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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一九八〇年，登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才将斯大林儿子雅科夫的死因公诸于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雅科夫被德军俘获，与一些英国军官被关押在同一战俘营。营内是公用厕所。斯大林儿子总把厕所弄得脏乱不堪，英国人不喜欢厕所里粪便横流，哪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权人物的儿子的粪便也不行。于是他们责备雅科夫，雅科夫面有愠色；后来，他们又不断告诫雅科夫，逼他将厕所打扫干净，雅科夫勃然大怒，与对方争吵并动起手来。最终，雅科夫要求见战俘营长官，请他裁决自己跟英国人的冲突。可德国军官认为谈论粪便太有损自己的尊严，对此未加理会。斯大林儿子不堪侮辱，用粗俗的俄语仰天怒骂，旋即扑向战俘营周围带高压电的铁丝网。雅科夫的躯体悬挂在铁丝网上，从此，他永远不会再弄脏英国人的厕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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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儿子的生活并不容易。他父亲与一个女人生下他，种种迹象表明，后来他父亲又把这个女人枪杀了。所以一方面小斯大林是上帝之子（因其父被尊奉为上帝），另一方面，又被上帝打入地狱。周围的人都双重地惧怕他：一是他可以用手中的权力伤害他们（他毕竟是斯大林的儿子），二是可能恰恰是因与他的友谊（而成为斯大林责难儿子的替罪羊）。
被打入地狱与享有特权，幸福与苦难，任何人都不会像雅科夫体会得如此真切：截然相反的事物竟然能互相转换，人类生存的两个极端状态之间的距离竟如此狭小。
战争初期，雅科夫被德军俘虏。他对某国人难以理解的谨小慎微一直有着出于本能的反感，可他恰恰却与这个国家的俘虏关押在一起，而这些人竟然骂他肮脏。他双肩承载的，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为高级的戏剧（他既是上帝之子又是堕落天使），他怎能容忍自己因粪便，而非因高贵的（与上帝、天使相关的）事情而遭人责难呢？最高雅的戏剧与最粗俗的遭遇竟如此令人头晕目眩的接近吗？
令人头晕目眩的接近？是过于接近而使人头晕目眩吗？
是的，当北极靠近南极，当两极几乎相触及时，地球就会消失，人类就会跌入真空，令人晕头转向，经不住堕落的诱惑而倒下。
如果打入地狱与享有特权是惟一且同一的，如果高贵和粗俗之间没有丝毫区分，如果上帝之子可以因粪便而遭人指责，那么人类存在就会失去其整个维度，成为不能承受之轻。于是，斯大林之子扑向带电的铁丝网，好像把自己的身体扔到天平上，被失去维度的世界的无限之轻所举起，可怜巴巴地向上飘去。
斯大林之子因粪便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为粪便而死并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死。德国人不惜牺牲生命向东方拼命扩张帝国的领土，俄国人则为向西方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丧生，是的，这些人为愚蠢的事情而死，他们的死才毫无意义，才没有任何价值。相反，斯大林儿子之死是在战争的普遍愚蠢之中惟一的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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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时代，我常翻阅儿童版《旧约》。上面的插图是古斯塔夫·多雷的版画。在书里，我看见上帝高居云端。那是一位长着两只眼睛、一只鼻子还拖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人。我常想，既然长着一张嘴，那么他也应该吃东西。既然吃东西，那么他也必然会有肠子。可我马上又被自己的想法吓坏了，因为我虽说出身于一个可以说不信神的家庭，但琢磨上帝是否有肠子岂不是亵渎神明。
小时候没有受过任何神学的启蒙教育，但那时我已本能地懂得粪便和上帝之间不可能掺和在一起，所以，基督教人类学关于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基本理论是脆弱不可信的。要是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那么上帝就有肠子；要是上帝没有肠子，人就不像上帝。这两种说法只有一种是成立的。
古老的诺斯替教派信徒和五岁时的我都清楚地感觉到这一点。二世纪，诺斯替派大师瓦朗坦为了断这该死的问题，断言基督“吃，喝，就是不排泄”。
粪便是比罪恶还尖锐的一个神学问题。上帝给人类以自由，因此可以断言上帝不该对人类的种种罪行负有责任。但是粪便的责任，得由人类的创造者独自来完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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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纪时，圣哲罗姆断然否定亚当和夏娃会在伊甸园做爱。九世纪著名的神学家约翰·司各特·埃里金纳却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亚当可以像常人伸出胳膊和大腿一样，能随时地、如意地让阴茎勃起。千万不要通过这个观点来追寻倍受无能折磨的人类那永恒的梦想。司各特·埃里金纳的观点有着另一种意义。如果阴茎能根据大脑的一个简单的指令而勃起，那么阴茎的勃起就可以无须经过兴奋这一过程。阴茎并不是因兴奋而勃起，而是按照指令而勃起的。伟大的神学家认为与伊甸园不相容的并不是性交和性交快感，而是兴奋。谨记，伊甸园里存在快感却无兴奋。
我们可以借助司各特·埃里金纳的推断，从神学的角度（换言之，即神正论）为粪便辩护。只要允许人居住在伊甸园里，按照瓦朗坦的理论，上帝也一样，那么，人要么根本就不排泄，要么粪便并不被视为令人作呕之物，这一说法看来比较可信。上帝把人类驱逐出伊甸园时也把人类的肮脏本性和厌恶暴露出来。人开始隐藏会令其耻辱的东西。而一旦揭开面罩，人即被强烈的光芒照得头昏眼花。就这样，人在发现肮脏之后，很快就发现了兴奋。没有（本义的及引申意义上的）粪便，性爱就非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伴随着心脏的剧烈跳动和意识的迷失。
在这本小说的第三部，我谈到萨比娜半裸着身子、头戴圆顶礼帽站在衣冠楚楚的托马斯身旁。但是我隐瞒了一件事。当他们在镜中互相注视时，萨比娜因此境的滑稽可笑而兴奋，她想象托马斯会让她头戴着圆顶礼帽，坐到厕所抽水马桶上，当着托马斯的面排泄。她的心开始像打鼓似的怦怦直跳，意识逐渐模糊，突然她将托马斯扑倒在地毯上；片刻后，传来她快乐的嚎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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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帝造物还是宇宙原本是自然形成的争论，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和经验所及。不过怀疑生命是否如初（至于是谁，是如何给予人类生命的都无关紧要）以及完全赞同生命原本如此之争，却极有其实际意义。
在欧洲人的各种信仰背后，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都有《创世记》第一章为基础。其中讲的是世界的创造是必然的，生命是美好的，所以生育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把这种基本的信仰称为对生命的绝对认同。
如果说在当今的图书中，粪便一词被虚线所取代，那并不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总不至于说粪便是不道德的吧！对粪便的避讳是形而上学的。排便的那一刻，是创世说无法接受之特性的日常证明。两者必居其一：要么粪便是可以接受的（那就不要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要么创造我们人类的方式是无法接受的。
因此，对生命的绝对认同，把粪便被否定、每个人都视粪便为不存在的世界称为美学的理想，这一美学理想被称之为kitsch。
kitsch是个德语词，产生于伤感的十九世纪中期，随后传到各种语言中。但是该词的频繁使用已经抹去了它原来的形而上学的价值，也就是说：就其根本而言，媚俗是对粪便的绝对否定；无论是从字面意义还是引申意义讲，媚俗是把人类生存中根本不予接受的一切都排除在视野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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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比娜内心对共产主义的最初反叛不是伦理性的，而是美学性的。令她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城堡被改造成马厩），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换句话说，也就是媚俗。五一节，就是这种媚俗的典型。
她见过五一节的游行队伍，那个时代，人们表现都还很积极或尽可能有积极的表现。女人们穿着红、白或蓝色的衬衫，从阳台和窗户望去，她们组成了形形色色的图案，有五角星、心形、字母等。在各个游行小方队前，一支支小型乐队敲击着行进的节奏。游行队伍走近主席台的那一刻，即使是最愁苦的人都马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好像要证明那是他们应有的喜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表达他们应有的赞同。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对共产主义的政治认同，而是对生命应有的认同。五一节汲取的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这一深深的源泉，游行队伍中人们发出的心照不宣的口号，并不是“共产党万岁”而是“生命万岁”。共产党政治之所以有力量，有计谋，就在于夺取了这个口号。恰恰是这一愚蠢的同义反复（“生命万岁”）驱动了游行队伍中对共产主义思想仍旧完全无动于衷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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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年以后（萨比娜已生活在美国），她的朋友中有一个是美国参议员，一次，这个参议员带她乘着一辆宽敞的汽车兜风，四个男孩子挤坐在车后座上。参议员把车一停，孩子们马上跳下车，踏过大草坪，朝体育场跑去，因为那儿有一个人工溜冰场。参议员仍然手握方向盘，以一种做梦似的神态看着正在奔跑的四个小小的身影；他转头对萨比娜说：“看看他们！”他手一挥，画了一个圈，圈进了体育场、草坪和孩子们，一边说：“我说这就是幸福。”
这几个字，并不仅仅是参议员面对奔跑的孩子和生长的青草而发出的快乐的感慨，同时也是对一个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女人所表示的理解，因为参议员认定，在她的国家里草不长，孩子们也不奔跑。
但在这一刻，萨比娜仿佛看到参议员站在布拉格一个广场的主席台上。他脸上挂着微笑，与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站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对脚下游行队伍中同样微笑着的民众发出的微笑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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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参议员怎么能知道孩子就意味幸福呢？他能读懂孩子们的灵魂深处吗？要是刚一摆脱他的视线，那三个孩子便扑向另一个孩子，动手揍他呢，该如何解释呢？
参议员做出这样的结论只有一个依据，那就是他自己的感觉。当心灵在说话，理智出来高声反对，是不恰当的。在媚俗的王国，实施的是心灵的专制。
显然，由媚俗而激起的情感必须能让最大多数人来分享。因此，媚俗与出格无涉，它召唤的，是靠深深印在人们头脑中的关键形象：薄情的女孩、遭遗弃的父亲、草坪上奔跑的孩子、遭背叛的祖国、初恋的回忆等等。
媚俗让人接连产生两滴感动的泪滴，第一滴眼泪说：瞧这草坪上奔跑的孩子们，真美啊！
第二滴眼泪说：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奔跑，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真美啊！
只有第二滴眼泪才使媚俗成其为媚俗。
人类的博爱都只能是建立在媚俗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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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政治家更深谙这一点。只要附近有一架照相机，一见到孩子，他们就会跑过去把他抱在怀中，亲他的脸蛋儿。媚俗，就是所有政治家，所有政治运动的美学理想。
在一个多种流派并存、多种势力互相抵消、互相制约的社会里，多少还可以摆脱媚俗的专横；个人可以维护自己的个性，艺术家可以创造出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是在某个政治运动独霸整个权力的地方，人们便一下置身于极权的媚俗之王国。
我说“极权”，那是因为有损于媚俗的一切，必被清除出生活：任何个人主义的表现（因为任何的不协调，就是啐在笑吟吟的、博爱之脸面上的一口痰）、任何怀疑（因为一个人往往从怀疑一个最小的细节开始，最终会怀疑生活本身）、任何嘲讽（因为在媚俗之王国，一切都要严肃对待），甚至是抛弃家庭的母亲，爱男人胜于爱女人的男人，都是有损媚俗的行为，因为这就威胁着那句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多生多育。”
从这一观点来看，所谓的古拉格，可以被视为极权的媚俗乱倒垃圾的化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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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头十年，是最可怕的斯大林恐怖时期。特蕾莎的父亲就是在这个时期为一点小事而被捕的，年仅十岁的特蕾莎被赶出家门。萨比娜时年二十，在美术学院学习。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的老师对她和同学们就社会主义艺术的前提作了一番解释：苏联社会已相当发达，社会的基本冲突已不是善与恶的冲突，而是善与最善的冲突。粪便（也就是说根本不能接受的东西）只能在“另一边”（比方说美国）存在，鉴于此，只有从外部，只有像某种异体（比方说像间谍），粪便才能渗透进这个只有“善与最善”的世界。
的确，在那个可怕的年代里，苏联的电影充斥了共产主义国家的各大影院，这些影片里处处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纯朴。两个俄罗斯人之间所能产生的最严重的冲突，不过是爱情的误会：他想象她已不再爱他，她也想他不爱她了。末了，他们相互拥抱，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
对这些影片的习惯解释如今是这样的：他们在描绘一种共产主义理想，而当时，共产主义的现实要远远灰暗得多。
这种阐释令萨比娜很反感，一想到苏联的媚俗世界会成为现实，而她又不得不生活其中，让她直起鸡皮疙瘩。她宁愿生活在现实的制度下，哪怕有种种迫害，哪怕要在肉店门口排长队。在现实的世界里，是可以生存的。理想世界一旦实现，在那个到处是愚蠢的笑脸的世界里，她恐怕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口，过不了一周，她就会因恐惧而死。
在我看来，苏联的媚俗在萨比娜心中激起的情绪很像特蕾莎在梦中感觉到的恐惧，在梦中，特蕾莎看见自己跟一群赤身裸体的女人围着游泳池在走，被迫唱着欢快的歌曲。水面上漂浮着一具具尸体。特蕾莎不能同任何一个女人讲一句话或提一个问题，如果能，那么她所能听到的答复，只是歌曲的下一段；她不能朝任何一个女人偷偷地看一眼，否则其他的女人会立即向那个站在游泳池上方篮子里的男人揭发她，让他开枪毙了她。
特蕾莎的梦揭露了媚俗的真正作用：媚俗是掩盖死亡的一道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