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特蕾莎在将近凌晨一点半回到家，走进浴室，换上睡衣，在托马斯身边躺下。他睡熟了。她靠近他的脸，正要吻他的嘴唇，这时，发现他的头发里有一种奇怪的气味。她久久地探着鼻子。她像条狗一样嗅他，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女人的气味，女人下体的气味。

早晨六点钟，闹钟响了。这个时刻是卡列宁的时刻。它总是比他们醒得早得多，但是不敢打搅他们。它不耐烦地等着闹钟的铃声，因为铃声赋予它权利跳到床上，踩他们，拱他们。一开始，他们想阻止它这么闹，把它赶下床去，但是狗比主人要顽固，硬是赢得了自己的权利。再说，特蕾莎近来觉得在卡列宁的邀请下进入新的一天也不坏。对卡列宁来说，醒来那一刻是纯粹的幸福：它天真而又傻呵呵地为还在这世上感到惊讶，真是满心的欢喜。而特蕾莎总是很不情愿醒来，渴望延长夜晚，真不想再睁开眼睛。

此时，卡列宁在门口等着，抬头盯着衣帽架，那上面挂着它的项圈和皮带。特蕾莎给它套上项圈，带它去买东西。特蕾莎买牛奶、面包和黄油，像往常一样，也给它买一块羊角面包。在回家的路上，卡列宁在她身边一路小跑，嘴里叼着羊角面包。它骄傲地环顾四周，也许为自己受到注意，被人用手指点而陶醉。

到了家，它嘴里咬着面包，潜伏在卧室门口，等着托马斯发现它的存在，蹲下身来怪叫，装作要抢走它的面包。每天都如此一番：他们要花上五分钟在房里追逐，直到卡列宁躲到桌下去，快速地一口吞下面包。

但这一次，它等待的这场早晨的仪式却落了空。桌上放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托马斯正在听着。

2

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个关于捷克流亡者的节目。这是被窃听、偷录和经过剪辑的私人谈话。事情是一个潜入到流亡者中的间谍干的，得手后得意地回到故国。这不过是一些闲谈，并无什么意义，其中时不时地冒出几个辱骂占领当局的粗词儿，也有流亡者的相互对骂，说对方是骗子，是白痴，等等。节目要突出的正是这些片段：要证明的是，这些人不但讲苏联的坏话（波希米亚地区没有一个人会为此而愤慨的），而且相互攻讦，不惜用粗话辱骂对方。奇怪的是，人们尽管从早到晚都讲脏话，可是在广播里听到一个受人尊敬的名人张口一句“他妈的”，还是会不禁有些失望。

“这，这一切都是从普罗恰兹卡开始的！”一直在收听的托马斯说道。

扬·普罗恰兹卡是个捷克作家，四十来岁，精力充沛如头公牛。早在一九六八年之前，他就开始猛烈抨击国家时政。在“布拉格之春”事件中，他是最得民心的人物之一，那场骇人听闻的共产主义自由运动最后以俄国入侵而告终。俄国人侵占布拉格不久，所有的媒体便向他吹响围攻的号角，但媒体越是围攻他，人们就越是喜欢他。于是广播（时值一九七〇年）就端出了普罗恰兹卡在两年前（一九六八年春天）与一位大学教授的私人谈话，开始连续播放。他俩谁都没料到教授的公寓里竟会藏着一套窃听装置，而且长期以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普罗恰兹卡向来喜欢跟朋友们闹，说话夸张，用词过激。而现在广播的系列节目播放的正是这些不合时宜的谈话，谁都可以听到。剪辑制作这个节目的秘密警察，费尽心机，突出了作家嘲弄他朋友——例如杜布切克——的片段。尽管人们平日里总是不放过诋毁朋友的机会，可是很奇怪，往日令他们崇敬的普罗恰兹卡，如今竟然比让人憎恨的秘密警察更让人气愤！

托马斯关掉收音机，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可是只有我们国家把秘密录音拿到电台去播放！真是闻所未闻！”

“这种事还有呢！”特蕾莎说，“十四岁的时候，我偷偷记日记。我怕有人会看到。我把它藏在阁楼上。可我妈竟然把它搜了出来。有一天吃午饭，全家正在喝汤，她把日记本从口袋里掏出来，说道：‘大家仔细听了！’说着便放声读了起来，每读一句，便笑一阵，笑得弯了腰。全家人也都跟着哈哈大笑，都忘了吃饭。”

3

他总想说服她继续睡觉，让他一个人吃早饭。但她就是不听。托马斯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而她是从下午四点到午夜，如果她不和他一起吃早饭，他们就只有星期天可以一起说说话了。所以她总是和他一起起床，等他走了之后，再躺回床上去，睡上一觉。

但是这一天，她怕自己又睡着了，因为十点钟她要去苏菲岛的桑拿浴室。桑拿浴的爱好者很多，而浴室里位置很少，得走后门才进得去。幸好有一个被大学开除的教授，他妻子就在浴室任出纳，这个教授是托马斯以前的一个病人的朋友。托马斯于是托这个病人，病人又托这个教授，教授再托他妻子，就这样，特蕾莎终于每个星期有机会去洗一次桑拿。

她是走路去的。她讨厌永远拥挤不堪的有轨电车，车子里，人们挤作一团，心里充满怨恨，你踩我的脚，我扯你的大衣扣，相互叫骂声不迭。

天下着毛毛雨。行人脚步匆匆，撑着雨伞。突然，人行道上乱成一团，伞篷碰撞在一起。男人倒是不失礼貌，在路过特蕾莎身边时，高高举起伞给她让出地方。但是女人寸土不让。她们只顾盯着前方，脸色严峻，等着别人自认不如，乖乖让路。伞的遭遇战是力量的考验。一开始，特蕾莎总是避让，当她明白好心换不来好报，便死死抓紧伞柄，跟其他女人一样较劲。好几次，她的伞狠狠撞上迎面而来的一把伞，但是没有哪个女人会说声“对不起”。通常，大家都不吭声；但有两三次，她听到了“婊子”或者一声“狗屎”！

在用伞武装起来的女人中间，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但年轻的通常都是些最勇猛的斗士。特蕾莎回想起入侵的那段日子。年轻姑娘身着迷你裙，走过来，走过去，举着国旗飘扬的长竿。这是对多年来被迫禁欲的俄国士兵的性侵犯。他们来到布拉格，恐怕以为来到了一个科幻小说家杜撰出来的星球上，这里净是美艳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女人，她们以美丽的长腿为武器，表示蔑视，而这是整个俄国五六个世纪以来都不曾见过的。

在这段日子里，她为这些女人以坦克为背景拍了无数照片。她曾是多么钦佩她们啊！可她今天看到的，同样是这些女人，直冲冲地朝她撞来，气势汹汹，心怀恶意。她们高举的不再是旗帜，而是雨伞，但同样是那么骄傲。对外国军队，对不肯让道的雨伞，她们随时准备发起同样猛烈的攻击。

4

她来到了老城广场，广场上矗立着朴素庄严的泰恩大教堂，还有排列成不规则四边形的巴罗克式房屋。十四世纪的老市政厅，以前完全占据广场的一方，但在二十七年前成了一片废墟。华沙、德累斯顿、科隆、布达佩斯以及柏林，均在上一次战争中惨遭破坏，但这些城市的居民不忘重建家园，无比用心地恢复古老城区的面貌。这些城市让布拉格人患上了自卑情结。在布拉格，那场战争摧毁的惟一一座古老建筑物，就是老市政厅。布拉格人决定永远保留其断垣残壁，怕万一有个波兰人或德国人前来指责他们受的苦难不多。在这堆用作战争永恒罪证的显赫的瓦砾前，立着一座铁管搭成的检阅台，供共产党在过去或将来指挥布拉格人民大游行。

特蕾莎望着成为废墟的市政厅，这番景象突然让她想起她母亲：这岂不是一种反常的需要——要展示毁灭，夸耀丑陋，标举悲惨，露出断臂的残痕，强迫全世界都来观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切都让她回想起自己的母亲，仿佛十多年前逃离的那个母亲的世界，又从各个方向朝她逼近，把她团团围住。所以吃早饭时，她才会说出当年母亲读她的秘密日记，惹得全家捧腹大笑的事。朋友小酌间的交谈都被拿到电台去公开播放了，这只能说明一点：世界在变成一个集中营。

特蕾莎几乎从童年时代起就开始用这个词来表达她对自己的家庭生活的看法。集中营，就是日日夜夜，人们永远挤着压着在一起生活的一个世界。残酷和暴力只不过是其次要特征（而且绝非必然）。集中营，是对私生活的彻底剥夺。普罗恰兹卡虽在自己家里与朋友喝酒聊天，但却无处躲避，他是活在集中营里（他居然不知道，这是他致命的错误！）。特蕾莎以前和母亲住在一起，也是活在集中营里。从那以后，她明白了集中营绝无特别之处，没有什么值得让人惊讶的，而是某种命定的、根本性的东西，来到世上，就是来到它的中间，不拼尽全力，就不可能从中逃出去。

5

排列成梯形状的三排长凳，女人们坐在上面，挤得一个挨着一个。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长着一张十分标致的脸蛋，坐在特蕾莎身边一个劲儿地出汗。她肩膀下面，垂着两个大得难以置信的乳房，身体一动就直晃荡。她起身时，特蕾莎注意到她的后臀也像两个巨大的皮袋子，与那张脸蛋毫无共同之处。

也许这个女人，她也久久站在镜前，凝望着自己的身体，想透过身体瞥见灵魂，就像特蕾莎从童年时起就一直尝试的那样。以前，特蕾莎确实傻傻地认为身体能反映灵魂的特征。可是，一个酷似挂了四个大皮袋的衣帽架的灵魂，又该有多么可怕？

特蕾莎站起来去冲淋浴。接着她走到外面去透透气。外面一直在下毛毛雨。她走到在伏尔塔瓦河面上方伸出的栈桥上，桥有几米见方，四周是高高的木板壁，以保护女人避开城市射来的目光。她低下头来，忽然看到水面上正是她刚刚正想着的那个女人的脸。

那个女人朝特蕾莎微笑着。她长着秀气的鼻子和栗色的大眼睛，目光很孩子气。

她走上扶梯，在柔和的面孔下面，是两个直晃荡的大皮袋，把冰冷的小水珠甩得到处都是。

6

她走进屋去穿衣服。她站在一面大镜子前。

不，她的身体可没什么可怕的地方。她的肩膀下面没有大皮袋，两只乳房可以说相当小。以前她母亲常笑话她乳房不够大，没有应有的那么大，这使她产生某种自卑情结，直到托马斯来了，才把她解救了出来。现在，她可以接受它们的大小了，但她仍然不喜欢乳头周围太大太深的乳晕。如果她可以设计自己的身体，她想要那种不起眼的、精致的乳头，在乳房的圆拱上微微突出，其颜色与皮肤其他部分几近一体。可她那深红色的大靶心，令她觉得像是乡村画家应饥不择食者的要求画出来的淫画。

她审视着自己，心里想，要是自己的鼻子每天长长一毫米会怎么样。过多长时间，自己的脸会变得让人认不出来？

如果她身体每个部分在变大或缩小，直至变得与特蕾莎毫无共同之处，那她还是她吗，还会有另一个特蕾莎吗？

当然。即使特蕾莎一点都不像特蕾莎了，在她体内，始终是一个灵魂，它只能惊恐万状地看着她身体的变化。

那么，在特蕾莎和她的身体之间有何联系呢？她的身体对特蕾莎这个名字总该拥有一点权利吧？如果身体没有这个权利，那么这个名字又归属于什么？只能属于一种无形的、非物质的东西。

（特蕾莎从童年时代起脑子里就总在琢磨这些问题。因为真正严肃的问题，是孩子能提出来的问题。只有最天真的问题才真正是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没有答案的问题是一道令你无路可走的障碍。换言之，正是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标志着人类可能性的局限，划出我们存在的疆界。）

特蕾莎一动不动，像被魇着了一般站在镜子前，她望着自己的身体，仿佛很陌生；陌生，然而却指定给她而非其他人。这个身体令她厌恶，它没有能力成为托马斯生活中的惟一。它令她失望，背叛了她。整整一夜，她被迫呼吸着托马斯头发里另一个女人下体的气味。

她突然想像打发走一个女佣那样，把她的身体打发走。只让灵魂与托马斯在一起吧，把身体赶得远远的，让它表现得就像其他女人的身体一样，跟其他男人的身体厮混！既然她的这个身体不能成为托马斯生命中的惟一，那么它就输掉了特蕾莎一生中最大的战役！好吧，让它走开吧，这身体！

7

她回到家，在厨房里站着草草吃了午饭，一点胃口也没有。下午三点半，她给卡列宁系上皮带，带它一起（总是步行）去城郊她工作的饭店。她被杂志社辞退了，找了一份女招待的差使。这是在她从苏黎世回来几个月后发生的事；说到底，就是因为她拍了七天俄国坦克，所以怎么也不肯原谅她。她是靠朋友才得到这份招待工作的：几个和她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失去工作的人，也在这里找到了庇护所。在饭店会计室，有位以前教神学的教授，服务台处，有位前大使。

她重又担心起自己的腿来。以前，她在外省当女招待时，发现她的同行腿肚子上尽是曲张的静脉，她很害怕。这是女招待的职业病，因为她们手上总是端着沉沉的东西，不是走，就是跑，要么就是站着。现在的工作倒没以前在外省时那么累人。在开门为客人服务之前，她要搬运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矿泉水，之后她只要站在柜台后面，给客人倒倒酒，有空的时候，在吧台末端的小洗碗槽里涮涮杯子。在她工作时，卡列宁一直耐心地躺在她脚旁。

等她算完账，把钱交给饭店经理，午夜已过。她先过去对值夜班的大使道声晚安。在服务台的长柜台后，有扇门，门后是个凹室，正好摆得下一张窄床睡觉。凹室的墙上，挂着几张镶边框的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他和许多人在一起，他们在冲着镜头微笑或者在和他握手，或者坐在他身边签什么东西。在一张挂在醒目位置的照片上，可以辨认出紧挨着他的，是约翰·弗·肯尼迪那张微笑的脸。

这天晚上，他不是在与美国总统交谈，而是与一个六十来岁的陌生男人，这人一看到特蕾莎，马上就闭上了嘴巴。

“这是个朋友，”大使说，“你尽管放心地讲。”接着，他转向特蕾莎，说：“他儿子被判了五年，恐怕就在今天判的。”

她了解到，在入侵最初的几个日子里，这人的儿子和他的几个朋友一直监视一幢大楼的入口，这幢楼是一个俄军特别机构的所在地。从那里出来的捷克人，在他看来，肯定都是为俄国人效力的告密者。他和同伴跟踪他们，记下他们的车牌号码，告诉一家捷克地下电台的新闻记者，由电台提醒公众注意。他甚至在朋友们的协助下，把其中的一个家伙狠狠地揍了一顿。

这个六十来岁的男人说：“这张照片是惟一的物证。他什么都不承认，直到他们向他出示了这个。”

他说着从胸袋里拿出一份剪报：“这是从一九六八年秋天的《泰晤士报》上剪下来的。”

照片上有一个年轻人正在掐一个家伙的脖子。有人在围观。照片下方写着：惩罚奸细。

特蕾莎松了口气。不，这张照片不是她拍的。

她和卡列宁一起穿过布拉格黑漆漆的街道向家走去。她想起她拍摄坦克的那些日子。他们是多么天真啊，所有人都是！他们以为是在为祖国不惜冒生命危险，可其实不然，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却为俄国警察效了力。

她凌晨一点半回到家。托马斯已经睡了。他头发里有股女人的气味，下体的气味。

8

什么叫做调情？可以说调情是一种暗示有进一步性接触可能的行为，但又不担保这种可能性一定能够兑现。换言之，调情是没有保证的性交承诺。

特蕾莎站在吧台后面，为顾客斟酒，这些顾客全都主动向她进攻。诸如奉承的话、暗示、黄段子、引诱、笑脸、媚眼等等，构成了持续不断的进攻，她是否觉得这很讨厌？一点也不。她感觉到一种不可遏制的欲望，要把自己的身体献出去（这个她想赶得远远的陌生的身体），献给这股进攻的大潮。

托马斯一直不停地试图说服她，说爱和做爱完全是两回事。她拒绝接受这一观点。现在，她被男人包围着，可他们激不起她半点好感。要是跟他们睡觉，会是什么感觉？她恨不得试试，至少在没有保证的承诺即调情的形式下去试试。

别搞错了：她并不是要设法报复托马斯。她只是想找个出口走出迷宫。她知道自己成了他的负担：她把事情都看得太认真，把一切都搞成了悲剧，她无法明白肉体之爱的轻松和不把肉体之爱当回事带来的乐趣。她真想学会轻松！她真希望有人教她别这么不合时宜了！

如果对其他女人来说，调情是第二天性，是不足道的日常惯例，那么今后对她来说则是重要的探索天地，她要从中认识到她能做什么。但一旦变得如此重要，如此严肃，她的调情便因此而失去了所有的轻松，就成了被迫的、有意识的、过分的东西了。在承诺和没有保证之间的平衡（而这正是调情的精妙之处所在！）就被打破了。她太急于承诺，却没有足够明显地表示其承诺并不承担着什么。换言之，所有人都觉得她轻佻得出奇。可当男人要求她兑现看来十拿九稳的承诺时，却突然遭到反抗，他们只好对自己解释说，这个特蕾莎又残酷又有心计。

9

一个约摸十六岁的少年走到吧台，找了张空的圆凳坐了下来。他的谈话中夹杂着几句挑逗的话，就像一幅画里画错的线条，既不能将错就错，又怎么也抹不掉。

“您的腿真美，”他说。

她回敬道：“您好像能透过木柜台看见似的！”

“我认识您。我在街上看到过您。”小伙子解释道。

特蕾莎离身去照料别的客人。他要一杯白兰地。她拒绝了。

“我刚满十八岁。”少年抗议道。

“那好，把身份证给我看看！”

“休想。”少年说。

“那很好！就喝汽水吧！”

少年一言不发，起身走了。大约半小时后，他又回到吧台坐下。他动作夸张，满口烈酒味儿，三米外都能闻到。

“来杯汽水！”

“您醉了！”她说。

少年指着特蕾莎身后墙上挂着的告示牌：“严禁向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销售酒精饮料。”

“那上面禁止您卖酒给我喝，”他用一个夸张的手势指着特蕾莎说，“但可没写我没有醉的权利。”

“您在哪儿喝成这样的？”特蕾莎问道。

“在对面的小酒馆里！”他放声大笑，接着又提出要一杯汽水。

“是吗，那您为什么不待在那儿？”

“因为我想看您，”少年说，“我爱您。”

说这句话时，他的脸奇怪地扭曲着。她实在不明白：他在嘲笑她吗？还是在向她献殷勤？或者是说笑话？或者很简单：他醉了，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她把一杯汽水放在他面前，又去招呼其他的顾客。“我爱您！”这几个字仿佛耗尽了少年全部的力气。他再也不说什么，默默地把钱放在柜台上就离开了，连特蕾莎都没察觉。

然而一等他离开，一个索要第三杯伏特加的小个子秃头男人开口了：“夫人，您知道您无权向未成年人提供酒精饮料。”

“但我没给他酒喝！他喝的是一杯汽水！”

“您给他倒的汽水里有什么，我看得很清楚！”

“看您在编造些什么！”特蕾莎嚷起来。

“再来一杯伏特加，”秃顶男人说。接着他又加了一句：“我注意您有好一阵子啦。”

“好啦！能看着一个漂亮女人，您不觉得是福气吗？闭嘴吧！”一个高个男人插话道。他刚才走到柜台边，看到了整个事情经过。

“您别搀和！这跟您没关系！”秃顶男人嚷道。

“您倒跟我解释解释，这跟您又有什么关系？”高个子说。

特蕾莎把秃顶男人要的伏特加给了他。他一口气喝完，付了钱就离开了。

“真感谢您。”特蕾莎对高个子说。

“这没什么。”高个子说着，也离开了。

10

几天后，他又出现在酒吧里。一看到他，她像对朋友似的，冲他微微一笑：“还是要多谢您。那个秃头常来，他实在讨厌得可怕。”

“别去想那事了！”

“那天他为什么要害我？”

“只是个醉鬼罢了！我再一次请求您：别去想那事了！”

“既然您请求我，我不去想就是了。”

高个子凝望着她：“您要答应我。”

“我答应您。”

“听到您对我有所承诺，我真高兴。”男人说道，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他们完完全全是在调情了：这种行为暗示有进一步性接触的可能，即使这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保证的、纯理论化的可能性。

“在布拉格最丑陋的街区，怎么会遇到一个像您这样的女人呢？”

“那么您呢？您到这里来，到这个布拉格最丑陋的街区来干什么？”

他告诉她他住得不远，他是个工程师，上一次他下班回家时偶然在这里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