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屋子的北窗，据说还是光绪年间安的。木料是结实的，只是颜色沉得厉害，近乎一种黑。漆皮皲裂着，一片压着一片，像鱼鳞，又像老人额上拭不去的皱。开窗关窗，那插销总要“嘎——”地响，声音涩得厉害，仿佛极不情愿似的。

窗外是一条窄巷，青石板铺的路，走得人多了，中间凹下去，泛着光。每日午后，总有个卖豆花的过来。他老了，吆喝声是哑的，短短一声“豆——花——”，便再没下文。倒是那几个拉车的，歇脚时聚在墙根，骂米价，骂天气，声音反倒响亮些。

前几日，巷子里出了件事。

那时我正在窗前看书，其实也没看进去，纸上的字跳着，总聚不拢。忽然听见下面吵嚷起来。是那两个常来的兵，灰布军服油光光的，帽子歪着。他们围着那卖豆花的老人。

“捐税！”一个兵用棍子敲着木桶。

老人弯着腰，脸上堆着笑，嘴唇动着，却听不清说什么。

“没钱？”另一个兵飞起一脚。

木桶翻了。白的豆花，黄的糖水，泼了一地，混着泥土，成了污浊的一片。老人不言语，蹲下身，用手去捧。他的手抖得厉害，豆花从指缝间漏下去。

巷子两旁的门窗里，探出些人头。看着，又缩回去。没有人说话。

我站在窗前，手里的书页捏皱了。该下去的，我想。可是脚像钉住了。那窗玻璃隔着的，仿佛不是空气，是别的什么，厚厚的，推不开。

后来人都散了。只有老人还蹲着，一点点收拾。天阴阴的，要下雨的样子。

从那以后，我再看这窗，便觉得异样了。

昨夜睡不着，我坐在窗前。外面黑得很，什么也看不见。玻璃上映出我的脸，淡淡的，浮在那里。我们对着看。

桌上的油灯跳了一下。我想起小时候，祖母说北窗可以种萱草，看了能忘忧。可是我的窗外，只有这条巷子，这些事。

今早起来，窗外的石板路上，昨夜雨的痕迹还没干。卖豆花的又来了，吆喝声更哑了。那些拉车的照样骂着。一切都和从前一样。

只是我坐在窗前，再也看不进书了。纸上的字还是跳着，可我看见的，总是那一地狼藉的豆花，和老人抖着的手。

窗还是那扇窗。开阖时，依旧“嘎——”地响。

天又阴了。怕是还要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