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屋子的北窗，还是光绪年间的旧物。木料算得结实，只是颜色沉得骇人，那黑，是岁月一层层淤积起来的。漆皮皲裂着，一片压着一片，像陈年的鱼鳞，又像老人额上拭不去的皱。开窗关窗，那插销总要“嘎——”地一响，声音滞涩得紧，仿佛耗尽了气力，才挤出这一声叹息。
窗外横着一条窄巷。青石板铺的路，被无数双脚磨得中间凹了下去，泛着幽光。每日午后，总有个卖豆花的过来。他老了，吆喝声是哑的，短短一声“豆——花——”，后半截便断在喉咙里，再也挣不出来。倒是那几个拉车的，歇脚时聚在墙根，骂米价，骂天气，声音反倒响亮些，带着一种粗粝的生气。
前几日，巷子里终究是出了点事。
那时我正靠在窗前，手里捏着一卷书。其实也没看进去，纸上的字只是跳着，总聚不拢。忽听得下面吵嚷起来。是那两个常来的兵，灰布军服油光光的，帽子歪扣在头上。他们堵住了那卖豆花的老人。
“捐税！”一个兵用棍子敲着木桶边，发出空洞的响声。
老人的腰便弯得更深些，脸上努力地想堆出笑模样，嘴唇翕动着，话却低微得听不真。
“没钱？”另一个兵嗓音陡地一提，话音未落，一脚便飞了起来。
木桶倒了。白的豆花，黄的糖水，泼剌剌地倾了一地，立刻和着尘土，搅成一片污浊的狼藉。老人不再吱声，蹲下身，伸出那双枯瘦的手，颤颤地想去捧。豆花混着泥水，不住地从他指缝间溜走，怎么也捧不住。
巷子两旁，那些紧闭的门窗后，不知何时探出些人影。看着，又悄无声息地缩了回去，如同受惊的虫豸。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上前。一种庞然的静默，沉沉地压了下来。
我立在窗前，手里的书页不知觉间已捏得皱了。心里仿佛有个声音在催：“下去！”可我的脚，却像被灌了铅，牢牢钉在地板上。那层窗玻璃，隔着的仿佛不是空气，是别的什么，厚厚的，推不开的。
后来，兵们骂骂咧咧地走了，那些探头的人影也散尽了。空落落的巷子里，只剩那老人还蹲着，一点点收拾。天，阴阴的，堆着灰蒙蒙的云，是要下雨的光景。
从那以后，我再看这北窗，心里便总有些异样。它像一只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昨夜又睡不着，独自坐在窗前。外面是浓得化不开的墨黑。玻璃上，只映出我自己的脸，淡淡的，浮在那里，彼此默然对着。
桌上的油灯，焰子忽地一跳。猛然记起小时候，祖母曾说北窗外种上萱草，可以忘忧。但我的窗外，只有这条窄巷，这些人事。
今早起来，窗外的石板路上，昨夜雨的湿痕还未干。卖豆花的又来了，那吆喝声比前更哑。拉车的照样骂着。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原样。
我这窗，自此便不再是先前的窗了。那“嘎——”的一声，也似乎格外刺耳起来，像是钝刀子割在麻骨上，教人从牙根里泛起酸来。我总疑心这声响里，藏着些什么；是光绪年间那些早已朽了的魂灵，挤在木料的缝隙里叹息么？还是这窗子自身，也觉着这般日日开阖，对着这般光景，实在无趣得紧，故而发出这等不耐烦的嘶鸣？我说不清。
那日后，巷子里的声响，入得耳来，便都有了分别。拉车的骂米价，声音固然响亮，但那响亮里，总裹着一层黏稠的东西，像是夏日里腐败的汁水，泼在地上，挣不脱，也干不了。他们骂完了，便又拉起车，脊背弯成一张弓，沉默地融进那窄巷的阴影里去，仿佛先前的骂声，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喘息。那卖豆花的老人，依旧每日午后出现，吆喝声是愈发地哑了，短促得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只挤出半声，便又咽了回去。他不再在巷子中间停留，只挨着墙根，慢慢地挪。他的影子，在青石板上拖得老长，颤巍巍的，仿佛风一吹，便要断了。有时，会有个把妇人，端着小碗，匆匆地买了，又匆匆地闪进门里，那动作快得，像是偷窃一般。交易是沉默的，连铜板落入掌心的声音，也听不真切。两旁的门窗，开阖的缝隙似乎更窄了些，偶有目光探出，也如受惊的蜗牛触角，一瞬便缩了回去，只留下一条黑黢黢的缝，深不见底。
我于是便不大愿走近那窗了。然而脚不听话，总还是被吸了去。仿佛那里是一个漩涡，我这人，便是水面上的一片败叶，身不由己地打着转，终究要沉向那中心去。书是彻底看不进了。那些方正的字，此刻看来，都成了一个个小小的、麻木的脸孔，挤眉弄眼，却又一言不发。它们排列成行，便成了这巷子，这无声的看客的队伍。我烦躁地将书阖上，那“啪”的一声，倒吓了自己一跳，在这死寂的屋里，显得分外突兀。
夜里更是难熬。黑暗浓得如同墨汁，泼满了整个世界。那窗玻璃，此刻成了一面模糊的镜子，将我这张惶然的脸，淡淡地映出来。我们对着，我看他，他也看我。我看他眉宇间锁着的，是些什么？是那日未能踏出一步的怯懦么？还是对于这窗外一切，无可奈何的愤懑？他却不答，只是那样浮着，似笑非笑，像一个遥远的、与我无关的鬼魅。桌上的油灯，焰心总是跳荡不安，将我的影子在墙上拉得忽长忽短，变幻出种种怪诞的形状。这使我想起幼时，听祖母讲的那些志怪传说，里面的精怪，大约便是这般在墙上舞蹈的。然而眼前的，却是我自己的影子。我竟成了我自己的精怪了么？这念头一生，背上便渗出冷汗来。
祖母确乎说过北窗宜种萱草的。她说那是忘忧草，看了，便能叫人将世间的烦恼都暂且放下。那时节，我信这话，如同信那后园的皂角树里住着神仙。如今，这北窗外，莫说萱草，连几茎野草，也在石板的缝隙里长得艰难，黄恹恹的，抬不起头。忘忧？这窗，倒像是个专司记忆的器具，将那一地的狼藉，那颤抖的手，那无声的探看，一丝不苟地，镌刻在我的眼底了。它时时提醒我，这便是我所居于其中的“现世”。
如此过了三五日，心境竟有些麻木了。仿佛伤口结了层薄薄的痂，不去碰它，便也觉不出疼。我甚至又开始尝试看书，将那些麻木的脸孔，权当作真正的字来读。我想，人大约总是这样，再大的惊心动魄，日子久了，也会被磨得平滑，最终沉入那死水一般的日常里去。这想法，使我感到一种可耻的安宁。
然而这安宁，是极不可靠的。
那是一个黄昏，天色将晚未晚，一片混沌的灰黄。巷子里忽然又起了骚动。这次不是兵，却是几个穿着号衣的警察，簇拥着一个戴瓜皮帽的账房先生模样的人，挨家挨户地叩门。声音听不真切，只看见那账房先生手里拿着个簿子，指指点点，警察们便或软或硬地，与门里出来的人交涉。那过程是迟缓的，像一出蹩脚的傀儡戏，每个动作都透着僵硬。有人作揖，有人哀求，也有人默默地回去，取了些什么出来，递过去。那账房便用笔在簿子上划一下，一行人又转向下一家。
他们渐渐挪到我对面那户人家了。那家里，只住着一个老婆子，替人缝补衣裳过活。我常见她坐在门口，就着天光穿针，眼睛眯成两条细缝。门开了，老婆子矮小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账房先生的声音高了些，大约是催缴什么“清洁捐”之类的名目。老婆子摇着头，两手摊开，不断地弯腰。那姿势，与那日的卖豆花老人，何其相似！一个警察似乎不耐烦，伸手推了她一把。老婆子踉跄一下，扶住了门框，才没摔倒。
就在这一刹那，我仿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浑身的血都涌到了头顶。那日被钉住的双脚，此刻却像装了机簧，“腾”地便站了起来。我几步冲到北窗前，那窗棂的冰凉，透过掌心直刺进来。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或许是想大喝一声？或许是想冲下楼去？我的心在腔子里擂鼓一般地响。
我的手抓住了那冰冷的插销。只需一拉，那“嘎——”的一声便会响起，我便可以推开这扇隔着我与他们的窗。
可是，我推开之后呢？
我下去，又能如何？与那些警察理论么？我的一张书生面孔，几句迂阔的言语，在他们眼里，恐怕比那老婆子的哀求，更显得可笑。或许，我会被他们一把推开，如同推开那老婆子一般。然后呢？然后我这“闯入者”，除了给自己惹上一身麻烦，于那老婆子，于这巷子，又能有什么裨益？我不过是从一个窗内的看客，变成一个街上的看客罢了。位置变了，那“看”的实质，又何曾改变？
我的手指，像被烫着一般，从插销上缩了回来。那股子虚妄的勇气，来得快，去得更快，霎时间便冰消瓦解了。我颓然地退后几步，重新跌坐在椅子里。汗，这时才涔涔地下来，湿透了内衣，黏在背上，一片冰凉。
窗外，戏似乎唱完了。警察和账房先生走了，老婆子也慢吞吞地关上了门。巷子恢复了沉寂，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只有那青石板路，在渐浓的暮色里，泛着死鱼肚皮一般的微光。
我坐在黑暗里，不再点灯。巨大的羞愧，像一件湿透的棉袄，将我紧紧裹住，透不过气来。我憎恶那窗外的世界，它如此麻木，如此不公。可我更憎恶窗内的自己，我这清醒的怯懦，我这有知的无力！我与我所憎恶的，原来竟是一体么？我们都是这无声的戏台下的看客，只不过他们看的是别人的悲欢，而我，却连自己的灵魂，也一并冷眼旁观着。
这夜，我做了个极怪的梦。梦见那北窗自己打开了，没有声响。窗外，不再是那条窄巷，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荒原。荒原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有那卖豆花的老人，有那些拉车的，有那缝补的老婆子，也有那两个兵，那些警察，那些从门缝里探出的头脸。他们全都背对着我，静静地站着，一言不发。我也在其中，同样背对着什么。我想回头，看看我身后是什么，脖颈却像生了锈，转动不得。一种极深的恐惧攫住了我。我猛地挣扎，便醒了过来。
窗外，天已微明。雨果然又下了，淅淅沥沥的，敲打着窗纸。那声音，细碎而绵密，像是无数只蚕，在啃噬着桑叶，也像是在啃噬着这残夜，这黎明，以及我这空洞的躯壳。
我起身，再次走到窗前。雨中的巷子，空无一人，被洗刷得一片清净。那昨日的一切痕迹，似乎都被这雨水冲去了。卖豆花的老人，大约要等雨停了才会来；拉车的，骂声也会被雨声淹没。一切，仿佛又可以回到那“安宁”里去。
但我晓得，这是回不去了。那窗，那巷，那人，那事，连同我夜里那梦，都已深深地烙在了这里。我指着自己的心口。它们成了我的一部分，或者说，我终于看清了我原本就是它们中的一员。
窗还是那扇窗。开阖时，依旧会“嘎——”地响。只是这声响，在我听来，不再是木头的嘶鸣，而是这铁屋子般的天地间，一声微弱的、却又执拗的、来自我自身的叹息。
这叹息，大约也要被这雨声盖过去罢。
天，确是又阴了。这雨，看来一时半刻，是停不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