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星期，这个给战壕和蜘蛛网一样的带刺铁丝网围绕着的小镇，总是在隆隆的炮声和尖脆的枪声里醒来或睡去。只有在夜深时候才是安静的，但是偶尔还有一阵枪声冲破深夜的沉寂：那是双方的岗哨在互相试探。天一透亮，士兵们就聚在许多大炮周围忙碌起来。大炮张开黑嘴，凶猛地、吓人地咳嗽起来。人们连忙把新的炮弹装上去。炮手把绳子一拉，大地便震颤起来。炮弹嘶嘶地飞到离小镇三俄里外被红军占领的村庄上落下来，轰隆一声炸开，把无数的泥块抛向空中。
红军的炮队设在一座古老的波兰修道院的院子里。这个修道院在村子正中的高岗上。
炮兵队政委扎莫斯京同志骤然从睡梦中跳起来。他刚才用炮身作枕头睡了一觉。他紧了紧挂着沉重的手枪的皮带，然后侧着耳朵倾听炮弹的呼啸，等候它的爆炸。接着他那响亮的喊声就在院子里响起来：
“同志们，起来，明天我们再补睡吧。是时候了，起——来！”
炮兵们都在大炮周围睡觉。大伙全像政委一样敏捷地跳了起来。只有西多尔丘克起得晚，他懒懒地抬起他的头。
“你们这些混蛋，天还没有亮，就哇啦哇啦叫起来——真是一群讨厌的家伙！”
扎莫斯京哈哈大笑，说：
“呵！西多尔丘克，弟兄们真是太不自觉了，竟没有照顾到你还没有睡够。”
炮兵西多尔丘克起身了，仍然不满意地嘟哝着。
几分钟后，修道院院子里的大炮怒吼起来，炮弹在镇上爆炸了。白军在镇上糖厂那座高烟囱上用木板搭了一个瞭望台，上面坐着一个军官和一个电话员。他们是沿着烟囱的铁梯爬上去的。
全镇的情况一目了然。他们就在这里指挥炮兵射击。围城红军的每一动作，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今天红军方面表现得特别活跃。从蔡斯望远镜可以看到红军部队的移动。一列装甲火车慢慢地沿着铁路朝波多尔斯克车站开去，不停地开炮。后面就是步兵的散兵线。红军一连进攻了几次，想攻下这个市镇，但是白军却掩蔽在近郊的战壕里固守着。各个战壕喷出了猛烈的炮火，到处都是密集的枪声。当进攻最紧张的时候，这声音就变成了不断的怒吼。在弹雨下面，红军支持不住，又撤退了，战场上留下了不动的尸体。
今天对本镇的轰击比过去更凶猛、频繁、坚决。大炮不断的轰击使得空气震颤起来。从糖厂的烟囱上头可以清楚地看见布尔什维克的战线正向前推进。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卧在地面上，跌倒又爬起来，向前进攻。他们差不多把车站占据了。谢乔夫师团把所有的后备队全都调了上来，可是还堵不住火车站上被打开的缺口。那些抱着拼命的决心的布尔什维克已经冲进了车站周围的各条马路了。在一阵短促而猛烈的攻击之后，守卫车站的彼得留拉谢乔夫狙击师的第三大队终于被迫退出他们最后的阵地——近郊的各个花园与果园，狼狈地、三五成群地向镇里逃去。红军的先头部队不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继续挺进，用刺刀开路，扫除了白军的后卫，占据了各条街道。
谢廖沙和他全家以及他们的近邻们一道躲在地窖里，但是现在，任何力量也不能叫他再呆在地窖里了。他要到上面去。他不管母亲的反对，径自跑出了那阴森森的地窖。装甲汽车“萨盖达奇内”号正辘辘地从他家门口开过去，一面退却一面疯狂地扫射着。彼得留拉的败兵慌乱地跟在它后头逃跑。其中有一个闯进了谢廖沙家的院子里。他慌忙抛下钢盔、步枪和子弹袋，然后爬过篱笆，钻到菜园里去了。谢廖沙决心到街上去看看。彼得留拉的败兵正沿着通向西南车站的大道逃窜。装甲汽车在掩护他们退却。通到镇上的大道上空无一人。忽然，一个红军战士跑到大道上来了。他迅速地卧倒，向大路的那一头射击。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谢廖沙看见他们一面跑一面弯着身子追击。其中有一个脸上晒得黝黑、眼睛发红的中国人，上身只穿着一件贴身衬衫，胸口交束着机枪的子弹带，两只手都握着手榴弹，一点也不掩蔽地猛追过来。跑在最前头的那个红军战士还很年轻，手里提着一架轻机枪。这是首先冲到镇上来的红军部队。一阵狂喜的感情支配了谢廖沙。他一直跑到大路上，尽力高声呼喊：
“万岁！同志们，万岁！”
他的出现是这样突然，那个中国人差点把他撞倒。那个中国人开头打算用尽全力向谢廖沙扑去，但是这年轻人的高兴的表情阻止了他。
“彼得留拉的兵，逃到哪里去了？”呼呼地喘着气的中国人这样问。
但是谢廖沙没有听见他的话。他迅速地跑进了院子，抓起那白军丢下来的步枪和子弹带，飞一样地跑出去追上了队伍。红军战士们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大伙进了西南车站，方才发现了他。他们截住了几列白军的满载枪械与弹药的火车，把残敌赶进树林里，然后才停下来休息，整顿队伍。这时那个年轻的机枪手跑到谢廖沙面前，惊讶地问他：
“同志，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是本地人，就住在这小镇上。”谢廖沙回答，“我早就在等着你们来啦。”
红军战士们把他围起来。
“我认得他，”那个中国人高兴地笑着说，“在我们刚冲进镇上来的时候，他高声喊‘同志们，万岁！’他是布尔什维克——是我们年轻的好朋友！”那个中国人又拍着谢廖沙的肩膀称赞了几句。
谢廖沙的心快活地跳着。他们立刻接受了他，把他当作他们中间的一个。他和他们一道参加了攻打车站的肉搏战。
小镇又活跃起来了。受尽苦难的居民都爬出了地下室和地窖，忙着跑到门口去看进城的红军。谢廖沙的母亲和瓦莉亚，看到连帽子也没有戴的谢廖沙也背着步枪，束着子弹带，在红军中间走着。
他的母亲生气了。她急得直搓手。
谢廖沙，她疼爱的儿子谢廖沙，也去打仗啦！唉，这还了得！想想看，他竟在全镇人的面前，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着，以后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她实在忍不住了，就大声喊道：
“谢廖沙，快回家去，马上就给我回去！我要教训教训你，你这个小流氓，你要打仗，给我回家打去！”说着她就跑到她儿子跟前，想把他拉出来。
但是，她的谢廖沙，她揪过那么多次耳朵的小谢廖沙，却冷冷地瞪了她一眼，又羞又恼，红着脸，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吵什么，我是怎么也不离开这个队伍了！”他连停也不停，就从她身旁走了过去。
这一下可把他母亲惹火了：
“哦，你就这样对你妈说话呀！”他母亲对他喊：“好，你以后别想回家来！”
谢廖沙头也不回地回答说：
“我就是不回来了！”
这可怜的妇人呆呆地站在路上。这时候，一队队的脸色黝黑、满身灰尘的战士们，正打她身旁走过。一个响亮的开玩笑的声音传了过来：
“别哭啦，老大娘，我们要选你儿子做政委呢。”
队伍里发出了一阵愉快的笑声。应着由队伍前面传来的雄壮和谐的歌声，他们开始唱道：
同志们勇敢地齐步走，
到战斗中去锻炼，
用我们的胸膛开条路，
通到自由的乐园……
在这合唱的歌声里可以听出谢廖沙的嘹亮的高音。他已经找到一个新的家了。在这个新家所有的步枪里，也有一支是他谢廖沙的。
列辛斯基的院子的大门口钉着一张硬纸，上面写的是：“革委会”。
旁边还贴着一张红色的宣传画。一个红军战士眼睛逼视着、指头直指着看这张画的人。宣传画的题字是：
“你参加红军了吗？”
昨天夜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把那些无声的鼓动员贴了出来。同时，还贴出来革命委员会第一张告谢佩托夫卡全体劳动人民书：
同志们！
无产阶级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本镇。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起来。我们希望所有的居民保持镇静。那些虐杀犹太人的吸血的匪徒们已经被击败了，但是为了不让他们卷土重来，为了把他们彻底消灭，大家参加红军吧！用你们所有的力量来维护这劳动者的政权！本镇的军权属于卫戍司令员，政权属于革命委员会。
革委会主席 多林尼克
在列辛斯基的住宅里出出进进的是新人物了。“同志”这个字眼，昨天还有许多人为它牺牲了性命，现在到处可以听到了。“同志”——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字眼呵！
多林尼克忘记了睡眠和休息。
这木匠正忙着建立本镇的革命政权。
在这住宅的一间小房子门口贴着一张用铅笔写的纸条，上面写着“党委会”。这里的负责人是伊格纳季耶娃同志，她是一个沉静而坚强的女人。政治部委派她和多林尼克两个人来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各个机构。
仅仅过了一天，就有许多工作人员坐在桌子旁边了。打字机哒哒地响着，粮食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了。粮食委员蒂日茨基同志是个活泼而性急的人。蒂日茨基以前是糖厂的助理技师。本镇苏维埃政府刚刚建立起来，他就以罕见的顽强精神开始斗争，决心摧毁工厂管理部门那些内心仇视布尔什维克的上层贵族分子。
在全厂大会上，蒂日茨基用波兰话发表了激烈而坚决的演说。他猛力地敲着讲台的栏杆，向他周围的工人们说：
“旧时代当然不会再回来了。咱们的父亲和咱们自己一辈子为波托茨基当牛马的时代也都过去了。咱们为他们造了宫殿，可是伯爵大人给咱们的是什么呢？他让咱们挨饿给他干活，只要饿不死就行。
“大家想一想，波托茨基伯爵们和桑古什卡公爵们骑在咱们的脖子上已经多少年了？难道咱们波兰工人不也像乌克兰和俄罗斯工人一样受着他们的奴役吗？可是现在，那些拍伯爵大老爷们马屁的人却在工人中间散布谣言，说什么苏维埃政权要用铁拳对付波兰工人！
“同志们，这是最无耻的诽谤。各民族的工人，从来还不曾得到过像现在这样的自由。
“所有的无产者都是兄弟，但是那些贵族老爷们，请大家相信，我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他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形，然后又用手使劲地敲着讲台的栏杆。
“究竟是什么人在离间我们各民族，使我们的弟兄们自相残杀呢？几世纪以来，国王和贵族总是不断地唆使波兰的农民去和土耳其人打仗，这一个民族侵略别一个民族的事，从来没断过。有多少人被毁灭了！已经发生了多少灾难！谁愿意这样？难道我们愿意这样吗？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要结束了。这些毒蛇们的死期已经到了。布尔什维克向全世界喊出了资产阶级最害怕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工人和工人都是兄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救，才能得到幸福的生活。同志们，加入共产党吧！
“波兰也要成立共和国，不过是苏维埃共和国，而不是波托茨基之流的共和国。咱们要把那些家伙连根拔掉。在苏维埃的波兰，咱们自己是主人。诸位哪一个人不晓得勃罗尼克·普塔申斯基？革命委员会已经派他当咱们工厂的委员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我们一定会有快乐幸福的一天，同志们，千万别听信那些狡猾的毒蛇们的鬼话！要是咱们工人们彼此能够信任，那么，咱们就可以把全世界各民族的工人弟兄们完全团结起来！”
蒂日茨基从他的心坎里，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心坎里，发出了这清新的呼声。
当他走下讲台的时候，青年人都赞成地高声欢呼。可是那些老年人都不敢表示意见。谁说得准——也许布尔什维克明天就退出去，那时候，每一句话都得付出代价。假如不绞死，也一定要被赶出工厂。
教育委员是那个又瘦又高的中学教员切尔诺佩斯基。这是目前本地教育界唯一对布尔什维克忠心的人。在革命委员会对面驻扎了一个特务连。革委会的警卫就是由他们担任的。一到晚上，花园里、大门口，就架起上好子弹带的马克沁机枪。它的旁边是两个拿着步枪的战士。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正到革委会去。在门口，一个年纪很轻的红军战士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问他：
“同志，您今年多大了？”
“快十七岁了。”
“是本地人吗？”
他笑嘻嘻地说：
“是的，我是在前天战斗的时候才加入红军的。”
伊格纳季耶娃注视着他。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火车上的副司机。”
这时候多林尼克跟一个军人朝栅栏门走来。伊格纳季耶娃对他说：
“你瞧，我给共青团区委会物色到了一个领导人，他是本地人。”
多林尼克迅速地把谢廖沙打量了一番。
“你是谁家的？”
“勃鲁扎克……”
“哦，是扎哈尔的儿子！那好了，你干去吧，把那些小弟兄们组织起来吧！”
谢廖沙觉得挺奇怪，看了看他们两个，说：
“可是，我连里的事情怎么办呢？”
多林尼克已经走上台阶，又回过头来说：
“这个我们自有安排。”
第二天傍晚，乌克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方委员会就建立起来了。
新的生活意外而迅速地冲进来了。它占据了谢廖沙整个的身心，把他卷到它的漩涡里去。谢廖沙把他的家完全丢在脑后了，虽然他的家是离得那么近。
他，谢廖沙·勃鲁扎克，现在已经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了。他十次八次地从衣袋里掏出那张盖着乌克兰共产党（布）印章的白纸片，那上面写着：谢廖沙·勃鲁扎克，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区委员会书记。要是有谁怀疑这一点，那么，在他的紧身制服外面的皮带上还挂着一支带帆布枪套的“曼利赫尔”手枪，——这是他的好朋友保尔送给他的礼物。这是最可靠的证件。唉，可惜保尔不在这儿！
谢廖沙整天都在忙着执行革委会的指示。这时候伊格纳季耶娃正在等候他。他们要一道上火车站里的政治部去领取发给革委会的宣传品和报纸。他急忙跑到街上，政治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已经预备好汽车在那里等候他们。
到车站去的路很远。苏维埃乌克兰第一师的参谋部和政治部就设在车站的列车上。伊格纳季耶娃利用乘车的时间，问了谢廖沙许多问题：
“你在你那一部门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建立了组织吗？你应当在你的朋友们中间——在那些工人阶级的孩子们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要在最短期间把共产主义青年团建立起来。明天我们就起草一篇共青团的宣言，把它印出来，然后把青年召集来，在戏院里开一个大会；同时我再介绍在政治部工作的乌斯季诺维奇同你认识认识。她似乎正在做青年工作。”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一头乌黑的短发，穿着茶色的新制服，腰里束一条窄窄的皮带。谢廖沙从她那里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她还答应帮助他开展工作。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她给了他一包宣传品，另外又特地给他一本印有共青团的纲领和章程的小册子。
他们很晚才回到革委会来。瓦莉亚一直在花园里等他。她跑到他面前，抱怨说：
“你怎么不害羞呀！怎么，你完全脱离家庭了吗？为了你，妈妈天天哭，爸爸也生气。准要闹出事来的！”
“没有关系，瓦莉亚，什么也不会的。我没有工夫回家。说真话，实在没有工夫。今天我也不能回去。我正好有话要和你谈谈。到我这儿来吧。”
瓦莉亚简直认不出她的弟弟来了。他完全变了。就像有人给他充了电似的。他叫他姐姐坐在一张椅子上，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说：
“是这么一回事。你也加入共青团吧。你不明白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就是团的书记。你不相信吗？得，你看看这个！”
瓦莉亚看完了他的证件，不知所措地看着他，说：
“我加入共青团能做什么事呢？”
谢廖沙把两手一摊说：
“做什么事？怕没事做吗？我的好姐姐！我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呢。要大大展开宣传鼓动工作。伊格纳季耶娃说，我们应当召集所有的青年到戏院里开个大会，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什么叫作苏维埃政权。她说我必须发表演说。我想了想，觉得不成，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准说不出话来。好吧，你说，你愿不愿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我不知道。要是我这样做，妈妈简直会气疯的。”
“你别管妈妈吧，瓦莉亚，”谢廖沙说，“她不懂这些事情。她只想让她的孩子们守在她身边。她丝毫没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意思。恰恰相反，她倒是同情的。但是她只让别人到前线打仗，却不愿意叫她自己的孩子们参加。你说这公道吗？你还记得朱赫来告诉我们的话吗？你看保尔，他就不管他母亲，自己走了。现在咱们有了真正生活的权利了。那么，瓦莉亚姐姐，难道你还会说个不字吗？呵，你想想，这该有多好呵！你在女孩子们中间工作，我在男孩子们中间工作。我今天就叫红头发的克利姆卡参加进来。瓦莉亚，你究竟参加不参加我们的组织呢？我这儿有关于这事情的小册子。”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交给她。瓦莉亚的眼睛盯着弟弟，低声问他：
“要是彼得留拉的兵再打回来怎么办呢？”
谢廖沙第一次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当然要跟大家一道走。但是你怎么办呢？妈妈那时候一定会很痛苦的。”他沉默了。
“谢廖沙，你把我的名字填上去，不叫妈妈知道，除了你我之外，谁也不告诉。我一定尽力帮你，这是比较好的办法。”
“对的，瓦莉亚。”
这时候伊格纳季耶娃走进来了。谢廖沙对她说：
“伊格纳季耶娃同志，这是我的姐姐瓦莉亚。我正和她谈思想问题呢。她是一个很合适的共青团员，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母亲太严厉。我们可以让她秘密参加吗？比方说，万一我们不得不撤退的话，不用说，我是要拿起枪来一同走的，可是她不愿意叫母亲难过。”
伊格纳季耶娃坐在桌子的一头，注意听着他的话，接着说：
“好的，这个办法比较妥当。”
戏院里挤满了嘁嘁喳喳的青年们，他们都是看到镇上到处张贴的布告以后来的。糖厂工人的管乐队在演奏。到会的大部分是学生——男女中学生和小学生。
他们到这里来，与其说是为了开会，倒不如说是为了看演出。
幕终于拉开了，刚刚从县里来的县委书记拉津同志在舞台上出现了。
这个长着尖鼻子的瘦小的人立刻引起了全场的注意。大家很注意地听着他的演说。他说到全国各地的斗争，他号召青年们紧紧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他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一样讲话，不过在他的讲词里，什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等等名词用得过多，而这些名词，听众当然都不懂。他讲完的时候，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让谢廖沙继续讲话，自己先走了。
谢廖沙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上了台说不出话来。“说什么呢？有什么话可说呢？”他想寻找适当的话，但是找不到，他很窘。
伊格纳季耶娃救了他，从讲台后边小声地对他说：
“你就说关于组织支部的事情吧。”
谢廖沙立刻就谈起实际问题来。
“同志们，你们什么都听到了，现在我们该做的就是组织支部了。你们有人赞成这个提议吗？”
会场里静寂无声。
丽达跑过去帮助谢廖沙。她把莫斯科的青年们怎样组织起来的情形告诉听众。谢廖沙狼狈地站在一旁。
他看到大会对组织支部的提议这么冷淡，心里非常气愤。他怒视会场。听众对丽达的演说也都是不在意地听着。他看到扎利瓦诺夫一边轻蔑地斜眼瞟着丽达，一边跟莉莎小声谈话。坐在前排的是那些小鼻梁上扑着白粉的中学高班的女生，她们交头接耳，低声谈话，那狡猾的小眼睛东张西望。在靠近舞台入口的角落里坐着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谢廖沙看见他认识的那个少年机枪手也在那儿。他坐在舞台脚灯的旁边，脸上现出气愤的神情，憎恨地注视着穿时髦服装的莉莎和安娜。她们正在一点儿也不在乎地同她们的情人交谈。
丽达感到大家没有听她的演讲，就赶快结束，让伊格纳季耶娃说话。伊格纳季耶娃说得非常安详，会场里的喧笑声终于静下去了。
“青年同志们，”她说，“现在，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想一想你们在这里听到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从你们中间找到一些不光是旁观，而是积极来参加革命的同志。只要你们愿意来，革命的门是开着的。我们希望大家对这件事发表自己的意见。有谁要说话，请上来。”
会场里又静下来了。可是，突然后排里有一个人说：
“我要说话！”
一个眼睛微微斜楞着、样子很像小熊的人——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挤过人群走到舞台上来：
“既然事情是这样的，要是布尔什维克需要我们帮忙，我决不会不干的。谢廖沙知道我的。我要加入共青团。”
谢廖沙脸上现出了笑容。他立刻走到舞台中央，高兴地喊着说：
“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吧！我已经说过，米什卡是我们的人，他爸爸是铁路的扳道伕，给火车轧死了，因此米什卡失了学。他虽然没有读过中学，可立刻就懂得我们的事业。”
这时候会场里响起了一阵吵嚷声和怪叫声。一个名叫奥库舍夫的中学生，药铺老板的儿子，头发很考究地梳成鸡冠形的小家伙，请求发言。他扯了扯他的制服，然后说：
“抱歉得很，同志们，我还不大明白究竟要我们干些什么。要我们搞政治吗？那么，我们的功课怎么办呢？我们总得念完中学。要是组织一个体育协会或是俱乐部，让我们在那里聚会或读书，那倒是另一回事。但是搞政治——结果你会给绞死的。同志们，对不起，我相信谁也不愿意干这种事的。”
会场里发出了笑声。奥库舍夫走下台来，坐下了。现在那个年轻的机枪手上来说话了。他狠狠地把帽子拉到前额上，用愤怒的眼睛扫射着下面座位上的人们，高声喊道：
“你们这些坏蛋，笑什么？”
他的眼睛像两颗烧红的煤球。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浑身气得发抖，接着说：
“我叫伊凡·扎尔基。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我是一个孤儿；白天要饭，晚上躺在人家围墙的旁边。我挨冻受饿，无家可归。我过着狗一样的生活，全不像你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少爷。可是苏维埃政权来到了，红军收容了我。全排都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抚养我，给我饭吃，给我衣服穿，教我读书写字，而最主要的是叫我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们把我教育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这是我一直到死也不会改变的。我十分明白为什么而斗争——是为着我们，为着穷人们，为着工人阶级的政权！你们这些坐在那儿像马一样咴儿咴儿地叫着的人，当然不会知道在这个镇的外面有两百个同志已经牺牲了……”他的声音就像绷紧的琴弦的声音似的。“他们为了我们的幸福，为了我们的事业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在全俄罗斯都是这样，在全国各条战线都是这样，可你们却在这里寻开心。现在，同志们，”说着，他突然转过身对着主席台，“你们跟这些人说话，”他又用手指着会场，“难道他们能懂得吗？不会的！‘饱汉不知饿汉饥。’这里只有一个人跑上来，因为他是一个穷人，是一个孤儿。没有你们，我们照样干，”他愤怒地对着大会喊，“我们不再请求了，我们不需要你们这些混蛋！只好用机枪来扫射你们！”他气呼呼地喊出了最后这一句，就跳下台，对谁也不看一眼就走出去了。
主持会议的人谁也没有留下参加晚会。他们到革委会去的时候，谢廖沙苦恼地说：
“真糟糕！扎尔基说得对。找这些中学生来开会，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只有让你生气。”
“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伊格纳季耶娃打断他的话，“那里面几乎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青年。大多数都是些小资产阶级或是城市知识分子的子女，都是些小市民。我们应当在工人阶级的青年中间进行工作。你把目标移到木材厂和糖厂去吧。不过今天这个大会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在学生中间也同样有一些很好的同志。”
丽达也赞成伊格纳季耶娃的意见，她说：
“谢廖沙，我们的任务就是不倦地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口号灌注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党要所有的劳动者都关心每一件新发生的事情。我们应当组织许多群众大会、讨论会和代表会议。车站上的师政治部正着手开办一个夏天剧场。再过几天，一列宣传列车就要开来，那时候，我们应当好好地展开工作。别忘记列宁说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千百万劳苦大众参加斗争，我们是不会胜利的。”
当天晚上，谢廖沙送丽达回车站去。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久久地握住她的手，比正常握手的时间长得多，丽达微微地笑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