间推了推，很自信地说：
“知道为什么而死，问题就不同了。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会有力量。要是你感到真理是在你那一边，你就会死得从容。英雄的行为就是这样产生的。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名叫波莱卡。事情是这样的：当他在敖德萨地方被白党包围了的时候，他一冒火，就独自一个向一整排敌人冲了上去。白军的刺刀还没有碰着他，他拉响的一颗手榴弹在自己脚底下爆炸了。他自己固然被炸得粉身碎骨，那些白军也成堆地陪着他倒下了。从外表看，他一点儿也不出众，也没有人把他的事迹写成书，但这是值得写的呵！在我们弟兄们中间，这种人可有的是。”
他拿了一个汤匙在饭盒里舀了一点茶，用嘴唇尝尝，又继续说：
“可是也有像癞狗一样死去的。死得糊里糊涂，毫不光彩。我们在伊贾斯拉夫城下作战的时候——那是一座古城，早在大公统治的时代就建立起来了，它就在哥伦河岸上，——遇到一桩事情。那里有一个波兰教堂，像堡垒似的，很难攻。那天我们就向那儿冲过去。我们列成散兵线沿着小巷向前摸。我们的右翼是由拉脱维亚人担任的。我们跑到公路上一看：一所花园的墙边拴着三匹马，全都备着鞍子。
“我们想，这回该活捉波兰人了。我们十来个人就一齐冲进那个小院子。那个拉脱维亚人连长，拿着毛瑟枪走在前头。
“跑到房子跟前，我们看见门开着，马上就冲了进去。我们想：那儿一定有波兰鬼子，可是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是我们自己的三个骑兵侦察员。他们比我们早来了一步。我们看见的情况很不妙。事实摆在眼前：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女人。这里住的是一个波兰小军官。那时候，他们已经把他的老婆按在地上。那个拉脱维亚人连长什么都清楚了，就用拉脱维亚话喊了一声。那三个人被抓起来拖到院子里去了。我们的人里面，只有两个是俄罗斯人，其余全是拉脱维亚人。连长叫勃列季斯。虽然我不懂他们的话，但事情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们是要送这三个人‘回老家’。那些性情刚烈的拉脱维亚人，真了不起。他们把那三个人拖到了石头马圈跟前。我想，这回完了，准是啪啪给他们几枪！其中有一个小伙子，那副嘴脸难看极了，他不让绑，极力挣扎，还破口大骂。他说：‘难道为了一个女人就该枪毙？’其余的两个都在求饶。
“我一看见这情景，心就凉了半截，我跑到勃列季斯跟前说：‘连长同志，把他们交给军事法庭审判好了。为什么你要让他们的血弄脏你的手呢？城里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咱们却在这里跟这些家伙算账。’他马上转过来，对着我，脸色是那样地可怕，两只眼睛就像老虎眼似的，我立刻懊悔我的失言。他用枪指着我的鼻子。我打了七年仗，都没害怕，可是这回，我真有点害怕了。我看出来，他会不容分说把我打死的。他用刚刚能听得懂的俄语喊着对我说：‘红旗是用我们的鲜血染的，而这些家伙，让全军丢脸！当匪徒，就得枪毙。’
“我不忍看下去，就跑到街上去了。我听到了后面的枪声。我知道，那三个家伙完蛋了。当我们又列成散兵线前进的时候，城市已经是我们的了。瞧，这几个家伙就像狗似的死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侦察员是在美利托波尔战役中投降过来的。他们从前在马赫诺匪帮干过，原来就是些坏坯。”
他把饭盒放在脚边，解开装面包的背囊，继续说：
“有些败类混进咱们的队伍里来。你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好像也在努力干革命。‘一只老鼠坏一锅汤。’这件事叫我很难过，到现在我还忘不了。”他说完了，就开始喝茶。
骑兵侦察员们睡觉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谢列达高声地打着呼噜。普兹列夫斯基也在那儿枕着马鞍睡了，只有政治指导员克拉麦尔还在他的笔记簿上写着什么。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把马拴在树上，用手招呼刚刚喝完茶的克拉麦尔到他的身边，对他说：
“指导员，我想转到骑兵第一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以后一定要大干一场。我看他们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一定不是专为练习骑马的。而我们呢，好像要永远呆在这儿似的。”
克拉麦尔惊异地看了看他，然后说：
“怎么转过去呢？你把红军看成什么了——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我们大伙儿都要从这一个部队跑到另一个部队去，那可就热闹了。”
“在什么地方作战不都是一样吗？”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又不是临阵脱逃。”
可是克拉麦尔断然地反对他：
“不行，你把纪律看成了什么？保尔，你什么都好，不过就是带点儿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你要怎样——就非得怎样不可。可是我们的党和共青团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高于一切。因此，每个同志不是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而是什么地方需要他，就到什么地方去。普兹列夫斯基不是也拒绝了你的要求吗？那就得了，什么话都不用说了。”
面色发黄、又高又瘦的克拉麦尔因为十分激动而咳嗽起来。印刷厂的铅粉早已牢固地侵入了他的肺部，他的双颊时常现出不健康的红晕。
他咳嗽了一阵之后，保尔低声地、但是坚决地对他说：
“你说的都对，不过我还是要转到布琼尼的骑兵队里去，我已经决定了。”
第二天晚上，在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的影子了。
在邻近一个小村子里的学校附近，许多骑兵聚集在一个土坡上，围成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骑兵队一个健壮的战士，小帽推到后脑勺，正坐在炮车的车尾，奏着手风琴。另一个穿着红色宽裤子的骑兵正绕着圈子跳着狂热的果帕克舞，手风琴不合拍地发出沙哑的声音，跳舞者的脚步也乱了。
村里的男女青年都跑过来，爬上机枪车或抓住篱笆，围着看这些刚开到村里来的骑兵旅的大胆的舞蹈家们。
“托普塔洛，使劲跳吧！把地踏平吧。喂，老兄，加把劲！那个拉手风琴的，也加油呀！”
但是叫那位音乐家的粗大的手指头要扳弯一只马蹄铁倒好办，要叫它们灵活地去按琴键，可真办不到。一个脸色黝黑的骑兵这时候就说：
“唉！真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勃科被马赫诺匪帮杀死了，他能拉一手很好的手风琴，他是骑兵连的排头。可惜他死了。他是一个好战士，也是一个好手风琴手。”
保尔也站在那儿。他听到最后这句话，就挤到炮车前面，把手放在手风琴的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你干什么？”拉手风琴的青年人瞟了他一眼。
舞蹈的人也立刻停住了。周围发出了不满意的喊声：
“你是干什么来的？为什么捣乱？”
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说：
“拿来，让我来试一试。”
那个拉手风琴的布琼尼骑兵不信任地看了看这位不认识的红军战士，犹豫不决地从肩上把皮带卸下来。
保尔照老习惯把手风琴放在膝盖上。手风琴的波浪式的风箱像扇子一样展开了，一伸一缩地鼓着整个风箱的气，奏出了或高或低的动听的声音。
喂，小小的苹果，
你滚到哪儿去呀？
要是落到省肃反委员会手里，
你就别想回来啦。
那个跳舞的骑兵马上随着那熟悉的节拍跳起来了。他的胳膊像鸟翅膀一样地扇动，他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他的两手一上一下地使劲拍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响，最后是拍着张开的嘴巴。
手风琴不停地用琴声鞭策他，用急骤而狂热的旋律驱赶他。于是，跳舞的人就把两只腿轮流伸出去，像陀螺一样团团转，口里“嘘嘿，嘘嘿”地喘着。
一九二〇年六月五日，经过几次短促而激烈的接触之后，布琼尼的骑兵第一军就在波兰第三军和第四军的接合点上冲垮了波军的阵线，把企图堵截它的萨维茨基将军的骑兵旅杀了个落花流水，然后一直向鲁任挺进。
波军司令部为了堵住战线的缺口，正发狂地拼凑突击部队，并且把刚从波格列比谢车站的货车上卸下来的五辆坦克急忙开到作战的地点去。
但是布琼尼的骑兵已经绕过了波军组织反攻的根据地扎鲁德尼齐，进入敌军的后方。
这时候他们急派科尔尼茨基所统率的波兰骑兵师去追击布琼尼的骑兵第一军。波军司令部判断，骑兵第一军的目的是要拿下波兰白军后方的一个极重要的战略据点——卡扎亭。这个师便负有由背后攻击骑兵第一军的任务。但是这一行动并没能改善波兰白军的处境。虽然他们在第二天就堵住了前线上被冲破的缺口，在布琼尼大军的背后又把战线联接起来，但是强大的骑兵第一军已经在他们的后方出现，并且摧毁了他们许多根据地，准备着攻击基辅周围的敌军了。当各骑兵师继续前进的时候，沿途还破坏了许多铁路和桥梁，截断了波军的退路。
他们从俘虏的口里知道了波军有一个军司令部设在日托米尔，——事实上连方面军司令部也设在那儿，——因此骑兵第一军指挥部决心占领重要的铁路枢纽和行政中心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六月七日黎明，骑兵第四师就向日托米尔进发了。
保尔在一个骑兵连顶替已牺牲了的库利亚勃科，正在右翼上策马前进。因为战士们不愿意放走这出色的手风琴手，在集体的要求之下，他就被编进了这一连。
他们马不停蹄地在日托米尔附近展开了扇样的阵形。银色的军刀在阳光中闪烁。
大地在马蹄下呻吟，战马在喘息，战士们屹立在马镫上。
脚下的大地向后飞过去，一座到处是花园的大城冲过来迎接他们。红军骑兵飞也似的驰过郊区的一些花园，冲到了市中心；像死神一样叫人恐怖和胆寒的“杀呀！杀呀！”的喊声，在空中震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