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所古老的大房子里，只有一个挂着窗帘的窗子有灯光。锁在院子里的狗特列左尔突然汪汪叫起来。
冬妮亚从半睡中听到了母亲低低的说话声：
“不，她还没有睡。请进来吧，莉莎。”
女友的轻盈的脚步声和那友爱而热烈的拥抱，把她那矇眬的睡意完全赶走了。
冬妮亚现出疲倦的笑容，对她说：
“莉莎，你来得正好：我们家里的人都很高兴——爸爸昨天已过了危险期，今天一整天都是安安静静睡着。妈妈和我好几夜都没有睡觉，今天也歇了一会儿。呵，莉莎，你讲讲吧，近来外面有些什么新闻？”冬妮亚说着就把她的朋友拉到身边，坐在长沙发上。
“呵，新闻倒有许多！不过有些新闻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莉莎笑着，狡猾地看一看冬妮亚的母亲叶卡捷林娜·米哈伊洛夫娜。
冬妮亚的母亲是一个样子很体面的妇人，虽然已经三十六岁了，她的举动还像少女一样活泼。她有一对聪明的灰眼睛和一个虽不算美丽，却叫人喜欢的、精神饱满的面庞。
“好的，再过几分钟我就走开。现在先请你讲一些我们大家都可以听的消息吧。”她开玩笑说，并把自己的椅子移近长沙发。
“第一桩事情就是我们不再上学了。校务会议已经决定发给七年级学生毕业证书。我非常高兴。”莉莎眉飞色舞地说，“那些代数和几何把我烦死了！我们要念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些男孩子，也许还能继续求学，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念书。现在到处都在打仗。真是可怕！……我们将来都是要出嫁的，哪个男人也不要他的妻子懂得代数呵！”莉莎说到这里，大声地笑起来。
冬妮亚的母亲跟她们坐了一会儿，就到她自己的房里去了。
莉莎靠近冬妮亚，双手抱着她，把她在岔路口上遇到的事情小声地从头到尾向冬妮亚叙述了一遍。
“呵，亲爱的冬妮亚，请想想，当我认出那个逃跑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惊讶……你猜猜，那人是谁？”
听得出神的冬妮亚，只是耸了耸肩膀。
“就是保尔·柯察金！”莉莎突然说。
冬妮亚吃了一惊，痛苦地把身体缩作一团。
“是保尔·柯察金？”
莉莎对她的话产生的效果感到很满意，于是她就把她跟维克多吵嘴的情形也叙述了一遍。
她只顾说话，没有注意到冬妮亚的脸色已经变得多么苍白，她那拉扯着蓝色罩衫的手指头抖得多么厉害。莉莎完全不知道冬妮亚是那样揪心，也不知道她那可爱的睫毛为什么那样不住地抖动。
冬妮亚已经完全听不进莉莎讲的那个喝醉的彼得留拉军官的故事了，她只想着：“维克多·列辛斯基已经知道是谁袭击的了。为什么莉莎要告诉他呢？”于是她不知不觉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我告诉什么？”莉莎不明白她的意思，这样问她。
“你为什么要把保夫鲁沙，我是说，把柯察金的事情告诉列辛斯基呢？你要知道他一定会出卖他……”
莉莎不服气，反驳说：
“呵，不，我想他不会的！他为什么要出卖他呢？”
冬妮亚突然挺直身子，双手使劲地抓住膝盖，直到她觉得疼。
“莉莎，你一点儿也不明白！他和柯察金本来就是死对头，何况再加上另一种原因……你把保夫鲁沙的事情告诉了维克多，已经铸成大错了。”
莉莎现在才注意到冬妮亚是那样着急，又因为听到冬妮亚无意间说出“保夫鲁沙”这个称呼，她才弄明白了她一向模模糊糊地猜疑着的事情。
她不由得也认识到自己把事情办错了，就难为情地不做声了。
“呵，原来真有这么回事呵，”她心里想，“多么奇怪，冬妮亚竟会爱上一个——什么人？一个普通的工人……”她本来很想和她谈谈这件事，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她终于没有把这话说出口。她极力设法补救自己的过错，便握住冬妮亚的两只手说：
“冬妮亚，亲爱的，你非常着急吗？”
冬妮亚心神恍惚地回答说：
“不，也许维克多还不至于像我所想的那么坏。”
不多工夫，她们的同班同学，粗笨而老实的杰米亚诺夫进来了。
直到他进来的时候，她们两个总是谈得不投机。
冬妮亚把两个同学送走了，她独自靠着栅栏门，站了很久，遥望着那阴暗的、通到镇上去的道路。风，那永不停息的风，带着春天湿土的霉味和潮湿的冷气，朝她吹来。在远处，小镇郊外许多人家的窗户正闪着惨红的灯光。她所憎恨的那个市镇，就在那儿。在那镇上，在某一座屋顶之下，她那个不安生的朋友，还不知道大难已经临头。也许他早已忘记了她。自从他们最末一次见面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天了呵！那时候，是他不对，但是她早已把那件事忘记了。明天她再看到他，那旧日的友谊，那如此可爱又如此叫人激动的友谊，就会恢复过来的。一定会恢复过来的，这是冬妮亚所深信的。但愿这一夜平安无事。然而，这不祥的黑夜，好像蕴藏着灾难，准备随时对他……好冷呵。
冬妮亚最后又向大路看了一眼，就走进屋子。在床上，她裹着被子，临睡还在想着——但愿这一夜能平安无事！……
第二天清早，家里的人还在睡觉，冬妮亚就已经醒了。她急忙起身穿好衣服，不惊动别人，悄悄走到院子里，放开那条个子大、毛又多的狗——特列左尔，带着它一起向镇上走去。到了柯察金家的前面，她犹豫不决地站了一分钟。接着她就推开栅栏门，走进院子。特列左尔摇着尾巴，走在她的前头……
这天早晨阿尔焦姆也从乡下回来了。他是跟一个铁匠师傅坐大车一道来的。他用肩膀扛着他挣来的一袋面粉走进院子，那个铁匠拿着其他的东西，跟在他后边。他走到开着的门口，把那袋面粉从肩上卸下来，喊道：
“保尔！”
但是没有人答应。
“拿到屋里去吧，你在这儿做什么！”那个铁匠走过来说。
阿尔焦姆把东西放在厨房，然后走进屋里——这一下他可吓呆了，房子里一塌糊涂，破旧的衣服凌乱地抛在地板上。
“这是怎么回事呀！”他回头向铁匠惊讶地喊道。
“嗯，实在太乱了。”那铁匠附和着说。
“这个小家伙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阿尔焦姆开始生气了。
但是家里空空洞洞，没有一个人好问。
铁匠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阿尔焦姆跑到院子里，朝四周看了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门敞开，保尔又不在。”
他听到了后面有脚步声。他转过身，看见一只毛茸茸的大狗，竖着耳朵站在他面前，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姑娘正从栅栏门朝屋子走来。
那姑娘上下地打量着阿尔焦姆，轻轻地对他说：
“我要见见保尔·柯察金。”
“我也要找他。鬼晓得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是刚到，进来一看，房门敞开，他不在。您也是来看他的吗？”他问那个姑娘。
姑娘没有回答，反问他：
“您是他哥哥阿尔焦姆吗？”
“是的，有什么事吗？”
但是姑娘并没有回答他，只是惊惧地望着敞开的房门。她心里想：“为什么我昨天晚上不来呢？难道，难道真会那样吗？……”她心头的负担更沉重了。她问那个一直在惊奇地注视着她的阿尔焦姆：
“您来的时候房门就敞开着，保尔就不在吗？”
“请问您究竟有什么事情要找保尔？”
冬妮亚更靠近他一些，向周围看了一下，然后急促地说：
“我知道的也不十分确切，不过要是保尔不在家的话，那他一定是被捕了。”
“为什么呢？”阿尔焦姆吃了一惊。
“到屋里去谈吧。”冬妮亚说。
阿尔焦姆一句话不说地听着她。她把她所知道的统统都告诉了他之后，他感到万分的失望。
“唉，真糟糕！”他伤心地叨念说，“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倒霉的事情……现在我明白屋里为什么会这样乱糟糟的了。这孩子是给鬼迷住了，才会弄出这样的事情来。现在，叫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不过，小姐，您到底是谁？”
“我是林务官杜曼诺夫的女儿。我认识保尔。”
“呵——呵——”阿尔焦姆拉长声音说，含义非常模糊，“您瞧，我还带了一袋面粉来给他吃呢，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事……”
冬妮亚和阿尔焦姆默默地互相对视着。
“我走了，说不定您会找到他。”临别，冬妮亚低声说，“晚间我再到这里来，听您的消息。”
阿尔焦姆默默地点了点头。
一只由冬眠里醒过来的瘦苍蝇在窗角嗡嗡地飞着。在城防司令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的农村少女坐在破旧的沙发边儿上，双肘支着膝盖，望着那肮脏的地板出神。
城防司令官嘴角叼着一支纸烟，用一笔花体草字结束了他的书写之后，随后在“谢佩托夫卡城防司令”的印章下面，非常得意地加上一个花体的签名，在字尾任意地挥了一个钩儿。
门口传来了马刺的响声，他抬起头来。
一只手扎着绷带的萨洛梅加站在他的面前。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司令官欢迎他。
“是好风吹来的，连胳膊都给鲍贡团吹断啦。”
萨洛梅加一点也不管旁边还坐着一个女子，就恶狠狠地臭骂起来。
“哦，那么你是到这儿来治伤的，是不是？”
“下辈子才有工夫治伤哩。前线非常吃紧，我们被压得简直连气都透不过来啦。”
司令官朝那女人点一点头，让他不要再说下去。
“我们等会儿再谈吧。”
萨洛梅加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摘下带帽徽的军帽，那帽徽是三支交叉的枪——乌克兰民族共和国的国徽。
“戈卢勃派我来的。”他开始低声地说，“谢乔夫狙击师团就要开到这里来了。你这里可要大大地麻烦啦，所以我先到这里来整顿一下。‘大头目’自己也可能要来，并且还有什么外国的大佬们一同来，因此这里的人谁也不许提起那次的‘消遣’。你在写什么？”
司令官把嘴角叼着的纸烟移到嘴角的另一边，说道：
“我这儿押着一个小坏蛋。你知道我们在车站上捉到了那个朱赫来，你记得吗，就是那个煽动铁路工人反抗我们的家伙。”
“哦，哦，怎么样呢？”萨洛梅加兴奋地移近前去。
“咳，车站司令奥麦利钦科那个混蛋只派了一个哥萨克兵押解他到这儿来。就是在我这儿押着的这个小家伙，公然在大白天里拦截了他。他和朱赫来两个人解除了哥萨克兵的武装，打落了他的门牙，然后一道逃跑了。现在朱赫来逃掉了，这个小家伙却落了网。材料都在这里，你看吧。”他把写好的一摞文件推到萨洛梅加面前。
萨洛梅加用完好的左手翻着纸张，很快地看完了，随后就看着司令官的脸，说道：
“你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口供吗？”
司令官气愤地扯了一下帽檐。
“我已经审问他五天了。他始终不肯招供，只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没有放走他。’真是一个地道的小土匪。你知道，那个哥萨克兵认出了他，差一点把那小坏蛋掐死。我好容易才把他拉开。因为奥麦利钦科给了那哥萨克兵二十五军棍，因此他恨死这个小混蛋。现在没有理由再把他关下去，我正呈请司令部批准我枪毙他。”
萨洛梅加轻蔑地啐了一口，说：
“要是他在我手里，包管他什么都招供。老实说，你这个神父的儿子懂得怎样审问他？一个神学院的学生还能当城防司令？你用通条打过他吗？”
司令官发火了。
“别太放肆，把嘲笑留给你自己吧。我是本地的司令官，请你不要多管闲事。”
萨洛梅加看了看发火的司令官，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小神父，用不着生那么大的气，不然肚皮会气炸的。我才不管你那些事呢！闲话少说，还是告诉我到哪儿弄两瓶酒喝喝吧！”
“这倒好办。”司令官笑着说。
“至于那小家伙呢，”萨洛梅加指着公事上保尔的名字，“要是你真的想结果他，应该把十六岁改成十八岁。你瞧，需要把‘6’字的钩儿往下面描一下，要不，他们说不定不批准哩。”
在作为囚牢的库房里一共有三个人。一个是留着长胡子、穿着破外套和肥大的麻布裤子的老头子，他蜷着细腿，侧着身子躺在木板床上。他被捕是因为住在他家的一个彼得留拉兵士拴在他的板棚里的一匹马不见了。另一个坐在地板上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长着一对细小狡猾的贼眼和一个尖下巴。她是一个造私酒的妇人，因为偷了表和别的贵重东西而被捕的。在窗子底下的角落里，枕着帽子昏昏迷迷地躺着的，是保尔·柯察金。
一个乡下打扮扎着花头巾、睁着一对吃惊的大眼睛的少女被带进库房里来。
她站了一会儿，就在那个造私酒的妇人旁边坐下了。
造私酒的妇人把她仔细打量了一番，很快就问她：
“姑娘，你怎么也坐牢？”
因为没有得到回答，她又追问下去：
“你为什么给抓进来？也许是为了造私酒的事吧？”
那农村姑娘站起来，看了看这固执的老太婆，低声回答说：
“不，我是因为我哥哥被捕的。”
“你哥哥又怎么啦？”老太婆又追问。
睡在床上的老头子插嘴了：
“你为什么要问她呢？也许她心里正很难过，你还一个劲儿问个没完。”
那老太婆立刻转过来，朝木板床那边说：
“谁指派你来教训我？我是跟你说话吗？”
老头子当着她面啐了一口。
“我告诉你别纠缠她！”
库房里安静了。姑娘把大头巾铺在地板上，枕着胳膊躺了下去。
造私酒的妇人开始吃起东西来。老头子把脚垂到地板上，不慌不忙地卷了一支烟，吸起来。一团团浓臭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库房。
那老太婆塞了满嘴东西，一面嚼着，一面嘟哝：
“别喷那些臭烟，让我安稳地吃顿饭好不好？一天到晚，就是抽烟。”
老头子挖苦地哈哈笑着说：
“怕饿瘦了吗？再过些时候，怕连那扇门都挤不过去了。该让那个孩子吃一点，别只往自己的肚子里塞。”
老太婆恼怒地把手一摆说：
“我要他吃，是他自己不愿意吃。我的事不用你管。我又不是吃你的份儿。”
姑娘转过脸来对着造私酒的老太婆，又向保尔·柯察金那边点了点头，问道：
“您知道他为什么坐牢吗？”
老太婆一听到有人跟她说话，心里乐起来，高高兴兴地回答说：
“他是本地老妈子柯察金娜的小儿子。”接着她弯下身子，贴着耳朵说：“他放走了一个布尔什维克。那个人是一个水兵，住在我的邻居佐祖利哈家里。”
姑娘想起司令官说的话来——“我正呈请司令部批准我枪毙他。”
兵车一列接着一列开进车站。谢乔夫狙击师的各个部队乱哄哄地从车上跳下来。由四辆包着钢板的车厢组成的装甲列车“扎波罗什哥萨克”号沿着铁轨缓缓地爬着。大炮从敞车上卸下来。马匹从货车上拉下来。骑兵们就地整鞍上马，挤开杂乱的步兵群，朝车站的广场驰去，在那儿集合整队。
军官们来往奔跑，喊着各自部队的番号。
车站上像一窝蜂似地嗡嗡叫。喧嚷和混乱的人群渐渐组成了许多长方形的队伍，于是，一股武装的人的洪流就朝镇上涌去。直到黄昏，还有谢乔夫狙击师的那些辎重马车和随军人员沿着公路朝镇上开去。
最后是司令部的警卫连，那一百二十个喉咙，一边走一边乱七八糟地大声唱着：
为什么喧嚷？
为什么呐喊？
因为彼得留拉
来到了乌克兰……
保尔站起来，走到小窗户跟前。透过黄昏的薄暗，他听到了沿街的车轮的辘辘声、无数沉重的前进的脚步声以及许多人的歌唱声。
他听见身后有人轻轻地说：
“哦，看来军队已经进城了。”
保尔转过身来。
说话的就是昨天被关进来的那个姑娘。
他已经听过她的叙述了，那个造私酒的老太婆终于达到了目的。原来这个女孩子的哥哥格里茨科是一个红色游击队员，村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他作过贫农委员会的主席。
红军撤退的时候，格里茨科也束起机枪子弹带跟着一道撤走了。因此现在全家一刻也不能安宁。她家里仅有的一匹马被牵走了。她的爸爸已经被抓到城里去，在牢里受尽了折磨。村长因为吃过格里茨科的苦头，现在他就故意把各式各样的坏人分配到她家去住，结果把她家弄得一贫如洗。昨天，谢佩托夫卡的司令官到村里去抓人，村长又把他带到她家里去。司令官看中了她，第二天早上就把她带到城里来“审问”。
保尔睡不着，他的心一点也不安宁。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无法摆脱的念头：“往后还会怎样呢？”
他的身体被打得到处疼痛。那哥萨克押送兵像野兽一样狠狠打了他。
为了忘掉这些恼人的思想，他开始倾听牢房里两个妇女的小声谈话。
那少女非常小声地述说着司令官怎样要污辱她，怎样威逼她和企图说服她，后来，因为她还是不答应，他气得发疯了。“我把你关进地牢里，”他说，“你一辈子也别想出来。”
黑暗渐渐笼罩了牢房的每个角落。令人窒息的和不宁静的夜又向他们袭来了。思绪又转向了不可预测的明天。这是他入狱的第七夜，可是仿佛过了好几个月似的。他躺在硬地上，疼痛始终不停。现在牢里只有三个人。那老头子正在木板床上睡着，打着呼噜，就像睡在家里的热炕上一样。老头子能够随遇而安，所以他每夜都睡得香甜。造私酒的老太婆被司令官放出去替他们找酒去了。赫里斯季娜和保尔都睡在地板上，简直是肩挨肩地躺着。昨天保尔从窗子里看见谢廖沙在街上站了很久，悲伤地眺望着牢房的窗户。
“显然，他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
一连三天都有人送来带酸味的黑面包。是什么人送来的呢，他们没说。两天以来，司令官不断地提审他。
这是怎么回事呢？
拷问的时候他什么也没供出来，一切都否认。他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肯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做得勇敢，做得倔强，像他在书里看到的那些人一样。可是在把他解到牢房去的那天晚上，夜很深，经过面粉厂的大房子旁边，他听到一个押送兵说：“司令官为什么要把他拖到这里来？从后面给他一颗子弹——不就完了！”听了这话他真有点怕起来。是呵，十六岁就死，真是太可怕了！一死就永远也不能再活了呵！
赫里斯季娜也在想事情。她比她旁边的那个少年知道得更多。大概，他还不知道……但是她已经听到了。
他每夜总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赫里斯季娜很可怜他，呵，她多么可怜他，但是她又有她自己的苦难——她脑海里老想着司令官那些可怕的话：“明天我再和你算账。要是你再不依我，我就把你交给卫兵们，那些哥萨克兵决不会说不要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呵，想到这些，多么令人难过，从哪里也得不到怜悯！格里茨科跟红军走了，她有什么过错呢？“呵，这年头活在世上是多么艰难呵！”
痛苦哽住了喉咙，无可奈何的绝望和恐怖折磨着她，赫里斯季娜失声哭了起来。
她全身都因为悲愤和绝望而颤抖。
一个身影在墙角里动了一下。
“你这是为什么？”
赫里斯季娜激动地低声讲起来——她把她的悲痛都倾诉给这个沉默的难友了。他一声不响地听着，并把一只手放在赫里斯季娜的手上。
“那些该死的畜生，他们想糟蹋我！”她咽着眼泪，怀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低声说，“我算完了：刀把子在他们手里呵！”
保尔能对这个少女说些什么呢？他找不到适当的话。没有什么可说的。生活正把他们两个紧箍在一个铁环里。
明天早晨不让他们带走她吗？斗一场吗？那么，他们一定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甚至用军刀砍他的头——那也就完结了。为了多少给这个可怜的痛苦的少女一些安慰，他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胳膊。她不哭了。门口的哨兵不时向过路的人们喊叫：“口令！”随后又沉静了。老头子睡得正香。时间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当她的双臂突然紧紧地搂住他，把他拉向她的时候，他开头对这举动还是不理解的。
“你听着，亲爱的，”她那热烈的嘴唇小声地诉说着，“我无论如何是要失身了：要不是那军官，那些大兵也要来污辱我的。我把我这姑娘家的身子给你吧，亲爱的，我给你吧，我不让那个畜生来破坏我的处女身。”
“赫里斯季娜，你说什么？”
但是她的有力的胳膊紧紧地抱住他。她的嘴唇温暖而且丰满，实在难于逃避。那少女的话是简单而温柔的，——他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了。
眼前所有的苦痛全消逝了。他忘记了门上的锁、红头发的哥萨克兵、残酷的司令官、兽性的鞭挞和七个令人窒息的失眠的夜，在这一瞬间只剩下了温暖的嘴唇和眼泪浸湿的脸庞。
突然他想起了冬妮亚。
“怎么竟把她给忘记了呢？……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
他找到了挣脱的力量。他像喝醉了一样站起来，紧紧地抓住铁窗子。赫里斯季娜双手摸到了他。
“你怎么不来呢？”
这问话含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呵！他弯下腰，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赫里斯季娜，我不能这样。你是多么好呵……”他还说了些别的连他自己都不懂的话。
他站直了身子。为了打破那难堪的寂静，他走到木板床旁边，坐在床沿上，推着那老头子说：
“老大爷，请给我口烟抽吧！”
姑娘裹着头巾，坐在角落里痛哭起来。
第二天上午，司令官带着几个哥萨克兵把赫里斯季娜带出去。她用眼睛向保尔告别，眼里含着责备的神情。牢房的门在她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的心感到格外沉重和阴暗。
老头子直到天黑也没有从他嘴里引出一句话来。卫兵和司令部的值勤人员都换了班。傍晚时候又带来一个新的犯人。保尔认出他是糖厂的木匠多林尼克。他是一个结实矮胖的人，穿着褪了色的黄衬衫和褴褛的上衣。进来的时候，他用尖锐的目光把牢房察看一遍。
保尔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里见过他，那时候革命第一次冲击这个市镇。在那许多次喧嚷的示威中，他只听到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演说。那个人就是多林尼克。他爬上马路旁边的墙头，向士兵们发表演说。保尔还没有忘记他当时的结束语：
“弟兄们，请始终信赖布尔什维克，他们决不会出卖你们！”
从那以后保尔一直没有见过他。
老头子见到了生人十分高兴。显然，他觉得整天坐着一声不响是很难过的。多林尼克坐在他那木板床的边儿上，跟他一道抽烟，询问他各种事情。
接着他又坐到保尔旁边。
“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吗？”他问，“你是为什么关进来的？”
多林尼克得到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他感觉到保尔不信任他，不愿意多说话。但是当他知道了保尔的罪名之后，他就用他那对机灵的眼睛惊讶地瞪着保尔，然后坐在他身旁。
“这么说，是你把朱赫来放走的，是不是？原来是这样。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把你抓住了呢。”
保尔十分惊讶，他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来，说：
“你说哪一个朱赫来呀？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罪名都可以硬往我身上安呀。”
多林尼克笑了，更靠近他一些。
“得了吧，小朋友，”他说，“你用不着瞒我。我知道的比你多。”
他的声音很低，为的是不叫老头子听见。他接着说：
“是我亲自把朱赫来送走的。现在，他或许已经到了目的地了。他把全部经过都告诉我了。”
沉默了一会儿，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接着说：
“你这样做是对的，孩子。但是你要知道，既然被捕了，他们又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这事就棘手。老实说，这事真是糟透了。”
他脱下上衣，铺在地板上，靠着墙根坐下，开始卷另一支纸烟。
他末了所说的那些话，已经等于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保尔。显然：多林尼克是自己人。既然他送走了朱赫来，这就是说……
黄昏时候，他知道了多林尼克是在彼得留拉士兵中间进行煽动的时候当场被捕的，当时他正在散发省革命委员会号召士兵投诚加入红军的传单。
多林尼克很机警，他告诉保尔的不多。
“谁能说得准？”他心里想，“他们会用通条抽他的。他还年轻。”
晚间，当他们准备睡觉的时候，他用简短的话表达出他的不安来。他说：
“柯察金，你我的处境可以说是糟透了。结果怎样，我们等着瞧吧。”
第二天，牢房里又添了一个新犯人，是全镇闻名的理发匠什廖马·泽利采尔，一个大耳朵细脖子的家伙。他激动地指手画脚地对多林尼克说：
“瞧，是这么回事，福克斯、勃卢夫斯坦、特拉赫坦贝格那些家伙都准备用盐和面包欢迎他呢。我对他们说，要是你们愿意欢迎，那就欢迎好了。但是想叫谁跟他们一起签名，代表全体犹太居民呢？对不起，一个也没有。他们有他们的打算。福克斯有他的商店，特拉赫坦贝格有他的面粉厂，但是我有什么呢？别的犹太穷光蛋又有什么呢？我们这些穷光蛋什么也没有。不过，我倒有一条长舌头。今天，我正给一个军官刮脸，这家伙刚到不久。‘请您告诉我，’我问他，‘大头目彼得留拉知道不知道上次虐杀犹太人的事件？他会接待犹太代表团吗？’唉，我这长舌头给我惹来了多少麻烦！你猜猜看，当我替那军官刮完了脸，扑完了粉，什么都弄妥帖之后，他怎样对待我？他站起来，不但不给我钱，反而说我煽动反对政府，当场把我逮捕了！”泽利采尔用拳头捶着胸脯，又说：“什么煽动？究竟我说了什么？我只不过向那个人问了一下……他们就把我关了进来……”
泽利采尔十分激动，他说话的时候，不是扭着多林尼克衬衫上的钮扣，就是揪着他这只或那只胳膊。
多林尼克听着气呼呼的泽利采尔的谈话，不由得笑了。等泽利采尔说完，多林尼克很郑重地说：
“唉，什廖马，你是个聪明人，却做出这种糊涂事来。为什么你偏偏在这时候乱扯呢？我觉得你被抓到这儿来，恐怕有点不妙。”
泽利采尔会意地看了他一眼，失望地挥挥手。这时候牢门开了，保尔认得的那个造私酒的老太婆又给推了进来。她狠狠地诅咒那个押她的哥萨克兵：
“喝了我的酒不给钱，还把我关起来，叫你和你们的司令官都不得好死。”
哥萨克兵随手把门砰的一声带上，接着就是下锁的响声。
她坐在木板床上，老头儿开玩笑地说：
“怎么，又回来了吗，长舌头的老太婆？请坐请坐，欢迎欢迎。”
她狠狠地瞅了他一眼，提着包袱走开，坐在多林尼克旁边的地板上。
原来那些兵从她那里弄到几瓶私酿酒之后，又把她押了回来。
突然，他们听见从门外卫兵室里传来了一阵呼喊声和脚步声，一个人高声地发着命令。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转过头来听着。
在广场上，在那顶上有一座古老钟楼的简陋难看的教堂旁边，正发生着本镇少见的新奇事情。全副武装的谢乔夫狙击师的部队，正列成长方队形从三面把广场围了起来。
前面由教堂的台阶起，后面直到学校的围墙，有三个步兵团列成棋盘式的四方阵形。
彼得留拉“政府”的这个战斗力最强的师团的士兵站在那里，他们穿着肮脏的灰军服，头上戴着可笑的、像是切成两半的西瓜似的俄罗斯钢盔，步枪挨着大腿，身上挂满子弹带。
这个师团穿的是前沙皇陆军剩下的很好的制服和靴子，其中一大半人是顽固地反对苏维埃的富农分子，这次调到谢佩托夫卡来，是为了保护这非常重要的、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枢纽。
闪亮的铁轨由这个镇向五个方向伸去。如果彼得留拉失去这个地方，就等于失去了一切。现在他那“政府”所统治的地盘已经很小了。他只好把温尼察那样的小城当作首都。
“大头目”决定亲自检阅各部队。为了迎接他，镇上一切都准备就绪。
新编的一个团被安排在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广场最远的一个角落里。这是一些光着脚，穿着各种颜色服装的青年人。他们不是夜里给巡查队从炕上拉来的，就是从街上抓来的。这些青年农民没有一个愿意打仗，全都说：
“谁也不是傻瓜。”
彼得留拉军官们的最大成就，就是用武装把拉来的壮丁押到镇上，再把他们分成中队和大队，并把枪械发给他们。
但是，就在第二天，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不见了，后来人数也是一天比一天少。
要是发靴子给他们，那未免太蠢了，而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靴子。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要他们都穿好鞋袜参军。这个命令的效果是惊人的。谁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收集了那么些破烂鞋子，这些鞋全靠铁丝或麻绳缚在脚上。
这样，只好带他们光着脚来参加阅兵式。
步兵后面横列着戈卢勃的骑兵团。骑兵挡住那密密的好奇的人群。所有的人都想看看阅兵式。
“大头目”本人要来！这样的事情在镇上是少有的，谁也不愿意放过这个免费参观表演的机会。
教堂的台阶上站着一群校官和尉官、神父的两个女儿、一伙乌克兰教师、一伙“自由”哥萨克，和稍微有点驼背的市长——总之，都是代表“上流社会”的人物，而在他们中间，穿着契尔克斯袍子的，是步兵总监。他是阅兵式的指挥官。
在教堂里，瓦西里神父也穿起了复活节穿的法衣。
欢迎彼得留拉的盛大仪式准备好了。蓝黄色的旗帜也升起来了，因为新兵要向它举行效忠宣誓。
师长乘着一辆破旧的、痨病鬼似的福特牌汽车到车站去迎接彼得留拉。
步兵总监把身材很好、留着两撇拈得很考究的小胡子的切尔尼亚克上校叫到身边，对他说：
“带一个人去检查检查城防司令部和后方机关，看看一切是否都清洁整齐。假如有囚犯的话，就查问一下，把不重要的废料统统赶走。”
切尔尼亚克叩着靴后跟敬了个礼，拉着身边一个哥萨克骑兵上尉，一道骑马走了。
步兵总监非常温存地对神父的大女儿说：
“宴席怎么样了？是不是都预备好了？”
“是呀，城防司令官正在那儿照料呢。”她回答，同时向漂亮的步兵总监瞟了一眼。
突然，人们骚动起来了：一个骑马的人伏在马背上，沿着公路飞一般地跑来。他挥着手喊道：
“他们来了！”
“各——就——各——位！”总监大声喊着。
所有的军官都慌忙跑回各自的队伍去。
当那辆福特牌汽车在教堂的正门口喘息的时候，军乐队开始奏起《乌克兰仍活在人间》来。
大头目彼得留拉本人在师长后面，呆头呆脑地走下车来。他中等身材，一个有棱角的大脑袋牢实地栽在紫红的脖子上，穿着头等蓝呢料子做的近卫军的上衣，束着黄色的皮带，佩着一支精巧的、藏在软皮套里的勃朗宁手枪，头上戴的军帽嵌着一只三叉枪的帽徽。
西蒙·彼得留拉完全不像个军人，他连一点儿威武的气概也没有。
他听着步兵总监简短的报告，不知为什么现出了不满的神情。接着是市长对他致欢迎词。
彼得留拉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从市长的头上望过去，眺望着排列好的队伍。
“我们开始检阅吧。”他对总监点着头说。
他走上那旁边竖着军旗的小检阅台，向士兵作了十分钟的演说。
这演说没有一点儿说服力，他一直提不起精神来，显然他在路上累乏了。演说结束的时候，士兵们就按照事先安排好那样齐声喊着：“万岁！万岁！”接着他走下检阅台，用手巾揩去前额的汗珠，在总监和师长陪伴之下，开始检阅各个部队。
走过新兵队伍的时候，他气愤地咬着嘴唇，轻蔑地皱着眉头。
检阅快要结束的时候，新兵参差不齐地一排跟着一排向旗子走去。旗子旁边站着瓦西里神父，手里拿着一本圣经。新兵们先吻了圣经，接着又吻了旗子的一角。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一桩意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