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廖沙回镇上的时候，顺便回到自己的家里。
他一声不响地听着他母亲的责骂。但是，当他父亲开始骂他的时候，他就立刻反攻，并且把老勃鲁扎克给问得没有话说了：
“爸爸，听我说，德国兵驻在这儿的时候，你们进行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卫兵，那时候，你想过家吗？你想过的。但是你仍旧做了，因为工人阶级的良心要你那样做。同样，我也想到了咱们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为了我，你们是要受迫害的。但是反过来，要是咱们胜利了呢，那咱们就翻了身了。我不能呆在家里。爸爸，这一点你自己也很明白。咱们为什么要唠唠叨叨地说这些无意义的话呢？我是在干正经事，你应该赞成我，帮助我，然而你却和我吵闹。爸爸，咱们和解吧，那么妈妈也就不会对我嚷嚷了。”他那对纯洁的、深蓝的眼睛盯着他父亲，脸上现出亲切的笑容，他相信他自己是对的。
老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长凳子上。他微笑了，透过乱蓬蓬的短胡子露出了两排黄牙：
“你这小流氓，你倒用阶级的良心责备起我来了。你以为你一带上手枪，就不会再挨我的皮鞭了吗？”
但是他的口气一点也没有威胁的成分。他踌躇了一会儿，似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突然，他坚决地把他那长茧子的粗糙的手伸给儿子，补充说：
“谢廖沙，孩子，你继续向前闯吧，你既然在爬坡，我绝不刹你的车，不过你要常常回家来，别让我们看不见你。”
黑夜里，一道亮光从门缝透出来，落在台阶上。在一间摆着柔软的天鹅绒沙发的大房间里，五个人围着律师用的宽大写字台坐着。这是革委会在开会。他们是：多林尼克，伊格纳季耶娃，戴着哥萨克皮帽子、像个吉尔吉兹人的肃反委员会主席季莫申科，还有两个革委会委员——瘦长的调车场工人舒季克和扁鼻子的铁路工厂工人奥斯塔普丘克。
多林尼克身子俯在桌子上，固执的眼光盯着伊格纳季耶娃，用沙哑的声音一字一句地说：
“前线需要给养。工人需要食粮。咱们刚一到来，投机商人和贩子就把物价抬高了。他们不收苏维埃纸币，买卖都用尼古拉的旧币或是克仑斯基票。今天咱们就要规定物价。咱们十分明白，这些投机商人谁也不会按定价出售。他们一定把货物藏起来。那时候，咱们就进行搜查，征发这些奸商所有的物品。对于这些奸商，咱们一点也不要客气。咱们不能让工人们再饿肚子。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警告我说，我们不要太过火。我说，这是因为她还带着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不要生气，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而且，问题不在小商人身上。譬如，我今天就得到一个消息，说旅馆老板鲍里斯·佐恩就有一个秘密地窖。有好多大商人，早在彼得留拉占领本镇以前就把大量的物品囤积到这个秘密地窖里。”他带着讽刺的冷笑，特别注意地瞧了瞧季莫申科。
“你怎么知道的？”季莫申科慌张地问道。他感到又羞又恼，因为侦查这一类的事情本是他季莫申科的责任，但是多林尼克总是比他先得到这类消息。
多林尼克笑着说：
“嘿——嘿！兄弟，我的眼睛什么都看得到。我不光知道那个地窖，”他继续说，“我还知道你和师长的汽车司机昨天喝了半瓶私酒哪。”
季莫申科局促不安地坐着，苍黄的两颊现出了红晕。
“嗯，说得对！”他感叹地挤出这样一句话来。本来他还想往下说，但是他一眼瞥见伊格纳季耶娃那皱着眉头的神气，就不说了，“这个鬼木匠！他有他自己的肃反委员会。”季莫申科瞧着革委会主席，这样想。
“这是谢廖沙告诉我的，”多林尼克接着说，“他有一个朋友在车站食堂里当过伙计。他的朋友听食堂的那些厨师说过，食堂里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从前都是由佐恩大批供给的。昨天谢廖沙又得到了确实的报告：佐恩的确有一个地窖，应当找到它。季莫申科，你带着弟兄们和谢廖沙去吧。就在今天，务必把它找到！要是能够找着，咱们就不愁没有东西供给工人们和师的供给委员会了。”
半点钟后，八个武装士兵走进旅馆老板的家里，留下两个人守住大门。
老板是一个矮胖子，样子很像一只大酒桶，脸上长着几天没剃的红毛，他一面拐着木腿，堆着谄媚的笑容迎接走进来的这些人，一面用嘶哑的声音问道：
“同志们，有什么事情呀？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
站在佐恩后面的，是他的几个女儿。她们身上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的亮光射得眯着眼睛。隔壁房间里，那个肥胖的老板娘正在一面穿衣服，一面嘟哝着。
季莫申科只作了两个字的解释：
“搜查。”
地板上的每一方寸都检查过了。大板仓、柴堆、储藏室、厨房、很大的酒窖，全都搜查过了。但是连一点儿秘密地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
在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睡着一个女仆。她睡得那么香，连有人进去她都不知道。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唤醒。
“你是什么人？是在这儿做工的吗？”他问这个没睡醒的姑娘。
她拉着被头盖住肩膀，用手遮住手电筒的亮光——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惊疑地回答说：
“是的，我是这儿的佣人。你们是谁呀？”
谢廖沙向她说明了来意，就走开了，叫她穿好衣服。
季莫申科正在那宽大的食堂里审问老板。老板气得发昏，溅着唾沫星子激动地说：
“你们打算怎样呢？我只有一个地窖。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我保证你们是白费时间。不错，从前我开过旅馆，但是现在我已经成了穷人了。彼得留拉的大兵早把我抢个精光，几乎把我打死。我是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的，但是我所有的东西，你们都看到了。”他说话的时候老是伸开他那两只滚圆的短胳膊。他那对充满了血丝的眼睛不住地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沙的脸上，再从谢廖沙的脸上溜到某一个角落和天花板。
季莫申科愤愤地咬着嘴唇：
“这就是说，你还想继续瞒着我们？我最后一次劝告你，赶快告诉我们地窖在什么地方。”
“哎，您怎么啦，长官同志，”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都在挨饿哪。我们的东西都叫人家抢光了。”她很想放声大哭，但老挤不出眼泪来。
“挨饿，你们还雇用女仆呢！”谢廖沙说。
“唉，那怎么能说是女仆呢？只是收留的一个穷女孩子罢了。因为她无家可归。叫赫里斯季娜自己说说吧。”
“得啦，”季莫申科喊了一声，他已经忍耐不住了，“我们再搜查！”
天已经亮了，旅馆老板的房子里还在进行着顽强的搜查。季莫申科因为搜查了十三个钟头都没有结果，心里十分气愤，已经决定停止搜查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正要走出那女仆的小房间的谢廖沙，听到她低声说道：
“一定是在厨房的壁炉里面。”
十分钟后，那个巨大的俄国式的壁炉被打开了，里面现出一个活动的铁板门。又过了一个钟头，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载着许多桶子和袋子，在围着看热闹的人群中，从旅馆老板的屋子那里开走了。
一个热天的中午，柯察金的母亲带着一个小包袱从车站走回家来。她听着阿尔焦姆述说保尔吃官司的经过，哭得十分伤心。悲惨的日子一直在折磨她。她实在没有法子过活了，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替她弄到一份口粮。
有一天晚上，阿尔焦姆的脚步比平常更快地从窗户前面走来。他一边推开房门，一边在门口喊着：
“保尔来信了。”
保尔信上这样写着：
亲爱的阿尔焦姆哥哥：
哥哥，我告诉你，我还活着，不过不很健康。我大腿上中了一颗子弹，可是现在已经快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你不必为我担心，它就会好的。我出院之后，也许可以休假，那时我一定回来看你。我临走时没能见到母亲，但是事情变化得这样快，我现在已经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个战士了；不用说，你已经听到过英勇的科托夫斯基的名字。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对我们这个旅司令员非常敬佩。母亲回家了吗？要是她在家，她的小儿子在这里顶亲热地问候她。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
你的弟弟保尔
再者，阿尔焦姆哥哥，请到林务官家里，把这信里说的告诉她。
母亲又痛哭了一番。她那不成器的儿子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告诉她。
谢廖沙时常到车站上那节写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绿色客车去。丽达和伊格纳季耶娃两个就在这节车厢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伊格纳季耶娃永远叼着一支烟卷儿，嘴角上现出得意的微笑。
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跟丽达亲近起来了，在每一次简短的会见中，除了一卷卷的宣传品和报纸之外，他还从车站上带着一种模糊的愉快的感情返回镇上去。
政治部的露天剧场每天都挤满工人和红军战士。在轨道上停着的第十二军的宣传列车车身到处都贴着色彩鲜艳的宣传画。这宣传列车昼夜都在紧张地活动着。它有一个印刷部，成天忙着排印报纸、传单和布告。前线离得很近。有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走进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找到了丽达。
夜深了，当他送她回车站（政治部的工作人员都住在那儿）去的时候，谢廖沙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对她说：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老想看见你呢？”接着他又补充说：“跟你一起是那么愉快！每一次和你见面之后，我就觉得受到鼓舞，我就愿意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站住了，说：
“我告诉你，勃鲁扎克同志，咱们来个约定吧，今后你不要再做这些抒情诗啦。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就像一个被斥责的小学生似的，满脸绯红，回答说：
“我对你说这话是把你当作一个知心朋友，而你却这样对待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言论吗？往后，丽达同志，我当然不会再说了！”
他急促地握了握她的手，转过身就往镇上跑去。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到车站上去。要是伊格纳季耶娃叫他去，他就推托，说他工作很忙。事实上，他的确很忙。
有一天晚上，舒季克回家，在糖厂高级职员——都是波兰人——的住宅附近，有人对他开枪。搜查住宅的结果，发现了皮尔苏茨基分子所组织的“狙击队”的枪械和文件。
革委会开会了，丽达也出席。她把谢廖沙拉到一旁，平心静气地问：
“你怎么了，伤了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了？你打算让私人的事情影响工作吗？同志，这样是不对的。”
于是，一有机会谢廖沙又到绿色客车上去了。
接着，县代表大会开会，谢廖沙也参加了。他们进行了两天激烈的争论。第三天，他跟全体代表一同带着武器，在河对岸的森林里追击扎鲁德内所率领的彼得留拉残余匪帮，追了一天一夜。他回来之后，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到了丽达。他陪着她回车站，在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丽达很生气地把手抽回去了。从此以后，谢廖沙又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到宣传列车上去。他故意避开丽达，甚至在工作上需要和她接触的时候也是这样。最后，当她固执地要求他解释这种行为时，他气愤地说：
“我有什么可向你解释的？你又会给人家扣上帽子：什么小市民习气啦，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啦。”
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开进车站来了。三个脸色微黑的指挥官来到了革委会。其中有一个瘦高个子，身上紧紧地束着一条镶银的武装带，他走近多林尼克，说：
“闲话少说。要一百车干草。马快饿死了。”
他们派谢廖沙和两个红军战士去征发干草。在一个村庄里，谢廖沙他们突然受到了富农匪帮的袭击。匪徒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打个半死。谢廖沙比另外两个受伤轻一些，因为他年纪小，他们就稍微留情点儿。贫农委员会的会员把他们送到镇上来。
一队战士被派到村里去。第二天，他们就把干草征发来了。
谢廖沙不愿意惊动他家里的人，所以就在伊格纳季耶娃的房间里休养。当天晚上，丽达来看他，她头一次那样热烈、那样亲切地握他的手。这样的握手他从来是不敢的。
一个酷热的中午，谢廖沙跑到宣传列车上去，把保尔的来信念给丽达听，还把这个同志的事情告诉了她。临走的时候，他无意间对她说：
“我要到树林里去，下湖洗个澡去。”
丽达放下她的工作，拉住他说：
“等一下，咱们一块儿去。”
在镜子一样的湖水旁边，两个人停下了。透明而温暖的湖水是诱人的。
“你到大路口那儿等一会儿。我要洗澡。”丽达命令似地说。
谢廖沙坐在小桥旁边的石头上，脸朝着太阳。
他听到了后面溅水的声音。
透过丛林，谢廖沙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沿着大路走过来。丘扎宁很漂亮，穿着时髦的弗伦奇军服，束着军官武装带，登着吱吱响的软皮马靴。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一边走一边和她谈着什么。
谢廖沙认出她就是那个替保尔给他送信的姑娘。冬妮亚也紧紧地盯着谢廖沙，显然也认出了他。当她和丘扎宁走近他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拦住她说：
“请稍停一下，同志。我这里有一封信，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您有关系的。”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交给她。冬妮亚由那个男人手里抽回手来，读着保尔的信。信纸在她手里微微发颤。接着，她把信交还谢廖沙，问他：
“您还听到他的其他情况吗？”
“没有。”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从她脚下传来碎石头的响声。丘扎宁一看到她，就低声对冬妮亚说：
“我们走吧。”
但是，丽达的轻蔑而讥讽的声音拦住了他：
“丘扎宁同志，列车上整天都在找你呢。”
丘扎宁恶意地斜着眼看了看她，说：
“没有关系，他们没有我也行。”
他们两个走开以后，丽达在后面瞧着他们说：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狡猾的家伙清洗出去呀！”
树林在低语，高大的橡树在频频点头。小湖的水是清新诱人的。谢廖沙想洗澡了。
出水以后，他在离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倒下的橡树上。
他们一边谈着话，一边向树林的深处走去。走到一条野草很高的小道上，他们决定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树林里很静。只有橡树在小声谈话。丽达躺在嫩草上，枕着她那弯曲的胳膊。她那健美的双腿和补了又补的皮鞋，隐没在高高的野草里。谢廖沙偶然望一望她的脚，看见那双补得很整齐的鞋子，又看了看他自己的靴子，脚趾正从那个大洞里露出来。他笑了。
“你笑什么呀？”丽达问。
谢廖沙指着靴子说：
“穿着这样的靴子，叫咱们怎样去打仗？”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叶，正想着别的事情。
“丘扎宁是一个很坏的共产党员，”她终于说了，“我们所有别的政治工作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他只知道怎样把自己打扮漂亮。他是我们党里的投机分子。……现在，前线的情况实在很严重。我们的国家必须坚持长期而残酷的斗争。”她静默了一会儿，接着又说：“照我看来，谢廖沙，我们不光应当用语言，而且应该用枪去战斗。你知道中央委员会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去的决议吗？我想，我们在这儿决不会呆长久的，谢廖沙。”
谢廖沙听着她说的每一个字，他从她的声音里辨出了一种不平常的音调来。他觉得有点惊讶。她那对又黑又亮的水汪汪的眼睛，正紧盯着他。
他几乎要情不自禁地告诉她说：她的眼睛就像一面镜子，他可以从那里看见一切，但是他及时地控制了自己。
丽达用手腕支着，欠起身子。
“你的手枪在哪儿？”
谢廖沙摸摸他的皮带，伤心地说：
“在征发干草的时候，给富农匪帮抢去了。”
丽达把手插进制服的口袋，摸出了一支发亮的勃朗宁手枪。
“谢廖沙，看那棵橡树！”她用枪口指着二十五步开外的、有深深裂痕的树干，然后就举起右手，让它和眼睛成一直线，简直不加瞄准就开了一枪。被打碎的树皮落了下来。
“看见了吗？”她非常得意地说，接着又放了第二枪，树皮又落在草地上。
“你来吧，”她把手枪递给谢廖沙，笑嘻嘻地说，“看你的了。”
谢廖沙打了三枪，只有一枪没有中。丽达微笑着说：
“我以为你不会打得这么好呢。”
她把手枪放下，躺在草地上。从她的制服上身里，可以看出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的轮廓。
“谢廖沙，你到这儿来。”她轻轻地说。
他的身子向她那里移了一下。
“看那天空，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样碧蓝。这样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一般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太温柔了。”
突然，她抱住他那长着淡黄色头发的脑袋，纵情地在他的双唇上吻着。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又到了。
黑暗的帷幕盖住了树林，夜不知不觉地又降临了。师司令部的报务员，在电报机旁边，弯着身子收报。机上溜出来窄长的纸条，他迅速地把那些点和短线译成了如下的文字，写在格纸上：
师部参谋长并抄送谢佩托夫卡革委会主席。收到电报后十小时内，镇上所有机关一律撤退。镇上留一个营，归本战区指挥官N团团长指挥。师参谋部、政治部，以及所有军事机关，一律撤至巴兰切捷夫车站。执行结果立即向师长报告。（签名）
十分钟后，一架摩托车亮着车灯，在镇上静寂的街道上奔驰。它在革委会的门口哒哒地停下来，通讯员把电报交给了主席多林尼克。人们都行动起来了。特务连马上整队。一点钟以后，一些满载着革委会物件的车子从镇上开过去。大家正在波多尔斯克车站上装车。
谢廖沙看完电报就跟着通讯员跑到外边。
“同志，我可以搭你的车子到车站去吗？”
“坐在后边，不过，要把牢。”
在离那已经挂好就要开出的绿色车厢十步左右的地方，谢廖沙双手抱住丽达的肩膀，感到就要失掉他无限珍爱的东西，低声说道：
“再见了，丽达，我亲爱的同志！我们会再见的，你千万别忘记我。”他怕自己马上会放声哭出来。他不得不走了。他不能再说话，只有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甚至把她的手都握疼了。
第二天早晨，被遗弃的小镇和车站显得十分荒凉。最后一列车的机车，仿佛告别似的，在车轮转动的时候嘶嘶地拉了几声汽笛。车站外面的铁道两旁，分列着留守本镇的营的警戒线。
黄叶凋零了，树木秃了。秋风卷着落叶，轻轻地在路上打转。
谢廖沙穿着红军外套，束着帆布做的子弹带，跟着别的十几个红军战士，在糖厂外面的十字街口守卫，等候波兰军到来。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轻轻地敲着他的邻居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的门。格拉西姆还没有穿好衣裳，就由敞开的门里向外张望一下，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指着那些持枪行进的红军部队，向他的朋友点了点头，丢个眼色，说：
“走啦。”
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心神不安地看了看他，说：
“你晓不晓得波兰人用什么旗子？”
“似乎是独头鹰。”
“哪儿可以找到这种旗子呢？”
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焦急地搔了搔头皮。
“他们有什么关系？”他想了一下说，“说走就走。只苦了我们，又得想尽方法去适应另一个新政权。”
一架机枪哒哒地响起来了，枪声冲破了沉寂。骤然，车站上传来了机车的汽笛声，大炮也轰隆地响了一声。重炮弹嗡嗡地飞过高空，落在糖厂后面的大路上。路旁的丛林立刻隐没在深蓝色的硝烟里。这时候，沉默的、不屈的红军的队伍一边沿着大街撤退，一边不时回头看看后边。
一颗冷冷的泪珠，顺着谢廖沙的脸流下来。他慌忙把它揩掉。他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还好，没人看见他流了眼泪。
和谢廖沙并排走的是又瘦又高的木材厂工人安捷克·克洛波托夫斯基。他的手指扣住步枪的扳机，一路上沉默，忧郁。他的眼睛碰着谢廖沙的视线，于是他把他内心的忧虑都对谢廖沙倾诉：
“现在，我们的人可要遭殃了，特别是我家里的人。他们会说：‘一个波兰人竟反抗波兰的军队。’他们一定会把我爸爸赶出木材厂，用鞭子抽打他。我本来叫他跟我们一道走，但是他老人家却舍不得丢掉这个家。哎，他妈的，赶快碰上他们拼一下吧！”安捷克愤愤地把滑到额上来的尖顶红军帽往头顶上推了推。
“……再见吧，我的故乡；再见吧，你这个难看的、肮脏的、有着丑陋的房屋和发臭的街道的亲爱的小镇！再见吧，亲人们！再见吧，瓦莉亚！再见吧，转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异族的、凶狠残酷的白色波兰军队开来了。”
穿着油垢的衬衫的铁路工厂的工人，一个个都用悲愁的目光送着红军战士们。谢廖沙激动地向他们喊道：
“我们还要回来的，同志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