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写起“文革散文”来，仿“九评”的风格，一评、二评、三评连续《评这些老工人谁都不反动》……看的人居然还很多，反响还很大。曲师傅不安了，老工人们感动了；他们劝说我们没必要卷入厂里的派性斗争。而我们心中都充满了政治正义感，将那种卷入视为己任，还都有股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有天早上我们又结伴去厂里，在大门口被阻拦住了。前一天夜里“革命”的一派单方面夺权了，“红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来，办所谓的“悔过学习班”了。
我们五名中学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后来，厂里连续贴出了评我们的大字报的大字报，也仿“九评”的风格，曰一评、二评、三评……
那个冬季，我们多次去曲师傅家看望他，最后一次才见到他。他的思想很顽固，被放出得晚。他没写“悔过书”。“革命造反团”的头头是他徒弟，拿他没奈何，没写也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
来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到哈尔滨市一展开动员，我就报名下乡了。一则是，家里生活太困难了，太缺钱了，我急切地要成为能挣钱养家的人；二则是，我对“文革”厌烦透了。因为我每天所耳闻目睹之事，非是闹剧是悲剧。即使以闹剧开始，到头来也还是会以悲剧结束，于是有人搭赔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而且此前还曾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勤务员”，所以有了一种光荣的资格——参与为全班同学做政治鉴定，那一项工作由军宣队员主持。鉴定分为四等——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了“文化大革命”……
军宣队员说，别看多了“无限”或少了“无限”，多了“积极”或少了“积极”，一入档案，随人一生，将来的用人单位，凭这一种微妙区别，一看就会心知肚明，决定这样看待谁或那样看待谁。
既然兹事体大，我岂能掉以轻心？
但在议到云河、松山和玉刚时，军宣队员说有人反应——他们属于不常到学校参加运动的同学。
我据理力争，说他们的运动表现和我起码是一样的。我写过的大字报上他们都属了名的，我们是一块儿去学工的。如果他们的鉴定中居然没有“无限”和“积极”四个字，那我的鉴定中也宁可没有。有了，对他们不公平。
在我的极力争取下，他们的鉴定中也有了当年被认为举足轻重的四个字。
我的坚持感动了一位参加做鉴定的校“革委会”的老师，他提议在我的鉴定中加上了“责人宽，克己严”四字。
不久就要分别了，四个好同学对我依依不舍，几乎天天都到我家去一次。没事也去。没什么话说也陪我一块儿沉默。他们因为没报名和我一块儿下乡，都挺内疚，仿佛意味着愧对友情似的。我则安慰他们，各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没人逼到头上，何必非走？何况，树起、云河、松山，他们学习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学是手拿把掐的事。他们的家长也都有意培养他们，那为什么要放弃志向呢？至于玉刚，他只有姐妹，是家中独生子，他父亲长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万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吗？
我这么劝慰，他们个个释然了。
和我同一批下乡的只有杨志松。那一批全校才走了十二名学生，我们班就走我俩。
志松也到家里来过一次，恰巧树起他们四个在。志松家住学校附近，所以此前他与我们接触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们都觉得最与我们性情投合的，那就非他莫属了。
树起郑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有头等大事托付给你。”
志松愣愣地问什么事。
云河反应快，立刻就明白什么事了，朝我翘翘下巴说：“我们把他托付给你。没我们在身边了，你一定要多操点儿心，别让他哪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松山附和道：“对对，这可真是头等大事！别的方面我们对他都没什么不放心的，就是他这里边太复杂了。只想不说还行，万一不该那么想的还偏要那么想，还要忍不住说，后果严重了！”——他说时指自己太阳穴。
玉刚最后说：“我们授你权，他一胡思乱想，你就替我们敲打他。”
志松乐了，指点着我说：“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他们几个把你交给我了！如果到了广阔天地你还胡思乱想，想了还说，看我不收拾你！……”
当年的我们，本不过个个都是贫家子弟，而且又都是中学生，哪里谙知政治风云？又怎么能参与什么国家大事？于我，实在是由于耳闻目睹人斗人的冷酷乱象，厌恶之极，也压抑之极。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图释放罢了。对“文革”反动一下，却枉有此心，并无此胆。顾及家境，于是顾及自身，学做一个隐忍之“愤青”。于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个，实在是怕他们的情义册上，哪天不得不划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树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儿，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现为凶恶，他内心就挣扎了，郁闷了，认为是“革命”的耻辱，不屑为伍了。
而云河、松山、玉刚三个，却只想本本分分地做人，什么“革命”不“革命”的，都当成是“专门好那个”的人的事。何况那等样的所谓“革命”，在他们看来是“集体演戏”，还怎么邪性怎么演。他们做“逍遥派”做得心安理得。志松也是那样。
当年倒是他们比我和树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纯粹。
杨志松的父亲和刘树起的父亲一样，也是拉车的，当年也快六十岁了。他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当年下乡的想法也和“革命热情”无关。那一年他父亲病了，看起来以后不能再干拉车运货那么辛苦的活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自己小家庭的日子也都过得很拮据，二哥刚参加工作，每月仅十八元工资。仅以学习成绩而言，他也是那类升高中考大学不成问题的学生。但出于对全家今后生活的考虑，他下乡的决心毫不动摇。
有他这一名同班同学跟我一块儿下乡，真是我的幸运。知青专列一开，车上车下一片哭声，我俩却是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的，仿佛只不过是很短暂的离别。志松在哭声中对我说：到了地方，咱俩都得要求分在一个连队啊！
我说：“当然。树起他们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
他乐了，又说：“明白就好，那以后就得服管。”
事实上，到了北大荒以后，我并没太使他操心过我的思想和我的嘴。远离了城市，家愁不再是每天直接面对的了，令我嫌恶的“文革”现象也看不到了，便有一种心情豁然开朗的感觉。不太习惯的是每天三顿饭前必得正儿八百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里吃饭，完全可以不那样的。但一到了连队，别人都那样，自己不习惯也得习惯！在食堂吃饭的老战士们原本并不那样的，见知青们那样，也只得那样了。而这一“革命”的日常仪式，是由几名女知青带的头。志松倒是很适应。我看出他还有几分喜欢那样。当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愿。
某日，他背着人问我：“‘敬祝’时你为什么好像是被迫的？”
我告诉他：“我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关于宗教的书。那本书里说，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发慌。而宗教规定了餐前祈祷，其实从心理学上看，是一种日复一日的暗示方法。而使人革命，不该借助宗教手段……”
他问：“你怎么能看到那么一本书？”
我说：“我家隔壁收破烂的邻居收回来的一本残书，没头没尾。我一翻，觉得里边在讲我从不知道的知识，所以带回家读完了。”
他又问：“后来书呢？”
我说：“一本没头没尾的书，不值得收藏起来，做饭时烧了。”
他一拍我肩：“烧了就对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装出高兴‘敬祝’的样子，还绝不许对别人说你刚才那番话！”
其实，不仅志松、树起、云河、松山、玉刚四人，也都多次同意过我对当年现实的不少看法。我记得云河曾当着我面对另外三个说：“有时候我喜欢听晓声的一些想法。”而平时最为少言寡语的玉刚则说过：“难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烧书……”
志松又这么说：“忘了那本书里怎么写的！你要把‘敬祝’当成好玩儿的事，我就是当成好玩儿的事。或者，内心里也可以这么想，咱们真敬祝的是咱们爸妈。”
我愣了愣，问：“你内心里这么想过？”
他说：“对！”
麦收一开始，每一名知青都领教了什么才叫“累”。一累，谁都没那种坚持下去的精神头了……
我下乡前，家中被褥刚够铺盖，所以我只带走了一床旧被子，没带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发下来之前，一年多以来，我一直睡在志松的半边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脸对头上脸了。正所谓“同呼吸，共命运”。他家替他考虑得周到，他带的东西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说是我的。他的手套、袜子、鞋垫、短裤、衣服，我都穿过用过。他还多次向其他知青声明：“我对梁晓声负有保护的责任啊，谁欺负他就是欺负我！”尽管没什么人欺负我，但是分明的，他真的随时准备为我和别人打架。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末，又一大批一百多名知青于深夜被卡车送到了连队。他们还没全从车上下来，我和志松就听到谁在一声接一声喊我俩名字。循声找过去，车上站着云河、松山、玉刚三个！
沉默寡言的玉刚一见我俩，乐了，大声说：“要是你俩不在这个连了，那我们仨不下车了，肯定再坐这辆车返回团部，打听清楚你俩在哪个连后，要求团里重新把我们分去！”
我和志松自是喜出望外，逐个拥抱之，亲得流泪了。
他们三个是可以到离哈尔滨较近的一个团的，为了能和我俩在一起，却报名到了离哈尔滨最远的一团。
志松埋怨他们没先写信告知一下。
云河说：“要给你俩一个惊喜嘛！”
松山老诚，承认是因为临时决定，走得急，从志松家和我家各要到一个家信信封就来了。
那时树起已如愿以偿上高中。不过仅仅一年之后，他也下乡了。而且失去了来兵团的机会，去黑龙江边的以饶河鄂伦春族为主的一个小村插队了。我们接到他寄自那个小村的信后，一个个都嗒然若失，感到实在是我们的也是他的大遗憾。
如今回忆起来，我在兵团最觉舒心的时光，便是那以后的两年。与四个亲如兄弟的好同学朝夕相处，一概艰苦，几乎也都同时有着快乐的色彩。友谊确如一盆炭火。
那两年我如同有着多位家长的独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们几个会一起围着我进行安慰和劝解，志松还会为我唱歌；冬天到了，云河见我的棉裤太破了，处处露棉花了，就将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团发的一条新棉裤“奉献”给我了；玉刚和松山亲自动手，为我缝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探家了，都主动问我打算往家带多少钱，由他们来凑；我探家回来了，路上将志松家捎给他的包子吃得一个不剩，他也只不过这么抱怨：“你这家伙太不够意思了吧？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人留一个呀！……”但那样的时光仅仅两年多一些日子。
先是，志松调到团报道组去了，在国庆和春节的长假期间才有机会回连队看我们几个，最多也就住一两天。接着云河调到别的连队当卫生员去了。而两年后，志松上大学了，松山和玉刚随他俩的排调往别师的化工厂去了。
我自己，则经历了当小学老师、团报道员以及被“精简”到木材厂抬大木的三次变动。
正如我亲密的同学们所经常担忧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终竟真是由于思想由于话语。
但即使在那两年里，我的思想也还是有着一处可以安全表达的港湾，这便要说到徐彦了。
徐彦的家境，在我们班级里，当年也许是最好的了。他父亲是市立一院的医生。他母亲原本也是医生，因为患有心脏病，长年在家休养，但享有病假工资。而他哥哥曾是海军战士，复员后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厂里。徐彦是我们班几个没下乡的同学之一，也在他哥哥那个厂里当车工。我在班里当“勤务员”时，几乎去遍了全班男女同学的家，徐彦的家当年是最令人羡慕的家。不只我羡慕，每一个去过的同学都印象深刻，羡慕不已。房子倒不大，前后皆有花园，是有较高地基的俄式砖房。前窗后窗的外沿，砌出了美观的花边。门前还有数级木板的台阶，冬季一向扫得很干净，夏季徐彦还经常用拖布沾了水拖，那大约是他主要的一项家务。哈尔滨人家，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来水。但徐彦家厨房里有自来水龙头，而我们几个，都从小抬过水，长大后以挑水为己任。我们在中学时代也是都没穿过皮鞋的，但他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论冬夏，他一向衣着整洁。最令我们向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间，而是有“门斗”、厨房，分里外间的单独一小套，并且也是木地板。说到地板，我们几个的家里竟都没有。云河家的屋地要算“高级”一点儿了，却也只不过是砖铺的。另外几家的屋地，泥土地而已。那样一套小屋子，与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个大院里。在那个大院里，几户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么一套小屋子。他居然还拥有一架风琴，就在那小屋子里。总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他当年实在是可以算作“富家子弟”了。他还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礼，我们几乎从没听他大声嚷嚷着说过话。他如果生气了，反而就不说话了。他的性格属于沉静的女孩子那种类型。
倘以我们的学校为中点，我们几个的家在同一边，而他的家在另一边。每天放学，一出校门，我们和他便反向而去了。在学校里，课间我们和他也是不太主动接触的。他终究还是成了我们情义小团体的一分子，起先是由于“文革”。“文革”中我们的身份虽然还是中学生，却没课可上了。于是以前不太来往的同学之间，相互也开始靠近了。后来，则是由于我和他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近了。在我们初一下学期，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在我们初二上学期，他才读小学三年级的妹妹，因为一点儿在学校里受的闲气，隔夜之间也不幸成了小精神病患者。我母亲听我说了，非要求我带她去徐彦家认认门，为的是以后经常向他的父母取经，学习怎样做好患精神病的儿女的家长。我无奈之下，只得于夏季里的一个晚上引领母亲去到了徐彦家。恐怕自己陪得无聊，我还带上了一部小说，是《希腊悲剧选集》，也是从邻居卢叔家收的旧书堆中发现的。
母亲和徐彦的父母说话时，徐彦将我带到了他住的屋里。由于他的沉默寡言和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现得极矜持，低头看书而已。他则坐在我旁边表现着主人应有的热情，隔会儿一句找话跟我说。而他不说什么时，我则不开口。终于，他也问我看的是什么书。这一问，帮我打开了我的话匣子，对他讲起了书里的故事。两个多小时后母亲才告辞，而徐彦还没听够呢。几天后他受他父亲的吩咐，到我家来送安眠药，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仍收藏着的十几部书，建议他选一两部带回家去看。
他说：“这些书以后不会再有了，如果别人在我家看到了也向我借，万一还不回来怎么办？我这人嘴软，别人一开口借，我肯定会借给的。”
我说：“失去了，我认了，绝不埋怨你。”
他想了想，却说：“我还是不借的好。以后咱俩在一起，我听你讲就是了，我爱听你讲。”
后来，母亲经常独自去他家，成为他家常客。因为儿女患同一种病，我的母亲和他的父母之间，渐生相互体恤的深情。当年即使有证明，也只能一次从医院买出十几片安眠药，而徐彦的父亲，可为母亲一次买出一小瓶来，这减轻了母亲总去医院的辛苦。自然的，我和徐彦的关系也逐渐亲密了。我以每次见到他都给他讲故事的方式报答他父亲对我家的帮助。
他哥哥参军了，他妹妹有那样的病，他母亲还有心脏病——这些综合理由，使他可以免于下乡。
我下乡后，每从兵团给他写信，嘱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亲；教导我的弟弟妹妹们听母亲的话；实际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对我的嘱托一向当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实我觉得他是不善于安慰人的，但却是特有耐心的倾听者。他的心也善良得如同一位院长嬷嬷。我想我的母亲向他倾诉心中的悲苦时，一定也仿佛是在向对具有宗教般善良情怀的人倾诉吧。
他是个天生看不进书的人，也是一个天生懒得给别人回信的人。他竟回了我几次信，那于他真是难能可贵的事了。
“我到你家去了，带去了我父亲替你母亲买的药，和大娘聊了两个多小时的家常。你家没什么更不好的事，你也别太惦家……”
“我也很寂寞。厂里还有许多人热衷于搞派性斗争，很讨厌。同学们都下乡了，周围缺少友谊，更没人给我讲有意思的故事听了……”
他信上的字写得很大，也很工整，却看得出，每多写一行字，大概要想半天。
我虽精神苦闷，情绪消沉，但给他写的信，内容一向不乏发生在兵团的极有趣的事。我不愿用我的不快乐影响他。
故他给我的回信中，也曾有过这样的文字：读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时候……
在我上大学前的一年，被黑龙江出版社借调了三个月。那三个月里，他家的一位常客不再是我的母亲，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比之于平民百姓，知识分子显然是更加忧国忧民的。我每天在出版社都会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间的私议之中。而我在他家里，也就不仅仅是只讲故事给徐彦听了，而是“讲政治”给他的父母听了。至于他，倒成了一旁的陪听者。他的父母，既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有社会良知的那类。每逢我讲到义愤时，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话，诅咒祸国殃民者流。我讲到希望所在时，他父亲还会激动地陪我吸一支烟。我是极少数由他父亲陪着在他家吸过烟的人，他父亲一年也吸不了几支烟的。
每次我走他都送我，有时送出很远。
他不止一次告诫我：“千万记住我爸妈的叮嘱，那些话绝不能跟别人说。你以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万一你的感觉错了呢？人出卖人的事咱们知道的听到的还少吗？……记住行吗？”
他那时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长嬷嬷了。我就说：“行。”他说过：“我可不是怕万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牵连。枪毙你，你都不会出卖我们的，这我绝对相信。可……你是我最不愿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连个与我通信的朋友都没有了吗？……”
那时我不由得站住，睇视他，整个心感动得发烫。当年，当年，当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成了令亲友们极度担心的事。当年，当年，当年真是难以忘怀，有那样一些中学同学的情义，如同拥有过美好爱情。因为那样一种情义，我决定我死前要对这个世界虔诚地说：“谢谢。”
去年我回家乡城市，我们所有以上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大家都老了，也都还在为各自的家庭劳作。树起两口子都退休了，他曾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开过一个小饭店，没挣到多少钱还累出了心脏病；徐彦为了帮婚后的儿子还买房贷款，虽也退休了仍得找活干，在外县的一处工地上开大型挖土机；志松从一份医学杂志总编的位置退下来后，在家带孙子，偶尔打麻将；云河、玉刚、松山也都白了头发，而我已十几年没见到他们了。彼此脸上都有被人生折腾出来的倦容，却又都竭力表现出快乐，争取给朋友们留下毫无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远忧近虑。
树起缓缓饮了一口茶（他心脏做手术后滴酒不沾了），看着我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终于可以放心了。”
志松反应快，紧接着说：“当年你们几个托付给我的责任，我可尽到了啊！他后来在复旦大学上学，我已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南京，还专程绕到上海，告诫他务必学会保护自己呢！……”
云河说：“做得对，应该表扬！他上大学那三年，据说中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更多了。”松山说：“要说现在咱们对这家伙可以放心了，那也还是早点儿。什么时候他不写了，咱们才能彻底放心。”玉刚说：“现在中国没有‘反革命’罪了。而且，我看这家伙的思想也不像当年那么‘反动’了……”
大家就都笑了。徐彦待大家笑过，也看着我说：“别深沉了，讲讲吧！”我问：“讲什么啊？”他说：“讲国家呗。你当年最爱讲国家大事的呀！”我想了想，这么说了一番话：“中国现在问题很多，有些社会矛盾又突出又尖锐。可即使这样，我也还是觉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儿女，从前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相比，是一个无望的国家和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的区别……”
玉刚乐了：“都听到了吧？不但不‘反动’了，还特革命了呢！”志松接着不客气地说：“你小子打住！当你是谁呀？大领导呀？在对我们做报告呀？不许装模作样了，喝酒喝酒！”于是除了树起，都擎起杯来一饮而尽。我也是。大家刚放下杯，树起又说：“但这家伙刚才的话，我完全同意。”云河问：“咱们刚才反对了吗？”松山他们几个就摇头。志松一一往大家的杯里斟满酒，站起来，朗声道：“本人提议……”我抢着说：“为情义干杯！”志松说：“错。我要说的是为中国的大有希望！咱们晚年的幸福指数还指望一点呢，过会儿再为情义干杯！”于是都站了起来，都一饮而尽。连树起，也将杯里的茶水喝光了。都老了的我的亲爱的几位中学同学，那时记得一个个写着倦意的脸上，呈现着难掩的期盼了……
“过年”的断想
我曾问儿子：“是不是经常盼着自己快快长大？”
他摇头断然地回答：“不！”
我也曾郑重地问过他的小朋友们同样的话，他们都摇头断然地回答并不盼着自己快快长大，说长大了多没意思哇。现在才是小学生，每天上学就够累了。长大了每天上班岂不更累了？连过年过节都会变成一件累事儿。多没劲啊！瞧你们大人，年节前忙忙碌碌的。年节还没过完往往就开始抱怨——仿佛是为别人忙碌为别人过的……
是的，生活在无忧无虑环境之中的孩子是不会盼着自己快快长大的，他们本能地推迟对任何一种责任感的承担。而一个穷人家庭里的孩子，却会像盼着穿上一件新衣服似的，盼着自己早一天长大。他们或她们，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为家庭承担起某种责任。《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不是曾这么夸奖过女儿么——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早当家的穷人的孩子。
有时我瞧着自己的儿子，在心里默默地问我自己——我十二岁的时候，真的每天要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到很远的地方去抬水么？真的每天要做两顿饭么？真的每个月要拉着小板车买一次煤和烧柴么？那加在一起可是五六百斤啊！在做饭时，真的能将北方熬粥的直径两尺的大铁锅端起来么？在买了粮后，真的能扛着二三十斤重的粮袋子，走一站多路回到家里么？……
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残存在记忆之中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情形都是真的。而又当然是真的，不是梦……
由于家里穷，我小时候顶不愿过年过节。因为年节一定要过，总得有过年过节的一份儿钱。不管多少，不比平时的月份多点儿钱，那年那节可怎么个过法呢？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亲，每个月寄回家里的钱，仅够维持最贫寒的生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体恤父亲，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这位父亲活得太累太累，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大家子七口人。他何尝不愿每年都让我们——他的子女，过年过节时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节的饭菜呢？我们的身体年年长，他的工资却并不年年涨。他总不能将自己的肉割下来、血灌起来，逢年过节寄回家呵。如果他是可以那样的，我想他一定会那样。而实际上，我们也等于是靠他的血汗哺养着……
穷孩子们的母亲，逢年过节时是尤其令人怜悯的。这时候，人与鸟兽相比，便显出了人的无奈。鸟兽的生活是无年节之分的，故它们的母亲也就无须在某些日子将来临时，惶惶不安地日夜想着自己格外应尽什么义务似的。
我讨厌过年节完全是因为看不得母亲不得不向邻居借钱时必须鼓起勇气又实在鼓不起多大勇气的样子。那时母亲的样子最使我心里暗暗难过，我们的邻居也都是些穷人家。穷人家向穷人家借钱，尤其逢年过节，大概是最不情愿的事之一。但年节客观地横现在日子里，不借钱则打发不过去。当然，不将年节当成年节，也是可以的。但那样一来，母亲又会觉得太对不起她的儿女们。借钱之前也是愁，借钱之后仍是愁，借了总得还的。总不能等我们都长大了，都挣钱了再还。母亲不敢多借。即或是过春节，一般总借二十元。有时邻居们会善良地问够不够，母亲总说：“够！够……”许多年的春节，我们家都是靠母亲借的二十元过的。二十元过春节，在今天看来仿佛是不可思议之事。当年也真难为了母亲……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大约是我上初中一年级十四岁那一年，我坚决地对母亲说：“妈，今年春节，你不要再向邻居们借钱了！”
母亲叹口气说：“不借可怎么过呢？”
我说：“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呗！”
母亲说：“那怎么行？你想得开，还有你弟弟妹妹们呢！”
我将家中环视一遍，又说：“那就把咱家这对破箱子卖了吧！”
那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买的一对箱子。
见母亲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买更新的、更好的！”
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帮我将那一对破箱子捆在一只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卖。从下午等到天黑，没人买。我浑身冻透了，双脚冻僵了。后来终于冻哭了，哭着喊：“谁买这一对儿箱子啊……”
我将两只没人买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进家门，我扑入母亲怀中，失声大哭……
母亲也落泪了。
母亲安慰我：“没人买更好，妈还舍不得卖呢……”
母亲告诉我——她估计我卖不掉，已借了十元钱。不过不是向同院的邻居借的。而是从城市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从前的老邻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邻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节，和父母弟弟妹妹聚在一起，过一次春节，而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牙全掉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嚼不动了，只有看着的份儿。弟弟妹妹们已都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针对我的想法说——“哥你又何必分什么年节呢！你什么时候高兴团聚，什么时候便当是咱们的年节呗！”
是啊，毕竟，生活都好过些，年节的意义，对大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现在也就不太把年当年，把节当节了，正如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即便是有所准备地过年过节，多半也是为了儿女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