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兴衰的唯物史观解构：从“三杰四相”看政权存续的阶级基础

——兼论巴蜀经济生态对人才结构的制约

蜀汉政权的兴衰本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阶级力量对比与区域经济承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三杰四相”的人才现象，实为荆益两大政治集团在巴蜀经济生态中博弈的物质性呈现，其成败深刻印证了“政治权力不过是经济优势的体现”（恩格斯语）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一、经济基础决定统治结构：“三杰”时代的必然性与脆弱性

1. 荆襄集团的军事殖民本质

刘备集团入川时仅携带“步卒数万人”（《三国志·先主传》），面对益州“户二十万，口九十万”（《后汉书·郡国志》）的庞大体量，不得不建立军事优先的集权体制。诸葛亮以“法家拂士”姿态推行严刑峻法，关羽督荆州、张飞守阆中，本质是通过军事据点控制经济命脉。这种“强干弱枝”结构由蜀汉先天不足的生产力决定：章武元年（221年）蜀汉掌控人口不足百万，却需维持十万军队（《中国人口通史》），脆弱的经济基础迫使政权依赖少数精英的超负荷运转。

2. 阶级矛盾的早期激化

“三杰”体制激化与益州豪强的矛盾。刘备“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华阳国志》），触动本土势力利益；诸葛亮打压蜀地大姓“徙其豪帅于成都”（《蜀鉴》），埋下统治危机。当关羽北伐抽空荆州防务时，麋芳、士仁的叛变实为荆襄集团与本土势力矛盾的总爆发——政治背叛的深层动因是阶级利益的冲突。

二、生产关系调整的局限：“四相”体制的改良与困境

1. 经济政策的结构性矛盾

诸葛亮执政后推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国志·诸葛亮传》），但“北伐中原”的战略使蜀汉常年维持“男女布野，农谷栖亩”（《出师表》）的战时状态。蒋琬、费祎时期虽缩减军事规模，仍无法改变政权对豪强经济的依附：蜀锦专卖制度依赖世家大族的作坊生产（《成都商业志》），盐铁官营受限于技术落后而效率低下。所谓“四相继踵”的稳定，实则是以透支巴蜀民力为代价——景耀元年（258年）蜀汉人口降至94万，较汉末减少52%（《晋书·地理志》）。

2. 人才选拔的阶级固化

“四相”中蒋琬（零陵湘乡）、费祎（江夏鄳县）、董允（南郡枝江）皆属荆襄集团。这种地域性阶级垄断使政权丧失造血功能：至蜀汉后期，尚书令陈祗不得不倚仗宦官黄皓制衡士族，暴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正如王夫之《读通鉴论》所指：“巴蜀之士锢于守令，而智勇不登于幕府”——人才断层的本质是生产关系阻碍了阶级流动。

三、历史必然性的终极呈现：蜀汉灭亡的物质逻辑

263年邓艾奇袭成都时，“城守皆士伍，莫有斗心”（《三国志·谯周传》）。这种民心溃散直接源于经济崩溃：景耀六年（263年）蜀汉“领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却需承担“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蜀记》）的沉重负荷，剥削率高达15%（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统计》测算）。当曹魏推行屯田制解放生产力时，蜀汉仍维持汉末豪强庄园经济模式，最终被代表更先进生产方式的政权取代。

唯物史观结论

1. 阶级本质论：“三杰四相”的更替反映荆襄军事集团与益州地主阶级的博弈，蜀汉因未能构建跨阶级联盟而丧失统治基础

2. 经济决定论：巴蜀封闭型农业经济无法支撑持续扩张的军事机器，导致人才再生产机制断裂

3. 历史规律性：政权的存续取决于对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蜀汉的保守性使其成为历史辩证法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