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十八、
1896年10月我进入了剑桥青年女子学校，为以后到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接受预备教育。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参观过韦尔斯得学院，当时我就宣称：“有朝一日WO要上大学——不过我一定要去哈佛大学！”这话让朋友们都吃了一惊。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韦尔斯利学院，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生。上大学的想法在我心里扎了根，慢慢地成了我最热切的渴望。这种渴望激励着我为了学位与那些既能听到也能看到的女孩们去竞争，同时还要面对许多诚挚而英明的朋友们的强烈反对。我离开纽约的时候，这个想法已经无比坚定，于是我下定决心要先到剑桥学校去，因为这是通向哈佛大学、实现我童年宣言的一条捷径。
剑桥学校的计划，让莎莉文小姐和我一起上课，让她给我解释老师所讲的内容。
老师们当然只有教正常学生的经验，而我和他们交流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读唇。第一年的课程是英国历史、德语、拉丁语、算术和拉丁语写作，还有一些不定时的讲座。在那之前，我从未为了实现大学梦而学习预备课程，不过我的英语已经过莎莉文小姐的精心雕琢，所以老师们很快就发现，在这门课程上我并不需要特别指导。我要做的只是要对学院指定的作品进行评论分析。此外，我的法语学习也有一个极好的基础，我还学过六个月的拉丁语。不过，我最熟悉的科目还是德语。
尽管有这么多有利条件，我的学习还是困难重重，进展缓慢。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必读书目的内容都在我手上拼写出来，而且把所有课本都及时用凸体文字印刷出来供我使用同样非常困难——尽管我在伦敦和费城的朋友们都愿意为我加快印刷速度。有段时间，为了能与其他女孩一起朗读，我只好用盲文抄写拉丁教材。老师们很快就熟悉了我说话时的缺陷，能够非常及时地回答我的问题并纠正我的错误。我还不能在课上记笔记或者做练习，不过我会用打字机在家里完成所有的作文和翻译练习。
莎莉文小姐每天都陪我一起去上课，她以无限的耐心把老师讲的内容都在我手上拼写出来。自习的时候，她就为我查字典，为我读笔记和没有盲文版的书籍。她这些工作的枯燥和乏味简直无法想象。学校里只有德语老师格罗特小姐和校长基尔曼先生能够用手语字母给我讲课，格罗特小姐自己最清楚她的手语拼写有多么缓慢、多么不准确，可是为了让莎莉文小姐能休息一下，她还是坚持每周专门为我上两次课，并且在课上尽心尽力地在我手心里拼写文字。不过，尽管所有人都特别友善，都尽力为我们提供帮助，但唯有莎莉文小姐的那只神奇的手可驱走枯燥和艰辛，使我的学习充满乐趣。
那一年，我学完了算术，复习了拉丁语法，读了三章恺撒的《高卢战记》。在德语学习上，我读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赖塔格的《来自腓特烈大帝的国家》、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明娜.冯.巴恩海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我非常喜欢这些德语作品，对席勒那些优美的抒情诗歌、腓特烈大帝的壮丽功勋和歌德的生平故事更是情有独钟。读完《哈尔茨山游记》时，我又依依不舍，书中随处可见生花妙语： 那些对覆满藤蔓的青山、阳光下潺潺的乐声、波光粼粼的小溪的描绘是多么动人。还有因传统信仰和民间传说而被赋予神圣色彩的荒蛮之地，以及生活在早已远去的梦幻时代的灰发姐妹——这样美好的内容只有把自然视为“一种情怀，一种挚爱，一种渴望”的人才能写出来。
基尔曼先生教了我几个月的英国文学。我们一起读莎士比亚的戏剧《皆大欢喜》，伯克的《与美国和解》和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传》。基尔曼先生有极深厚的历史与文学修养，他机敏的阐释使我的学习更加轻松和愉快——否则我就只能机械地读笔记，只能依靠老师在课上给出的简短释义。
在我读过的关于政治题材的书中，伯克的演讲最具启发性。我的思想随着那个激昂的时代一起激动，那些处于两个国家的斗争中心的人物似乎活生生地站在我眼前。随着伯克的讲话越来越雄辩有力，我的疑惑也越来越凝重：国王乔治和他的大臣们为什么会对伯克庄重的预言充耳不闻——他早已预见了我们的胜利和他们的耻辱啊。接着我又读到极其悲哀的段落：如此伟大的政治家却并不受他的政党和人民的欢迎。我心里想，如此宝贵的真理与智慧的种子，居然会落到无知与腐败的莠草丛中，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而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传》则别有风情和趣味。对于在格拉布街居住的这位潦倒文人只能孤独地咽下“苦涩的面包”这一窘境，我深感同情。不过，在他身心都在承受折磨与痛苦的时候，他仍然会为那些遭受贫穷和鄙视的无望之人送去安慰的话语，伸出援助的手。我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开心，却对他的缺点视而不见——倒不是我觉得他不应该有缺点，而是觉得那些缺点并未对他伟大而高贵的灵魂产生丝毫的影响。虽然麦考利出众的才华令人钦羡——他的生花妙笔总能赋予平凡无奇的事物以生动和别致的光彩，可是他肯定的语气有时却令我厌烦。为了语言的流畅有力，他不惜以牺牲事实为代价，我由此对文章的内容深表疑虑。而我在聆听“大不列颠的德摩斯梯尼”的演讲时，态度则完全不同：内心只有深深的崇敬之情。
在剑桥学校，我生平第一次享受着与同龄的健全女孩为伴的乐趣。我和几个女孩一起住在一所与学校相连的房子里，那是豪威尔斯曾住过的地方。我们在一起体验着家庭生活的美妙。我和她们一起玩很多游戏，甚至包括捉迷藏和堆雪人。我和她们一起散步到很远的地方，我们谈论学习体会，大声朗读我们都喜欢的文字。有些女孩子还学会了与我交谈，这样莎莉文小姐就不用为我重复她们的话了。
圣诞节的时候，妈妈和妹妹来陪我一起过。好心的基尔曼先生就让米尔德里德也留在他的学校学习。于是，我和米尔德里德在剑桥学校共同度过了六个月的时光，其间我们几乎是形影不离。回忆起我们共同学习、互相帮助、一起玩耍的日子，我感到无比幸福。
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我参加了拉德克里夫学院的预考。我自己报的考试科目包括基础德语、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罗马史。考试一共进行了九个小时之久。最终，我通过了全部考试，德语和英语还得了“优”。
也许，我有必要在这里把我参加考试的方法解释一下。按照考试要求，考生们要在十六个小时内通过考试，其中十二个小时考基础课程，四个小时考高级课程。而每次通过的时长必须达到五个小时，否则不予算数。哈佛大学于早上9点发下试卷，再由特使把试卷送到拉德克里夫学院。考生都不用姓名，而是只凭考号进行验证。我的考号是233。不过，因为我只能使用打字机参加考试，所以考号并不能隐瞒我的身份。
因为打字机的声音会影响参加考试的其他女孩，所以我被独自安排在五个房间内进行考试。基尔曼先生用手语字母把试卷为我读出来。为了避免打扰，门口还安排了一名守卫。
第一天我考的是德语。基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从头到尾为我读了一遍，之后便一句一句读给我听，我同时也要大声地复读出来，以确保我完全听懂了他读给我的题目。试题很难，我在打字机上打出答案的时候，真可谓忧心忡忡。基尔曼先生把我写的答案再读给我听，我会口述一些必要的修改，他则代为增删。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在之后的任何考试中，我再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有利条件。到了拉德克里夫学院，我答完试卷之后没有人为我读，我也没有机会再修改——除非我是提前答完了试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修改那些在有限的几分钟内我能够回想起来的错误，并在最后的试卷上对这些修改做出标识。我的预考成绩比终考成绩要好，有两个原因。在终考时，没有人把我的答案再读一遍给我听。再者，预考时我自报的科目中，有一些是我到剑桥学院之前就比较熟悉的。在学年之初，基尔曼先生就用哈佛以前的试卷给我进行了测试，而我当时就已经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
基尔曼先生把我写出的答案送到了考官那里，同时附带了一份证明，说明这份答案是233考生提交的。
其余所有的预考科目也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这些考试与第一次相比，显然就没有那么艰难了。我记得考拉丁语那一天，希林教授走进来告诉我说，我的德语成绩非常不错。这无疑使我信心大增，心情更加放松，下笔更加稳健。我终于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通过了一场场艰难的考试。
十九、
在基尔曼学校开始第二年的学习时，我满怀希望，有必胜的决心。不过最初的几个星期，我却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基尔曼先生答应我从那一年开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数学上。我的课程包括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希腊语和拉丁语。不幸的是，我需要的很多课本都未能及时印成凸印版，我上课时便没有教材。我所在的班级很大，老师不可能给予我特殊的指导。莎莉文小姐必须把所有的书都为我拼读出来，并且要把老师的话翻译给我听。十一年来，第一次感到她那灵巧的手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在课堂上，我既要做代数和几何的练习，也要解答物理问题，可是，如果没有盲文书写器，这些根本不可能做到。有了盲文书写器后，我就能在上面写下运算过程和解题步骤。我的眼睛看不到黑板上的几何图形，能让我对图形有清晰感受的唯一方法是在垫子上用铁丝做出那些图形。正如基思先生在他的报告中所说的，我必须把这些字母标出的图形、假设和结论、作图的方法和证明的过程都装在脑子里才行。总之，每门功课都有不同的障碍。有时候我会觉得无比沮丧、不由得心烦气躁——那个样子想起来都觉得很羞愧。最令我愧疚的是，我烦恼不堪的样子成为日后有人针对莎莉文小姐的借口。可她是所有善良的朋友中唯一能够使“崎岖之路化坦途，歧道曲径成通衢”的人啊。
值得欣慰的是，学习的困难还是一点一点开始消失。凸印版的书籍和其他仪器设备陆续到了，我重拾信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代数和几何是仅有的两门任我如何努力也难以理解的课程。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在数学方面没有天赋，因为我总是无法吃透那些知识点的真正奥秘。几何图形就更令我恼火了，因为我根本就看不到各个图形之间的联系。直到基思先生开始教我之后，我对数学才渐渐有了清晰的理解。
我在着手应对这些困难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使一切发生了改变。
在凸印版课本到来之前，基尔曼先生就已经开始以我的学习太辛苦为由，对莎莉文小姐提出了抗议。尽管我极力表示反对 ，他还是减少了我的习题量。在入学之初我们曾商定，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花五年的时间完成大学的预备课程。可是在第一年学习结束时，我的考试成绩不错，莎莉文小姐、哈博小姐（基尔曼先生雇佣的校长）和另一位老师都认为，再用两年时间我便可以完成预备课程的学习。基尔曼先生当初也是同意的，不过当学习任务越来越难的时候，他便坚持认为我课业过重，我应该在他的学校里再学习三年。我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我想跟班里的同学一起上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就没有去上学。莎莉文小姐知道我只是偶感微恙罢了，可是基尔曼先生一听到我病的消息，这宣称我的身体要累垮了。他为我修改了学习安排，导致我不能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基尔曼先生和莎莉文小姐之间分歧的最终结果是，我母亲让我和妹妹米尔德里德一起从剑桥学校退了学。
事情拖一段时间以后，剑桥的默顿.基思先生被安排来做我的家庭教师，帮助我继续学业。那个冬天剩下的时间，我和莎莉文小姐是在我们的朋友钱伯林家度过的——他们住在离波士顿二十英里的伦萨姆城。
从1898年2月到7月，基思先生每星期到伦萨姆来两次。他教我代数、几何、希腊语和拉丁语，莎莉文小姐为我翻译他的讲解。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了波士顿。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基思先生每周给我上五节课，每节课大约一个小时。每次上课时，他都为我解释上节课我没听懂的知识，布置新的作业，然后把这个星期我在打字机上写完的希腊语作业带回去，完全批改好之后再交还给我。
我为了上大学而进行的预备学习就这样没有间断地进行着。我发现自学比在课堂上听课要容易得多，也要快乐得多。我不会手忙脚乱，也不会困窘不安，不懂的地方，家庭教师有充分的时间解释给我听，所以我比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学得更快更好。不过，我依然觉得在数学问题的掌握上，还是远远不如其他学科。要是代数和几何能有语言和文学一半容易也好啊！不过即使是数学课，基思先生也能让它变得有趣：他成功把问题切分成一个个我能够理解的小块。他让我的脑子一直保持警醒和期待，并且训练它进行清晰的推理，冷静而有逻辑地寻求解题方法，不要毫无章法地天马行空，最后什么结论也得不到。无论我表现得多么愚钝，他都一直温柔宽容，对我极有耐性。说真的，我觉得我那个笨乎乎的样子，就连约伯也会被摧残得失去耐心的。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入学考试。第一天考的是基础希腊语和高级拉丁语，第二天考的是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语。
学院当局不允许莎莉文小姐给我读试卷，因此，他们聘请珀金斯盲人学院的尤金.维宁先生用盲文为我把试卷抄写出来。我不认识维宁先生，他除了为我写盲文试卷之外，不可能与我有任何交流。我也不认识监考人员，他们也不会通过任何方式与我交流。
用盲文进行语言科目的考试非常顺利，可是在代数和几何考试时，却出现了困难。我开始是一片茫然，根本无从下手，之后我又因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而灰心丧气，在考代数的时候尤其如此。的确，我熟悉美国常用的所有的盲文体系——英国式的、美国式的，还有纽约点式的，可是在这三种盲文体系中，几何和代数的各式符号和图形都不一样，而我在代数上只运用过英国式盲文体系。
在考试的前两天，维宁先生给我送来了一份盲文版的哈佛过去的旧代数试卷。我沮丧地发现它用的是美国盲文体系。我当时立刻坐下来给维宁先生写信，请他给我解释一下这些标识。在回信中我收到了另一份试卷，还有一份标记列表。于是我立刻着手学习这些标记。到了代数考试的前一晚，我虽然拼命想要搞清楚一些复杂的例题，可是当括号、大括号和根号组合在一起时，我却依然分不清楚。我和基思先生都很苦恼，心中充满了对次日考试的不详预感。考试之前，我们提前到了学院，让维宁先生把美国式标记给我更详细地解释了一遍。
在几何考试中，最大的困难是我之前已经习惯了阅读线条打印的命题，不然就是有人给我拼写在手心里，可是对着眼前的命题，不知为什么我却感觉这些盲文乱作一团，我无法在脑子中清晰地梳理出头绪。到了代数考试的时候，我遇到的困难就更大了。那些标识明明是我刚学过的，我本以为我都明白，结果却一片茫然。另外，我看不到我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答案，我之前做练习时一直是用盲文或者心算的。基思先生对于我心算解题的能力太过信任了，他并没有训练我将答案写在纸上的技能。结果呢，我答题的过程简直慢到了极点，同时为了理解题意，形成些许解题思路，我还得一遍一遍反复读题。实际上，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确定我是不是正确理解了所有标识。我觉得当时的头脑根本就是糊涂不堪的。
我并不想责怪任何人。拉德克里夫学院的行政委员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使我的考试变得多么艰难，他们也不理解我需要克服的特殊困难。如果说他们有意无意给我设置了障碍的话 ，那么值得欣慰的就是，我最终还是克服了所有障碍。
二十、
为了上大学而进行的奋争终于结束了，现在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都可以到拉德克里夫学院学习了。可是，在入学之前，大家都认为我最好再跟着基思先生学习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我才真正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我还记得第一天到拉德克里夫学院的情形，那真是欢乐的一天。这一天我已经盼了许多年。我内心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激励我，要用听力和视力都正常的人的标准来考验自己——这种力量大过了朋友们的劝说，也大过了我内心的吁求。我知道一路困难重重，但我渴望克服这些困难。有位罗马智者的话一直被我记在心里，“即使被赶出罗马，也会住在罗马城外”。被排除在通往知识的阳关大道之外，我只好通过少有人行的幽静小路来完成跨越全国的旅行——如此而已。我知道大学有许多这样的小路，在那里我能与像我一样热爱思考、充满爱心、艰苦探索的女孩们手拉手前行。
我热切地开始了学习。我的眼前展现出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么美好，那么明亮，我感觉自己能够通晓世间的一切。在奇妙的思想之境中，我和其他人一样自由。那里的人，那里的景，那里的行为举止和欢乐悲伤，都应是活生生的，对现实世界的生动阐释。演讲大厅里似乎被伟大而睿智的灵魂占据着，而教授们则是智慧的化身。从此之后我的学习方式与之前大不相同了，在这里我不再就此赘述。
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大学并不完全是我想象中的浪漫学园的模样。年轻的涉世未深的我有许多美好的梦想和憧憬，而当这梦想“在日光中消散开来”时，一切就失去了光环。我渐渐开始明白去上大学也有不那么美妙的地方。
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缺少时间，现在依然如此。从前我和我的思想都有时间从容地反思和回味。我们会在傍晚坐在一起，倾听灵魂的内在旋律。只有在这样闲暇的时刻，某位挚爱诗人的诗句才会触碰到深邃而甜美的灵魂之弦，使它不再沉寂。可是在大学里，根本没有时间与自己的思想进行亲密交流。人们到大学似乎只是来学习的，并不是来思考的。人一旦步入了学习的大门，就远离了最宝贵的快乐——独处的时光、阅读的美妙和遐想的乐趣，以及聆听沙沙低语的松林的闲适。想到我是在为未来的欢乐时光积蓄宝藏，我本应该感觉到些许慰藉，可我这个人目光短浅，宁愿享受当下的快乐，也不愿未雨绸缪。
第一年的课程有法语、德语、历史、英语写作和英语文学。在法语课上，我读到高乃依、莫里哀、拉辛、缪塞和圣伯夫的一些作品。在德语课上读的是歌德和席勒的作品。我迅速通读了从罗马帝国覆灭到十八世纪的全部历史。在英语文学课上，我对弥尔顿的诗歌和《论出版自由》进行了评析。
常常有人问我，我是如何应对大学生活中我的特殊情况的。的确，在教室里，我几乎是形只影单。教授遥远得好像在电话中讲话。讲课的内容以最快的速度在我手上拼写出来，为了追赶上教师讲课的速度，教师的个人特色就无法向我传达出来。单词一个接一个迅速地掠过我的手掌，就像猎Q在追逐一只经常抓不到的野兔。不过在这方面，我想那些记笔记的女孩子也比我强不了多少。如果一心专注于听讲并把听到的内容记在纸上的话，那么头脑就会像机械一样动作，人就不太可能思考讲解的内容，也不太可能注意讲解的方式。我在课上无法记笔记，因为我的手忙着倾听。通常我都是在回家之后，再记下我能够记得的内容。做练习、写作文、写评论和完成平时的测试，以及期中、期末的试卷，我都得在打字机上完成，所以教授们很容易就能发现我掌握的内容是多么可怜。开始学习拉丁诗体学的时候，我发明出一套符号体系，可以向教授阐释不同的韵律和节奏。
我用的是哈蒙德牌打字机。我用过好几台不同的打字机，最后发现哈蒙德牌最适合我学习的一些特殊要求。在这种打字机上可以使用活动字模，你可以有好几套字模，每一套都有不同的字符构成——希腊文、法文或者数学符号，根据写作内容的不同进行挑选调换。如果没有这种打字机，我觉得我可能无法在大学学习。
在各门课程的必读书中，很少有为盲人专门印制的版本，所以我只好让人在我手上拼写出来。这样，我需要的预习时间要比其他女孩长得多。手读部分需要的时间更长，除此之外我还有她们不可能碰到的其他烦恼。有时，当我必须对细节进行仔细辨识的时候，我会觉得心烦气躁。一想到为了读懂几章的内容，我就要花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而这个时候别的女孩却在外面开开心心地又唱又跳，我不由得怒气横生。不过我很快就能恢复乐观的心绪，大笑几声把烦恼逐出心头。我知道，每一个想要获得真才实学的人，都必须独自攀登困难的山峰。登顶之路没有坦途，我只有曲折前行。有多少次我滑回原处，有多少次跌倒在地，或者站在原地无法前行，或者一头撞在隐蔽的绊脚石上，或者我会大发脾气，但最终又让自己安静下来，学会更好地控制自己。我艰难跋涉，哪怕是一点点儿的收获都令我倍受鼓舞，我越来越急切，渴望爬得越来越高，期待看到更远的地平线。每一次斗争都是一次胜利。再努力一次吧，我将到达灿烂的云层，到达蓝天的深处，到达梦想的高原。在这些斗争中，我也并不总是孤军奋战。威廉.韦德先生和宾夕法尼亚盲人教育学院的校长艾伦先生为我找来了我需要的许多盲文版图书。他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关心和体贴，他们的帮助和鼓励对我有多么重要。
去年，就是我在拉德克夫学院的第二年，我学习了英语写作、英文版《圣经》的文学、欧美政体、贺拉斯的颂诗，还有拉丁语喜剧。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课，课堂气氛特别活跃，所选内容有的妙趣横生，有的诙谐机敏，风格多种多样。写作教师是查尔斯.汤森.科普兰先生，他是迄今为止最善于把文学作品的生动性和震撼力原汁原味传达出来的老师。在短短的一个小时的课堂上，你可以畅饮伟大不朽之作的永恒之美，不需要多余的解释和说明。你任由自己在杰出的思想中沉醉，你用全部的心灵去感受《旧约》带来的震撼，甚至都忘记了耶和华和埃洛希姆的存在。回到家时，你会感觉自己已经“瞥见了精神与形式的永恒和谐，真与美在时间那古老的枝干上绽放新蕾的完美之光。”
今年是我最快乐的一年，因为我学习的是我最感兴趣的科目：经济学、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乔治.基特里奇教授的莎士比亚以及乔赛亚.罗伊斯教授的哲学史。哲学让人深怀同理之心去理解遥远年代的传统与其他的思维方式。而在此之前，我们觉得那些似乎毫无理性，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怪论。
但是，大学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雅典城。在那里，你不会与伟人与智者面对面地相遇；你甚至也感受不到他们活生生的触摸。的确，他们在那里，但是他们却像木乃伊般干瘪。我们必须把他们从满是裂缝的知识之墙中提炼出来，再对他们加以解剖和分析，才能确定我们面前真的是弥尔顿或以塞亚，而不仅仅是巧妙的模仿之作。在我看来，许多学者似乎忘记了，我们对伟大文学作品的欣赏更多是源自内心的共鸣，而不是理性的解析。问题在于，学者们劳心费力的阐释很难在记忆中留存，头脑像抛下成熟的果实一样将它们抛掉。有的人可以通过分析花朵、根茎等其他一切组成部分，还有花的生长过程的方式来了解一朵花，但是却丧失了欣赏沐浴在雨露之中的鲜活花朵的能力。我一遍一遍焦急地询问：“为什么我要在意这些阐释，这些理论呢？”它们像瞎眼的小鸟一样在我的思想中飞来飞去，徒劳地拍打着一双翅膀。我并不是反对透彻地理解文学名著，我只是反对无休无止的评论和令人困惑的批评。这些只教给我们一样东西：有多少人，就有多少观点。可是，像基特奇教授这样伟大的学者在阐释大师的思想时，他“仿佛能使盲人重见光明。”他使诗人莎士比亚获得了新生。
不过有时候，我甚至有想把要学的东西扔掉一半的冲动，因为负担过重的头脑无法欣赏它付出巨大代价而获得的财富。我觉得，一天之内读四五本不同语言的书，还要探讨毫不相干的不同学科的问题，那你一定会忘记当初阅读的目的。如果读书时既匆忙又紧张，一心只想着应对测试和考试，那你脑子里只会被琐碎无用的东西塞满。现在，我的脑子里就混杂着各种各样的碎片知识，要把它们梳理出个头绪简直比登天还难。每当步入自己的大脑王国，我就觉得自己就像那头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的公牛一般。成千上万个知识碎片像冰雹一样在脑子里胡乱飞舞，我拼命想要躲避，可是论文、作业和考试却像妖魔鬼怪般纠缠着我。我真想——天啊，请原谅我心中如此邪恶的愿望吧——把我崇拜的偶像们砸个粉碎！
在大学里，最让人讨厌的妖魔就是考试。我无数次与它们面对面缠斗，把它们打翻在地，让它们倒地不起，可是它们依然挣扎着站起来，虽然面无血色，却依然煞气逼人。最后，我感觉自己像鲍勃.阿卡斯一样，任勇气从我指尖一点点溜走。在这些磨难到来之前，我每天都得往脑子里塞进神秘玄妙的数学公式和无法理解的年代数字——这些食物难以下咽，最后你真希望书本、科学，还有你自己都一起葬入大海深处算了。
最后，可怕的时刻还是到来了。如果你准备充分，能够搜索枯肠及时把标准答案召唤出来，那你真算是幸运儿了。事实却常常是，你吹响了召唤的号角，却根本没有回应。当你亟须你的记忆力和精确的分辨力发挥作用的时刻，它们却自己插上翅膀飞走了——真是令人恼火到了极点。你费劲心力积累起来的材料，在关键时刻却将你辜负。
“请简述胡斯及其作品。”胡斯？胡斯是什么人？他写了什么？这名字看上去既熟悉又陌生。就像在装满碎布的袋子里翻找小丝绸碎块似的，你竭力在历史资料库中搜寻。你能肯定它就在脑子里，而且呼之欲出了——那天你在查找宗教改革开端的相关资料时，你明明看到过的。可现在它在哪儿呢？你把零零碎碎的知识都翻了出来——几次革命、教会分裂、大屠S、政治体系，可是胡斯——他到底在哪儿呢？你会惊讶地发现，你应该知道那么多东西，试卷上却一片空白。你在绝望中把信息库中的东西全部倾倒出来，而你要找的那个人就躲在角落里，一本正经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丝毫没意识到他给你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就在这个时候，监考官告诉你时间到了，你怒不可遏地把这堆垃圾狠狠踢到一个角落里。回家的时候，你的脑海中酝酿着无数的革命计谋：一定要废除教授们不经允许就随意提问的神圣权利。
我意识到，在这一章最后的两三页中，我用的这些修辞手段会给自己招来嘲笑。各种隐喻修辞在我眼前趾高气扬地嘲笑我，它们指着瓷器店里被冰雹袭击的公牛和面色苍白的妖魔说，看啊，就这些，真没水平啊！就让它们嘲笑去吧。这些语言非常精准地反映了我所处的冲撞复杂的环境和我纷乱无着的想法。这一次就宽纵它们吧，它们的存在恰恰鲜明地表达了我的态度：我对大学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在我尚未进入拉德克夫学院之前，我曾有过无数浪漫的幻想，如今幻想的光环已经消失。不过，正是从浪漫到现实的转变过程，使我学到了许多——如果没有这番经历，我是永远不会明白了。其中之一就是耐心的宝贵。它教会我们，我们的教育过程就像是在乡间散步的过程一样，要从容些，要热情些，让思想对每一种遇见都保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只有这样，知识才会像无声的潮水一样涌入灵魂之中，将我们的思想滋养得越来越深刻。与其说“知识就是力量”，倒不如说知识就是幸福，因为只有拥有渊博的知识，我们才会拥有去伪存真、明辨是非的能力。了解标志着人类进步的伟大思想和重要事件，就是感受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跳动的有力脉搏。除非面对生命和谐的乐章真的做一个聋人，否则这生命的律动一定会激励我们一往无前、直冲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