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画框与画笔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少年和少女时期的人生，仿佛刚刚绷紧于画框内的画布；其后上面的每一线条，每一色彩，都是要由自己来一笔笔画上，一笔笔涂上的，是谓人生之底色……
如今想来，我的话并不完全符合人生的真相。甚至，简直可以说很不符合。或更干脆地说，对于“人之初”而言，世上根本不同的例子举不胜举。
因为我的话无疑会给人一种不是人生真相的意思，那就是——仿佛一切人之人生的底色，皆由是少年和少女的他们或她们自己来决定。
其实，人生的真相哪里是这样的呢？
人生的一种真相便是——在一个人尚未出生之时，就已开始有人为之定制画框了，就已开始有人在他或她以后之人生的画布上，画最初的线条涂上最初的色块了。
三十几年前，瑞典上着小学的王子，因为学年考试有两门主科不及格，不仅整个王家忧心忡忡，几乎全国家的人都陷于焦灼不安。有许多人竟为此失眠，还有许多人竟流泪不止。补考成绩公布那一天，瑞典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守在电视机前，期待着“重要新闻”……当新闻播音员报道：王子的补考及格了！于是举国一片欢庆……
小学生，“人之初”也。
但如此这般的“人之初”的线条和色块，哪里是由自己画在和涂在自己人生的画布上的呢？
大约是在去年或前年吧，日本的天皇夫人怀孕了，于是成为全日本的新闻和大多数日本人关注的焦点之事。日本人都希望她生下的是儿子而非女儿，因为日本的天皇一向是由男人来接位的。他们还不情愿像英国人那样以顺其自然的心理接受一位女天皇。日本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预测，如果皇后生的是儿子，那将会对日本的股市行情有积极的刺激；会抑制通货膨胀；会削弱失业率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状况……
看，一个人还没出生呢，其人生的画布上，不是有了太复杂也太古怪、太超现实主义的线条和色块了吗？
记不清是英国的哪一代王子了，大约是乔治六世的事吧——他在玩具店里看到了一架木马，特别喜欢，又没有勇气向父母要钱买，于是给外祖母写了一封信，满以为可以获得两英镑；不料是上代女王的外祖母郑重地回信道：“你已经到了该懂事的年龄了，所以你应懂得金钱对人的重要性，它必须花在值得的方面……”
虽然王子并没从外祖母那儿获得两英镑，但他还是得到了那架特别喜欢的木马——他以四英镑的价格，将外祖母的信卖给了收藏家……
看，他人生画布的底色上，已经有了极具商业色彩的线条和色块……
古时的中国，指腹为亲是常事；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童养媳现象也是常事；而即使在今天，私生子现象在外国仍屡见不鲜……
如此这般的人生底色，皆非自己情愿的，而且是自己无可奈何的。
贫富差距，使“人之初”的画布，往往在人出生前便有了不同的框子，或根本没有；家庭变故，使“人之初”的画布，往往底色阴暗，线条扭曲，甚至在自己还一笔没往上画什么、一笔没往上涂什么时，已有破洞……
“人之初”，有的框子是金镶玉的；有的框子是银饰珠的；有的框子是名贵之木的；有的框子本身已是艺术品；而有的框子却可能是很旧的，上几代人的“人之初”一代代用过的；而有的框子可能已经快散了，背面用些胶条加固着；而有的人的“人之初”，既没画框，也没画笔和颜色，只不过是一片麻袋片充当着画布。笔和颜色，是得自己以后满世界去发现去寻找的；不像另外一些人的“人之初”，一排一排的画笔和一盒一盒的颜色，和一个华丽的画框，和一匹上等的画布，已为之预备好在那儿了。最初画得多么不成样子也不打紧，等于练笔……
然而，世界上一概人的“人之初”，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也是公平的，那就是——无论男女，在二十岁，最迟二十五岁以后，所谓“人之初”的年龄都将一去不返。而人生其实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上好的框子也许恰恰框住了某些人的人生；那“人之初”几乎一无所有的人，没有什么可沉湎其中，倒反而走出了自己的，而非是别人替自己竖立了路标的路。我们都知道的，后一条路，往往倒更多些人生的况味和精彩……
我与儿子
我曾以为自己是缺少父爱情感的男人。
结婚后，我很怕过早负起父亲的责任，因为我太恋爱安静了。一想到我那十二平方米的家中，响起孩子的哭声，有个三四岁的男孩儿或女孩儿满地爬，我就觉得这简直等于受折磨，有点儿毛骨悚然。
妻子初孕，我坚决主张“人流”。为此她倍感委屈，大哭一场——那时我刚开始热衷于写作。哭归哭，她妥协了。妻子第二次怀孕，我郑重地声明：三十五岁之前绝不做父亲，她不但委屈而且愤怒了，我们大吵一架——结果是我妥协了。
儿子还没出生，我早说了无穷无尽的抱怨话。倘他在母腹中就知道，说不定会不想出生了。妻临产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惴惴不安，日夜紧张。
那时，妻总在半夜三更觉得要生了。已记不清我们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也记不清半夜三更，我搀扶着她去了几次医院。马路上不见人影，从北影到积水潭医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心地走，大约三小时。
每次医生都说：“来早了，回家等着吧！”妻子哭，我急，一块儿哀求。哀求也没用。始终是那么一句话——“回家等着，没床位。”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她大概因为自己老没个准儿，觉得一次次折腾我，有点儿对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确是“刻不容缓”了——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车将她推到医院。医生又训斥我：“怎么这时候才来？你以为这是出门旅行，提前五分钟登上火车就行呀！”反正我要当父亲了，当然是没理可讲的事了。总算妻子生产顺利，一个胖墩墩的儿子出世了。而我半点喜悦也没有，只感到舒了口气，卸下了一种重负。好比一个人被按在水盆里的头，连呛几口之后，终于抬了起来……
儿子一回家，便被移交给一位老阿姨了。我和妻住办公室。一转眼就是两年。两年中我没怎么照看过儿子。待他会叫“爸爸”后，我也发自内心地喜爱过他，时时逗他玩一阵。但那从所谓潜意识来讲是很自私的——为着解闷儿。但心里总是有种积怨，因为他的出生，使我有家不能归，不得不栖息在办公室。
夏天，我们住的那幢筒子楼，周围环境肮脏。一到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点蚊香，喷药，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蚊子似乎对蚊香和蚊药有了很强的抵抗力。
有一天早晨我回家吃早饭，老阿姨说：“几次叫你买蚊帐，你总拖，你看孩子被叮成什么样了？你真就那么忙？”
我俯身看儿子，见儿子遍身被叮起至少三四十个包，脸肿着。可他还冲我笑，叫“爸……”我正赶写一篇小说，突然我认识到自己太自私了。我抱起儿子落泪了……当天我去买了一顶五十多元的尼龙蚊帐。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修晓林初次到我家，没找到我。又到了办公室，才见着我。我挺兴奋地和他谈起我正在构思的一篇小说，他打断我说：“你放下笔，先回家看看你儿子吧，他发高烧呢！”
我一愣，这才想起——我已在办公室废寝忘食地写了两天。两天内吃妻子送来的饭，没回过家门。
从这些方面讲，我真不是一位好父亲。人们都说儿子是个好儿子，许多人非常喜欢他。我的生活中，已不能没有他了。我欠儿子的责任和义务太多，至今觉得对儿子很内疚。我觉得我太自私。但正是在那一二年内，我艰难地一步步地向文坛迈进。对儿子的责任和自己的责任，于我，当年确是难以两全之事。
儿子爱画画，我从未指导过他。尽管我也曾爱画画，指导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点儿基础还是够用的。
儿子爱下象棋。我给他买了一副象棋，却难得认真陪他“杀一盘”。他常常哀求：“爸爸，和我杀一盘行不行啊？”结果他养成了自己和自己下象棋的习惯。
记得我有一次到幼儿园去接儿子，阿姨对我说：“你还是作家呢，你儿子连‘一’都写不直，回家好好儿下功夫辅导他吧！”
从那以后，我总算对儿子的作业较为关心。但要辅导他每天写完幼儿园的两页作业，差不多也得占去晚上的两个小时。而我尤视晚上的时间更为宝贵——白天难得安静，读书写作，全指望晚上的时间。
儿子曾有段时间不愿去幼儿园。每天早晨撒娇耍赖，哭哭啼啼，想留在家里。我终于弄明白，原来他不敢在幼儿园做早操。他太自卑，太难为情，以为他的动作，定是极古怪的，定会引起哄笑。
我便答应他，做早操时，到幼儿园去看他。我说话算话。他在院内做操，我在院外做操。有了我的奉陪，他的胆量壮了。
事后我问他：“如果你连当众伸伸胳膊踢踢腿都不敢，将来你还敢干什么？比如看见一个小偷在公共汽车上扒人家腰包，你敢抓住他的手腕吗？”
他沉吟许久，很严肃地回答：“要是小偷没带刀，我就敢。”
我笑了，先有这点胆量也行。
我又对他说：“只要你认为你是对的，谁也别怕。什么也别怕！”
我希望我的儿子在这一点上将来像我一样。谁知道呢？
总而言之，我不是位尽职的父亲。儿子天天在长大，我深知我对他的责任将更大了。我要学会做一位好父亲，去掉些自私，少写几篇作品，多在他身上花些精力。归根到底，我的作品，也许都微不足道。但我教育出怎样一个人交给社会，那不仅是我对儿子的责任，也是我对社会的责任。
我不希望他多么有出息——这超出我的努力及我的愿望。
体恤儿子
现在，儿子是一点儿良好的自我感觉也没有了。稍微的一点儿也没有了。起码我这个父亲是这么看他的。
由小学生到中学生，他已算颇经历了一些事，或直白说是一些挫折。在学业竞争中呛了几次水，品咂了几次苦涩。
儿子自小就受到邻居的喜爱。“干妈”不少。“干妈”们认他这个“干儿子”，绝非冲着我认的。一个写作者的儿子没有什么稀罕的，在人际关系中对谁都不可能有实际的帮助。犯不着走“干儿子”路线，迂回巴结。当然也绝非冲着他亲妈认的。他亲妈，我的“内人”，乃工人阶级之一员，更是谁都犯不着讨好的。别人们喜爱他，纯粹是因为他自己有招人喜爱之处。长得招人喜爱，虎头虎脑，一副憨样儿。性情招人喜爱，不顽不闹，循规蹈矩，胆子还有些小，内向又文静。
在小学六年里，他由“一道杠”而“两道杠”，由小组长而班委，连续三年是“三好生”。这方面那方面，奖状获了不少。而优于我的一点是，“群众关系”极佳。同学们都乐于跟他交朋友。小学中的儿子，是班里的一个小“首领”，不是靠了争强好胜，而是靠了随和亲善。
六年级下学期，他非常在乎的一件事，便是能否评上“三好生”了。评上了，据他自己讲，就可以被“保送”了。然而儿子小学的最后一次考试，亦即毕业考试，却并没有考好。在我印象中，似乎数学九十六分，语文八十五分，平均九十点五分。结果可想而知，他在全班的名次排到了第二十几名。儿子终于意识到，“保送”是绝无希望了！
“但是我们老师说，一百二十三中也不错！以后可能升格为区重点中学呢！”
他这么安慰他自己，也希望他的父亲能从这番话中获得安慰。
我当然有些沮丧，但主要是替他感到的。
我说：“儿子，好学生不只出在重点中学里。你能自己往开了想，这一点爸爸赞成。”
在我印象中，一百二十三中是我们那一市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所中学。然而儿子连这一所中学也没去成。两天后他回到家里，表情从来没有过的抑郁。他说：“爸，老师说去一百二十三中的同学，名次必须在二十名以前。”我说：“那，你如果连一百二十三中也去不成的话，能去哪一所中学呢？”
“老师悄悄告诉我，推荐我去北医大附中。”听来倒好像老师们格外惠顾着他似的。而北医大附中，据我想来，已属“最后的退却”了。
我问：“你们老师不是说，考卷要发给家长们看看的吗？”——我这么问，是因为我凭着大人的社会经验，开始起了些疑心的。
“又不发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你自己怎么想？”
“我……怎么想也没用了……”
我说：“儿子，听着。如果你希望进一所较好的中学，爸爸是可以试着办一办的，只不过太违反爸爸的性格。爸爸从来没给你开过一次家长会，觉得很愧疚，也是肯在你感到需要时……”
“爸你别说了！我不怪你。我去北医大附中就是了。”看得出，儿子是不愿使我这个“老爸”做什么违心求人之事的。然而儿子连北医大附中也没去成。第二天他接到同学打来的一个电话后，伤心地哭了。他被分到了一所仿佛是全市最差的中学。我说：“别哭，也许是不一定的事儿呢！”发榜那一天，结果却正是那么一回事儿。只不过他拿回了小学的最后一份“三好学生”证书。于是该轮到我安慰他了。
我说：“哪怕最差的中学，只要学生自己努力，也是有可能考上最好的高中的。你难道没有信心做一名这样的中学生？”
他流着泪说：“有的……”
于是开学那一天，我亲自送他去报到……
但是他的“干妈”们，和一直关心着他升学去向的我的朋友们，获知消息后，一个个都感到十分意外了，纷纷登门了——有的严厉地批评我对子女之不负责任，有的“见义勇为”地向儿子保证着什么……
在正式开学的第三天，儿子转入了一所重点中学——这是我根本没有能力扭转，也不知究竟该怎么去办的事。全靠别人们的热心……
如今，上了重点中学的儿子，仅仅一年，性情彻底变了，也成了家中最没有“业余时间”的成员——早晨我还在梦乡之中，他就已经离开家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晚上，妻子都已经下班了，儿子往往还没回到家里。一回到家里，就一头扎入他自己的小房间，将门关起来。吃过晚饭，搁下饭碗就又回到他的小房间……
有次我问他：“在同学中有新朋友了吗？”
他摇头。摇过头说：“都只顾学习。谁跟谁都没时间建立友谊。”
倒是他小学的同学们，星期天还常一伙一伙地来找他玩儿。瞧着这些小学的学友们在一起那股子亲密劲儿，我真从内心里替孩子们感到忧伤——缺乏友谊，缺少愉悦的时光，整天满脑子是分数、名次和来自家长及学校双方的压力。这样的少年阶段，将来怕是连点儿值得回忆的内容都没了吧？几分之差，往往便意味着名次排列上前后的悬殊。所以为了几分乃至一分半分，他们彼此间的竞争态势，绝不比商人们在商场上的竞争性缓和……
由我的儿子，我也很是体恤中国当代的所有上了中学的孩子们。他们小小年纪，也许是活得最累的一部分中国人了……
恰同学少年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了只剩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这是鲁迅为他的《野草集》所作的“小引”。
文中还有一段，进一步告白他的回忆感觉：“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萝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写这“小引”时是一九二七年的五月，在广州。
鲁迅文章的遣词，有时看似随意，然细一品咂，却分明是极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织为“扰攘”；形容屏息敛气为“悚息”；而形容隐蔽又为“伏藏”。他是不怎么用司空见惯的成语的，每自己组合某些两字词，使我们后人读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语深刻多了。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居然用“离奇”二字来加以概括，这也是令我有“离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诡的意味。
近来便一再地回忆起我的几名中学同学。在我的中学时代，和我关系亲密的同学是刘树起、王松山、王玉刚、张运河、徐彦、杨志松。我写下的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回忆起他们时，如鲁迅之回忆故乡的菱角、萝豆、茭白、香瓜，那都是养育百姓生命的鲜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几名中学同学，除了徐彦家的日子当年好过一些，另外几人则全是城市底层人家的儿子。用那些生长在泥塘园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认为倒也恰当。与鲁迅不同的是，我回忆他们与思乡其实没什么关系，更是一种思人的情绪。自然，断不会生出“也不过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觉如沐煦风，体味到弥足珍贵究竟有多珍贵。
我和树起在中学时代相处的时光更多些。我家算是离校较远了，大约半小时的路。树起家离校更远，距我家也还有二十分钟左右的路。那么，我俩几乎天天结伴放学回家是不消说的了。走到我家所住那条小街的街口中，通常总是要约定，第二天我俩在街口相等，一块去上学。路上是一向有些话题可说的——学校里的事、班级里的事、各自家里发生的烦恼、初中毕业后的打算、谁在看一部什么小说，等等。有时什么也不说，只不过默默往前走，那是要迟到了的情况下。还有时一同背着课文或什么公式往前走，因为快考试了。树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间，比我的家还小，还不成个样子。如今，中国的城市里绝对见不到那样的人家了，在农村也很少见了，一旦见了，会令富有同情心的人心里难受，潸然泪下的。那样的家，简直可以说成是土坯窝。回到那样的家，差不多可形容为一头钻进窝里。但在当年的哈尔滨，那样的人家千千万万。正因为比比皆是，所以小儿女们并不觉得自己多么可怜，并且照样爱家、恋爱，在乎家之安全和温暖，仿佛小动物之本能的喜欢家。树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样的家里。当年他的父母亲都已经快六十岁，在我们几个同学眼中是确确实实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亲还在工作着，是拉铁架子车的。如今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找到那样一种车肯定是很难的了，可在当年那是哈尔滨市特别主要的一种运载车。一般情况下不是谁有钱就容易买到的，得凭证明，属于“劳动资产”。
我和树起一起上学去，有时他会给我一个大的蒸土豆，或半块烙饼。若是夏天，或一个大的西红杮、一条黄瓜。那是挨饿的年代，给人任何可吃的东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义。他心里就是那么有我。记得有次他还给了我几块很高级的软糖，我极享受地吃着时，他告诉我他的三姐结婚了。他有四位姐姐，这着实是令我们几个羡慕的。
树起学习很好，数理化及俄语四科成绩在班里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具有天生的似的同情心，眼见不正义的事他是很难做到上前干涉的，而发现一位老人或孩子当街跌倒了，他是那种会赶紧跑过去扶起来的少年。“文革”前，我们之间从没发生过争论。这么好的同学，我和他争论什么呢？他对人对事的看法，我一向认为是客观公正的。
“文革”中，他的表现也很“特别”。他是班里的好学生，完全置身事外不行的。他从没亲笔写过大字报；别人写了让他签名，以示支持，那他也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倘觉得批判的内容不符合事实，那么他就会拒绝签名。倘觉得其中一句话甚或一个词对被批判的人具有显然的侮辱性，他竟会要求对方将那句话或那个词涂抹了。若对方不，也不签名的。他决不会打人的，不管对方是谁。即使是一个公认的“反革命”，他也并不认为于是便有权利进行侵犯。谁做过那样的事，他对谁是极嫌恶的。他这一种“特别”，当年深获我的敬意。
但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论，因为有次在我家里，我说了一句对伟大领袖极不敬的话。
“文革”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国小说，那些文学作品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革”中凸显了。树起他当时瞪大双眼吃惊地看着我，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是：“你再也不许这么胡说八道！”我说：“这不是在家里，只对你一个人说嘛。”他说：“我没听到。什么没听到。你发誓，以后再也不说类似的话了，对我也不说了。”直至我发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气。当年他替我极度担心的样子，以后很多年，都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然而事情并没完，后来他又召集了张云河、王松山、王玉刚三个再次郑重地告诫我。云河就问：“晓声他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玉刚说：“别问了呀，肯定是反动的话啊！”而松山则说：“这家伙，一贯反动，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啊？”云河又说：“也不见得就一定是反动的话呢？树起你说来我们听听，一块儿评论评论，果然反动，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树起张张嘴，摇头道：“我不重复！”
我只得自己承认：“是有点儿‘反动’。”
树起又说：“你如果哪天打成现行反革命了，让我们几个怎么办？跟你划清界限？那我们难受不？揭发你，那我们能吗？我们几个都不会在政治上出什么事，就你会！你今天不再当着他们三个发出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们三个，见树起说得异常严肃，一个个也表情郑重起来，皆点头说对，之后就一起看着我，等待我发誓……
当年我们五个初三生，真是好像五个拜把子兄弟一样，虽然我们不曾那样过。“情义”观念，怎么一下子就在我们五个之间根深蒂固了，如今却记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家在上学去的同一路线上。虽说是同一路线，但上学是不可能一个找一个的，那我和树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学回家，则都走得从容多了，便常常一齐走。先陪云河走到家门口，依次再陪玉刚和松山走到家附近，最后是我和树起分手。寒来暑往，一个学期又一个学期走下来，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们都是底层人家的孩子，家境都接近着贫寒。不管一块儿到了谁家，没什么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随便。而家长们，对我们也都是亲热的。当年我们的父母那样一些底层人家的家长，对与自己儿子关系密切的同学，想不真诚都不会。而既真诚了，亲热也就必然了。
但我们之间的“情义”，主要还是在“文革”中结牢了的。云河、松山和树起一样，也是班级数理化及外语四科的尖子生。玉刚则和我一样，综合成绩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有文件说——初、高中生们，以后或升学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现如何。弦外音是，表现不好的，那时会有麻烦。
这无疑等于“头上悬刀”。
为了不至于落个“表现不好”的结果，大字报起码总得写几张吧？然而对于云河、松山、玉刚三个，让他们提起毛笔亲自写大字报，如同让他们化了妆演街头戏。他们平时都是讷于语言表达，即使被迫作次表态性发言，往往也会面红耳赤，三分钟说两句话都会急出一头汗来，当然也会急出别人一头汗来。
于是写大字报就成了我和树起的义务，他们只管签名。我一个人不时在他们的催促之下写一张，我们五名学生的表现也就都不至于被视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树起审阅，我再抄。树起说“没问题”，他们就都说“完全同意”。
其实呢，我每次都将写大字报当成写散文诗，也当成用免费的纸墨练毛笔字的机会，从不写针对任何具体个人的大字报。
玉刚的话说得最实在，他当年曾一边看着我写一边说：“那么高层的事，咱们知道什么呀？还是晓声这么虚着写得好。”
而松山曾说：“‘啊’少几个也行。你别往纸上堆那么多词，看着华而不实。”
云河曾说：“词多点儿可以的，蒙人。该蒙人的时候，那就蒙吧。不多用点儿词，怎么能显得激情饱满呢？”
树起则作权威表态：“那就少抄几个词，找一段语录抄上，反而显得字多。”
我们自幼从父母那儿接受的朴素的家教都有这么几条：不随帮唱影，不仗势欺人，不墙倒众人推，不落井下石。
且莫以为以上那些词，只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说出。谁这么以为，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长大在城市贫民大院里的我们，从小经常听到目不识丁的大人们那么评说世上人事的是非对错。在民间，那不啻为一种衡量和裁判人品如何的尺度。我们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的儿子；我们的父母，尽管都是没文化的人，却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面失败了，那么在生存方面便也不会有什么希望，故都自觉地恪守某些做人原则。
多少年后，我反思“文革”时悟到，我们实在是应感恩于父母的。
据说评定一名学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还要看是否主动与工农相结合过。我们五人中，树起是团员，在政治方向上，我们都与他保持一致。
树起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学生也要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去做，学工强调在前，我们应该先学工。
于是我们去到了松江拖拉机厂。那完全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义务性劳动。我们是不怕累的。因为累而多吃了家里的口粮也在所不惜。但，那厂里的工人阶级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派，一派人多势众，叫“革命造反团”；一派人少，以老工人为主，叫“红色造反团”。“红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视为“不可救药的保守组织”，后又干脆被宣布为“反动”的了。偏偏，我们参加劳动的那一车间里，基本全是“红色造反团”的老工人。他们对我们很爱护，我们觉得他们都很爱厂，都很可敬。学工的学生只埋头苦干地劳动是不行的，还要积极参加工厂里的“造反劳动”。“革命”的造反，“红色”的也造反，究竟应该跟随哪一派造反，我们困惑了，为难了。
树起倒很民主，其实也是没了主张。他说：“听大家的。”云河说：“我觉得曲师傅一点儿都不反动，是个好工人，使人家伤心的事我不做”——曲师傅是带领我们劳动的老工人。松山说：“我觉得这车间里的老工人个个都是好工人。”玉刚说：“我的看法和他俩一样。”树起又说：“那，我明白你们三个的意思了。晓声，你的态度呢？”我果断地说：“咱们支持‘红色’的，帮他们把‘反动’的帽子还给‘革命’的！”
于是我们在“革命”的和“红色”的之间做出了坚定的选择。若能使这个厂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视为“反动”的，我们觉得也不枉学工一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