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内在乐观
如果我们能选择环境，如果我们对事业的渴望与能力相匹配，那么，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是乐观主义者。我们大多数此生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为了最终能够获得幸福罢了。无论是哲学家、王公贵胄还是扫烟囱的工人，都渴望幸福、憧憬幸福。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或多么卑下，或多么聪慧，都会视幸福为自己理所当然应有的权利。
细心观察人们持有怎样不同的幸福观，了解他们如何寻觅幸福，你会有惊奇的发现。很多人认为幸福是积累财富，有些人认为是手握荣耀的权力，也有人认为是实现文学艺术的成就，只有少数人认为幸福是探索自我、寻求新知。
人们大多都以感官的愉悦和占有的物质来衡量自己的幸福程度。假如他们实现了既定的凡俗目标，便幸福得不能自己。如果因为天资不足和客观条件不具备，导致目标无法实现的话，他们就会痛苦无比。如果幸福是这样衡量的，那像我这样既听不到也看不见的人，就只能蹲在角落里哭泣了。可是，如果天生如此不幸的我依然感到非常幸福的话；如果我的幸福非常强烈，以至它是一种信仰的话；如果我的幸福非常深邃，以至它已经成为一种生命哲学的话——一言以蔽之，如果我是一名乐观主义者的话，那么我这些关于乐观信念的箴言便值得一听。正如罪人可以站在宗教集会上证实上帝的仁慈，那么受苦受难的人也可以满怀喜悦地昂首站立，去证实生活的美好。
曾经的我陷在绝望的深渊中，那时黑暗将世间的一切覆盖，后来，爱降临到我身边，让我的灵魂获得了自由；曾经的我只知道黑暗和死寂，如今我体会到了希望与欢乐；曾经的我焦虑不堪，拼命撞击把我困住的高墙，如今我在欢乐中明白，我已经能思考，能行动，甚至还能抵达天堂。我的生命曾经没有过去，更看不到未来，悲观的人说，死亡才是“虔诚期待的圆满结局”。可是，一个小小的单词从他人的指尖滑落到我的手心，虽然我手中空空，可是我的心却雀跃起来，我感到了生命的狂喜。思想的黎明使黑夜遁逃，爱、欢乐还有希望来到我身边，我燃起了对知识的渴望。如果一个人能够摆脱痛苦的桎梏，感受到自由的荣光与激情，他怎会悲观呢？
我早年的生活经历就是这样从不幸到幸福的飞跃。我很难回忆起到底是什么力量激励我为冲出黑暗做了第一次飞跃。我只知道，从我获得自由、冲向光明的那一刻起， 我便学会了一往无前，永不退缩；从我能够灵活使用第一个单词的那一刻起，我便学会了如何去生活、去思考、去追逐希望。黑暗再也不能将我羁押，我已经瞥到了彼岸的模样，从此我便生活在抵达彼岸的美好希望中。
因此，我的乐观绝不是不痛不痒的、未经检视的满足感。一位诗人曾说，我必定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美丽的梦中，看不到眼前的荒芜和冰冷。我的确是生活在美丽的梦中，不过那个梦就是真实的生活：眼前的世界并不冰冷，它温暖而舒适；眼前的世界并不荒芜，万千的祝福将它点缀。那位诗人认为邪恶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醒悟，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收获圆满的喜悦的必经之路。只有与邪恶交手，我才能更加深刻地明白真理、善和爱的美好。
一味地关注善而忽略恶，这是错误的态度。忽略了恶的存在，恶便会乘虚而入，招致祸殃 。对恶的无知和淡漠是非常危险的乐观。绝不能简单地认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时代，然后就理所当然地沉浸于对善天马行空的想象中，以此来逃避恶。有多少心怀善念的人，他们事业有成，生活富足，世界在他们眼里可谓尽善尽美。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他们的数百万同胞正在遭受苦难，像牲口一样被贩卖。安享舒适生活的乐观主义者们肯定会觉得不遗余力、志在解放黑奴的威尔伯福斯先生是个爱管闲事的疯子。我对这个国家的盲目乐观情绪毫无信任可言。当举目可见冤屈与不公，改变迫在眉睫时，人们却只是大高喊：“万岁！国泰民安！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这是错误的乐观。这种不计后果的乐观主义就像在沙上建房一样毫无根基。人必须先理解邪恶，经历苦痛，然后才能说自己是乐观主义者。这样的人才能让人信任，因为他的信念是有原因、有基础的。
我知道什么是邪恶。我与邪恶有过一两次交锋，曾经有段时间，邪恶侵入了我的生活，让我不寒而栗。因此我可以信心满满地说，邪恶没什么了不起，它只是一种精神体操，让人得以磨炼意志。正因为我曾直面邪恶，我的乐观才更加真实可信。 我敢肯定地说，能与邪恶斗争，这真的是最大的幸运。它使我们强壮，使我们充满信心，使我们能襄助世人，也使我们触碰万物的灵魂，使我们明白尽管世界充满苦难，但同时也充满战胜方法。所以，我的乐观不是建立在邪恶缺席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善更加强大的美好信念之上，建立在永远期待与善携手战胜恶的愿望之上。上帝赋予我发现美好事物的力量，我就尽力在一切事物、在一切人身上去发现美好，让这美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善的种子播种在全世界，可是如果不将快乐的思想在生活中付诸实践，不努力耕耘自己的土地，那就不可能收获一颗善的果实。
因此我的乐观思想不仅立足于我的内心世界，还有外部世界。我令世界是友善的，你看，世界便成为友善的。我赞美善的世界，世界就用善的事实证明我的赞美无比正确。我向所有的善敞开心灵的大门，并小心地把恶关在门外。这是美好信念的力量，是坚定信念的力量，在任何对立事物的面前都不会退缩。我从不会因善的缺席而灰心丧气，也从未让人感觉我对生活失去希望。猜疑与不信任都只是意志薄弱的恐惧而已，而意志坚定者能将其战胜，使开阔的心胸再占上风。
在大学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激动而喜悦，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这世界上我能够从事的工作也许是有限的，可是我能做真正的工作，这已使生命更显珍贵。而且，渴望工作、期待工作本身就是乐观心态的体现。
约六十年前，卡莱尔大力传播着关于工作的福音书。当时那些工业革命的空想家们，建构着幸福王国的空中城堡。当现实的狂风把他们的城堡吹得支离破碎时，他们陷入无尽的悲观之中。与这些毫不务实的恩底弥翁们、阿拉斯特尔和维特们不同，卡莱尔这位出身苏格兰的农夫，这位务实的劳动者，这位凭借辛苦的劳作在现实世界筑梦的人，大声喊出了他的劳动号子：“远离混沌、投身劳作！生产吧！生产吧！哪怕只能造出最微小的零件！生产吧！以上帝的名义！这才是最真切的你！出来吧！出来生产！努力！再努力！再努力！无论你的双手能做什么，都尽全力将它做好！大好时光让我们工作吧！因为夜幕降临时，所有人都只能停歇！”
有人说卡莱尔让人们只盯着泥土，辛苦地投身劳作，是为了让他们忘记痛苦，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寻找避风港。卡莱尔的思想并非如此。“傻瓜啊！”他喊道，“理想存在于你心中，障碍同样存在于你心中。要在贫瘠痛苦的现实中找到理想，生活、思考、相信，最终获得自由！”他的话含义明确，正是劳动和生产使生活摆脱混乱，使个体形成一种符合秩序的世界，而秩序即乐观精神。
我也能工作，我热爱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因此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我一度认为，我想要做些有用的事情的愿望一定会遭遇挫败，可是我后来却发现，虽然能让我变得有用的途径有限，但是我能做的工作却多得数也数不清。葡萄园中最快乐的劳动者也许是个瘸子。尽管其他人做得比他快，但是能够年年看着葡萄在阳光下成熟，感受手中沉甸甸的果实的他却无比满足。达尔文一次只能工作半个小时，然而正是这许多辛勤的半个小时，使他奠定了哲学思想的崭新基础。我当然渴望完成伟大而高尚的任务，可是做到那些微小的事情才是我主要的职责所在。我把它们当作同样伟大高尚的事业，这是我快乐的源泉所在。我每天都要思考如何把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做到最好，同时因为他人能把我做不到的工作做好而感到快乐。历史学家格林告诉我们，世界之所以前行，依靠的不仅仅是英雄的大力推进，每位诚实的劳动者微小的力量汇集起来，同样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他的话为身处无边黑暗中的我指明了方向。我热爱他人的善行，因为他们善行使我坚信，无论我是否能为世界增添一份力量，真与善也会与世长存。
对此我深信不疑，什么也无法撼动我的信念。我了解，我们顶礼膜拜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是善的——秩序、命运、神性、自然和上帝。我也体会到太阳泽被苍生，使万物生长延续的力量。我与这种不可名状的力量结友为伴，身心便立刻充盈着快乐和勇气。于是我敢于面对上天为我安排的任何命运。这便是我关于乐观的信仰。
第二部分 外在乐观
乐观已经存在于我心深处。而当我审视外在世界时，内心并未感受到冲击和矛盾。外面的世界恰恰印证了我内心中的澄明与善念。大学期间，我通过阅读不断发现世界的善。在文学、哲学、宗教和历史中，我找到了支撑我乐观信念的方法证据。
哲学像是更为宏大的盲聋之人的个人史。从苏格拉底的对话到柏拉图，再到贝克莱和康德，这部历史记录了人类智慧的不解努力——使自己能够从物质世界的泥淖中解放出来，得以飞升到纯粹的理想世界。聋盲之人应当能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寻觅到特殊的意义。你所看到、所听到、所触摸到的并非真实，而是理念、是原理、是精神的并不完全的体现。理念才是真理，其余都是幻象。
倘若果真如此，那些享受健全五官带来的愉悦体会的同胞们，也就并不能意识到我条件所限而无法感知的某种真实了。哲学赋予心灵发现真理的权利，它把我，一个盲人，引入一个与你们的所见毫无二致的世界。贝克莱曾说，你们眼中所见的图像是倒置的，要通过大脑下意识地纠正才行。于是我开始怀疑，眼睛并不是完全可靠的认知工具，同时我感到自己也与别人同等的权利。我高兴，并不是因为别人的感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是因为在上帝永恒的世界中，精神的作用如此强大。在我看来，哲学似乎注定是为了给予我特殊的安慰而存在的；既然一些现代哲学家似乎认为我可以成为他们某些特殊观念的完美试验对象，这就算扯平了。我个人的经历也让我可以在宏大的哲学宣言中发出自己微弱的附和声音：世界是精神的世界，这精神的世界是向善的。同时，这个宇宙的终极意义是秩序，缜密不灭的逻辑将分散的部分连接在一起，混乱将自身定义为不存在，而邪恶则恰如奥古斯丁所指出的，是一种幻象，因此也是不存在的。
哲学的意义于我而言不仅仅在于其理论，更在它让我了解到，伟大的哲学家们都心甘情愿地与世隔绝，将孤独视为一种幸福。他们孓然于世外，甚至连柏拉图和莱布尼茨，也只是在庭院和书房中留下身影。他们对世间的喧嚣充耳不闻，对令人心神不宁的众生百态视而不见。他们茕然独坐——却从不会陷于黑暗之中——思考如何发现万物的本质。即使探求未果，他们也依然相信，当他们把现世凡尘抛下后，亲身体味上帝的智慧时，便定能与真理不期相遇。伟大的神秘派哲学家们与孤独为伴，与上帝为侣，对凡俗的世界不去听，也不去看。
当斯宾诺莎被犹太基督徒逐出教会、驱逐出境时，穷困潦倒、任人唾弃、遭人猜疑，他却在这样的境遇中找到了深刻而持久的幸福。对于这种可能性我完全能够理解。我虽然并未像他那样承受世人的虐待与不堪，但是他远离感官享乐的孤独境遇却与我多少有些相似。他无条件地热爱善。他像许多杰出的伟大灵魂一样，坦然接受自己在世间的处境，满怀赤子之心把自己交付给高居万物之上的力量，并相信这力量左右着他的双手，决定着他的存在。他的信仰深植内心，我也同样如此。在我看来，深刻而崇高的乐观应该生发于这种坚定的信念：个体对上帝存在的确信。上帝并非遥不可及、不可接近的宇宙的统治者，相反，他与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亲近，他不仅仅存在于大地、海洋和天空，他也存在于我们每一次纯洁而高贵的心跳中，他是“心灵之源，心灵之核，心灵的唯一归宿”。
正是哲学使我明白，我们所见唯有影子，所知唯有皮毛，而且万物皆在不停变化。可是心灵，不可征服的心灵，却囊括一切真理，拥抱宇宙的本体。它将影子转换为现实；让我们将纷繁喧嚣的变化仅视为永恒寂静中的短暂瞬间；将无限的追求完善之路转换为一段段短小可达的路程；甚至将邪恶看作“通往善的短暂阻碍”。尽管我的手只能抓住宇宙的微小一隅，但是我的精神却能够纵览整个宇宙，我的思想则让我了解掌控宇宙的至高法则。这些法则使我信心倍增、坚定不移，教会我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使我不受疑虑及恐惧的纷扰。无疑，上帝真正的祝福不是看到，而是深信不疑。
世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热爱上帝，也坚信人的本性之善。了解哲学史，你会发现，各个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以及无论哪个民族，无论何种部落中伟大的洞见者，都是乐观主义者。
哲学的发展演变史就是人类精神的成长史。精神史之外的万千事件，我们则称之为历史。当我观察这些事件时，便发现那是上帝思想的外在形式。人类的历史是一首不断进步的史诗。在内在的精神世界和外在的史实世界之间，我看到了奇妙的和谐，它是一种辉煌的象征，揭示了人类与神的密切交流，也显示了在现实生活中重复上演的哲学真知。在构成人类历史的各个部分中，都隐藏着善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赋予历史以整体意义。
在遥远的历史黎明时分，我看到野蛮的原始人因惧怕自然的威力而拼命奔逃。那时，他们不知道如何控制自然，只能乞求超自然的神灵平息怒气，这些超自然的神灵不过是他们因为恐惧而凭空臆造的罢了。随着想象力陡然一转，我看到原始人获得了胜利，步入了文明。他不再敬畏面目阴森的无知神灵。历经苦难之后，他学会了自己搭建避风的居所，护卫自己的生命和家园。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建起神庙，供奉欢乐的音乐之神和光明之神。历经苦难之后他明白了什么是公平正义；在与同类的斗争中他学会了明辨是非，他也从此拥有了道德观念。他就是天赋异禀的希腊人。
然而希腊并不完美。她诗学和神学上的理想与现实太过遥远，因此国家终究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但仍留下思想以激励后人。
罗马同样给世界留下了丰厚的遗产。经过历史的起伏变迁，钢铁般的法律及其井然有序的政府形态已经成为辉煌的标杆，垂范后世。可是，当勤俭严肃的罗马人性格不再为辉煌的罗马文明提供肱骨支撑时，罗马也陨落了。
之后，北方诸国建立起更加长久的新社会。希腊与罗马社会的根基是奴隶制，奴隶们受人驱使压榨，生活无比悲惨。他们“在田地中劳作，在作坊里苦干，像拴了缰绳的马儿，如果蒙上马儿的眼睛，他们则会更加安静顺从。”而新型社会的根基是不断成长的自由人，他们不断斗争，辛苦耕作，辨别是非。他们从部族血亲中挣脱出来，建立了邦国制度，同时铸就了独立自主的意识体系，任何压迫也不能将其摧毁。人类历经了野蛮时期和不断的自我掌控，从原始时代一步步发展到文明社会。这部漫长的发展史本质上正是乐观精神的生动体现。从这些崭新的国家诞生的那一刻起，直到美国顺应世界的发展出现，每一个世纪欧洲都有显著的进步。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美国一度是世界的希望，然而不知何时，她却受到贪婪恶魔玛门的束缚。托尔斯泰与其他欧洲人对我们这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还需要更多的了解，否则他们便无法理解美利坚正在进行的、独一无二的全民奋斗。她面临的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业，即把从各个国家前来的所有外国人吸引同化，把大家熔铸为拥有同一国家精神的统一民族。在美利坚向世界证明她是否能够把来自地球各方的所有移民打造为一个民族之前，我们有权要求那些批评者宽容一些。伦敦六百万人口中，外籍人口不到五十万，就已经让经济学家感到恐慌，开始严肃地讨论外来人口的危害了。而纽约的三百五十万人口中，来自本土之外的有一百五十万人，与这种情形相比，伦敦的问题又算什么呢？想象一下！美国的大城市中，每三个就有一个是外来移民。仅仅通过这些数字，就足以看出美国是多么伟大！
美国的确在解决物质问题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开垦土地、开发矿藏、灌溉沙漠、修建横跨大陆的铁路。但是她是以崭新的方式来推进这些工作的：她教育她的人民，并根据个人所需传授相应的技能。她将其工业收益拿来让工人们接受教育，因此没有技能的人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所有人都要为国家的管理付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她的儿女不再是苦工，不再是奴隶。宪法已经明确宣告了这一点，国家体制的精神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他们会知道，这块土地能把最好的教给他们，他们会明白，在他们的国家里没有上下阶层与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会理解，上帝与上帝主宰的世界是为每一人平等服务的。
即使美国做到了上述的一切，依然会有人说美国是自私的，是贪婪恶魔玛门的崇拜者。但美国不仅是商业沃土，更是慈善之家。置身于车水马龙的街道，我们可以看到，轰鸣的厂房和摩天大楼旁边是学校、图书馆、医院和公园。这些都是公众爱心的体现，是财富转化为永恒思想的象征。看，美国已经为蒙受苦难之人减轻苦痛，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所做的一切——教盲人学习盲文，教聋哑人说话，教智障人知识。告诉我，这样的美国难道只崇拜贪婪之神吗？她对来到她身边的所有人抱以深切的同情，为他们提供技能与知识，这些该如何评判呢？面对每年都朝她涌来的巨大的贫穷、苦难与堕落的浪潮，她一直在尽力援助，这些该如何衡量呢？
每当我想到这些事实，我便无法认同托尔斯泰和其他一些理论家的看法，我为自己生为美国公民而感到自豪和荣耀。在美国，乐观的人有足够的理由对现在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这种希望和信心可以远播世界，令所有伟大的国家受到感染和激励。
如果把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相比，现代统计学会为世界范围内的乐观主义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令人信心满怀、情绪昂扬。虽然怀疑与不安依然暗流涌动，物质主义依然横行，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最美好的生活中有最坚定的信念，希望的光芒一直在照耀，渴盼的激情一直在燃烧。如果听信悲观主义的论断，人们会认为文明在中世纪便停下脚步，自那时起便停滞不前、再无发展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进步的车轮并非永动不休，中间也许会有停歇了。
眼看要接近目标，却又被拉扯得后退，
世界在不屈不挠的艰难跋涉中前行。
我最近读到一篇演讲中的句子，演讲者知识极为渊博，几乎无人可以匹敌。在那篇演讲中，我找到了足以证明文明演进的丰富材料。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犯罪率一直在下降。的确，今天的犯罪名单要比过去长许多，但这是因为今天的统计数据要比过去更加全面、更加精确。另外，现在列出的许多罪行在五十前算不了上犯罪。这一点说明，公众良知和道德水准和以往相比有了进步。
我们对犯罪的定义更加严格，而相应的惩罚措施更加宽仁和睿智。过去的报复心理基本上消失了，人们不再局限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个人恩怨。罪犯被视为心理产生疾病的公民，关押罪犯并不仅仅为了惩罚，而是因为他对社会形成了威胁。他在服刑期间会得到人道主义关怀，也会受到严格纪律的约束，而这些只是为了治愈他心理的疾病与问题。待他恢复之后，社会将重新接纳他，让他在社会上发挥应有的个人价值。
公众良知的觉醒与进步的另一个标志，是致力于为工薪阶层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一百年前，有人想过穷人的住所是否卫生、是否便捷、是否明亮吗？不要忘了，在所谓的“美好的旧时光”，伤寒和霍乱曾吞噬过一座座城市，瘟疫在欧洲的各大都市横行肆虐。
不仅我们的劳动阶层有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而且雇主也意识到被雇佣的工人有权要求比满足基本温饱更高的薪水与待遇。在现代工业斗争的黑暗与混乱中，我们能够隐约觉察到伴随这些斗争而出现的一些模糊的道理。我们意识到，人皆有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意识到伯克所向往的和解精神以及强者主动向弱者让步的意愿；也意识到雇主的权利与受雇人的权利息息相关——在这些崭新的意识中，乐观主义者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精神。
美国认为每个人都该拥有的另一项权利是受教育权。在美国和欧洲的开明地区，每座城市、每个乡镇、每个村庄都有学校，知识不再是一个阶级的特权，知识的大门向最贫穷的劳工的孩子敞开了。在文明的国家中，全民普及教育正在驱赶无知和文盲的状态。
随着教育覆盖面的不断扩大，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教育的内容也逐渐深入，可以探知所有的真理。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希腊语、拉丁语和数学的领域，他们也学习科学。科学可以将诗人的梦想、数学家的理论和经济学家的猜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船队、医院和工具，使一人之手便能完成千人之工。人们不再问今天的学生是否掌握了语法。他难道只是语法机器，或只学会了科学数据的枯燥罗列吗？我们应该问的是，他是否具备了刚强坚定的意志。他要学习的最重要的课程是紧紧把握最核心的公众问题；是对新思想、新观念永远持开放态度；是重建在争夺财富的过程中被遗忘的崇高理想；是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与正义。他应学会，也许科技能够替代人工劳动——靠马力、机械还有书籍，可是，“常识、耐心、正直和勇气永远无可替代”。
只要看一下现在的盲人与聋哑人的境遇与一百年前相比有多么巨大的差异，谁还会怀疑教育所取得的丰功伟绩呢？一百年前，盲人与聋哑人被认为是受到诅咒的可怜存在，他们的命运堪比最底层的乞丐。他们的生活在每个人看来都是毫无希望的，这种认知使他们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神父霍维主动提出要教盲人读书，盲人却当面嘲笑他的愚蠢。残酷的环境囚禁了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对未来再不抱任何美好期待，任何意欲将他们从苦难中解脱的善举，都被他们视为精神疯癫之人的异想天开。思想狭隘至此，多么令人扼腕啊！看看如今的情形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盲人而开设的学校与组织机构像变魔术般纷纷涌现，许多聋哑人不仅学会了读写，甚至学会了说话。让我们记住，豪博士的信念与信心已经结出了硕果，全国各地都有人投身于盲聋人的教育事业，志在使他们掌握与现实做斗争的本领。我说我的心里充满希望，意志昂扬，你还会因此而惊讶吗？
教育的最高成就是教人宽容。很久之前，人们前赴后继地为信仰战斗、献身。教育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教人学会了另一种勇气——承认他人不同信仰的勇气，认可他人不同道德观的勇气。宽容是社会的首要在原则，宽容精神使全人类思想的精华得以留存。人类由于缺乏宽容而导致的生灵涂炭和社会倒退，即使洪水和雷电带来的损失也无可比拟，可怕的自然力量那毁城灭镇式的破坏也无法比拟。
每当回望人类缺乏宽容、偏执顽固的时代，我就感到震惊和哀伤。我看到耶稣在嘲讽与轻蔑声中被钉在十字架上；也看到他的追随者被追踪捕杀、酷刑折磨、烧死在绞架上。当我让自己置身于中世纪，我看到反抗迷信思想的杰出灵魂因被指控亵渎上帝而惨遭杀害。我还看到以色列的子民被巧舌如簧的假基督徒谩骂羞辱，甚至被迫害致死； 我看到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在各地辗转流浪；我看到他们被抓至重犯监狱，饱受皮鞭拷打；我看到他们在以身殉教的痛苦中依然坚持他们世代不变的信仰而他们无比坚定的信念却遭到恶意嘲讽。对犹太人妄加迫害的偏执恶魔，也饿虎扑食般加害基督教会中旨在净化信仰的新教徒们，并将阿比尔教派和素喜和平的伏多瓦教派驱赶屠戮，使“他们冰冷的尸骨散布山间”。然后我看到乌云缓缓散去，听到反对偏执与顽固的一声呐喊。克制的宽容之手抚过审判者的头顶，人文主义者向受迫害的人们传达了和平的信息。人们不再高喊“烧死异端”的口号，而是带着同理心反观灵魂，内省自身，于是新生的对不可见之物的敬仰无声无息地涌入心灵。
众生平等的思想使世界迎来崭新的黎明，它用更广阔的视野取代了以教义和派别联结起来的狭隘团结。像莱辛那样灵魂高贵的思想者向世界发出质问，究竟哪一种更能体现上帝的精神？是教派间互相仇视、互相怨恨、相互争斗得你死我活呢？还是和谐共处、互帮互助呢？人类的古老偏见在仁爱之光的照耀下已经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宽容、更慷慨的情感，这种情感不再使人为外在学说献身丧命，也不再剥夺人们从各自的信仰中寻求安慰与力量的权利。一个时代的异端邪说，到了下一个时代或许就变为正统观念。让不同教派的虔诚信徒们友善相对、兄弟相称的只有宽容。天主教徒能够与新教徒真心相对、友爱互助，让乐观主义者心生欢喜。关于这样的情感，世界所有善良之人对利奥十三世的普遍仰慕和由衷赞美堪称典范。纪念爱默生和钱宁诞辰的庆祝活动也是很好的范例：不同信仰的人们对纯粹的灵魂都会表达敬意与怀念。
就我对这个时代的理解而言，成为这个世界的公民是件幸福的事情。而就我所在的国家来说，我认为成为美国公民就等于成为乐观主义者。我知道美国在菲律宾做的事情有失正直，令人不快，可是我相信在国家事务的偶然事件上，最明智的人有时也会判断失误。我在恺撒大帝的历史中读到，内战期间，数百万的牧民和劳动者们只要条件允许，即使战争间歇也会投入到劳作当中，当将领们率领着军队袭来时，他们就躲避起来。待危险过去之后，他们便又怀着无限的耐心回去修缮受到损毁的家园。当统治者失足犯错，人民却是宽容而诚恳的。我欣喜地看到，在这个世界，在当今世纪，一种崭新的、更高贵的爱国主义情感出现了，它不再以取敌人性命为荣。这种爱国主义情感比战场上的爱国主义更伟大。它使得成千上万的人甘愿为服务社会而献身，每一个为此而献身的生命都使我们更接受和平：让田地从此只生长玉米，再不会沦为战场。因此当我听到美国在菲律宾发动的残酷战争时，我并没有心生绝望。我相信，人民的内心并不愿战，一切破坏和平的人终究会停止伤害。
第三部分 践行乐观
检验各种信仰的最好方法就是看它们在生活中的实践效果如何。如果确实，乐观主义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动力，而悲观主义却阻碍前进的步伐，那么宣扬悲观哲学就是危险的。有人坚信世上的痛苦大于快乐，并把这种不幸福的信念公之于众，结果只是增加了痛苦。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可谓人类的敌人，即使他真诚地相信这茫茫世间确实充斥苦难，他也不应该作为教义到外宣扬，削弱人们与困境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如果生活赐其以炉灰而非面包为食，他也不该怨天尤人，而应反省自身。人生是公平的，只要我们勇于奋斗，正义便终将繁盛。
假若心灵被悲观思想主宰，生活便会成为一团乱麻，内心充满虚空烦闷。除非能遗忘或将一切湮灭，否则永远无法治愈个体的创伤，恢复社会的秩序。悲观者说：“吃吃喝喝寻欢作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会进坟墓了。”如果用悲观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我的生命，那我就应该一蹶不振，永无出头之日。光明从不曾照亮我的眼睛，音乐也从不曾光顾我的耳朵，那我就应该不停地徒劳寻觅。我应该日夜乞求上苍，上苍却永远不会回应。我应该成为恐惧与绝望的俘虏，可怜巴巴地独坐一旁，品味痛彻心扉的孤独。可是，我认为让自己幸福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一种责任，所以我逃离了这种比剥夺身体官能更加可怕的痛苦。
那些深陷绝望、无力向善的悲观主义者，怎么能够再用这种观点去消磨别人的斗志和勇气呢？别人已经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前行了。乐观主义者绝不退缩，绝不动摇，因为他明白自己的意志动摇会使旁人前进的步伐退缩，因此他必须勇敢笃定，无所畏惧，并且时刻谨记不要说出丧气的话来。每颗心中的痛苦已经够多了。乐观者会利用环境的铁爪，将其牢牢抓在手中，用它们砸碎前进路上的障碍。他会努力拼搏，仿佛凭借一己之力便能建造出人间乐土。
我们已经发现，世界上的这么多哲学家——智慧的言说者—— 都是乐观主义者；那些行动派、那些取得丰功伟绩的人——智慧的实践者——也都是乐观主义者。豪博士找到了通往劳拉.布里奇曼灵魂的路，是因为他一开始就相信自己能做到。英国法学家曾说过，在法律眼中，盲聋之人就是白痴。看看乐观主义者是如何做的吧！他驳斥了这条看似严明正确的法律原理。在像泥土一样反应迟钝、漠然无感的身体之后，他看到了被束缚的人的灵魂，于是他沉静而坚定地着手解救那被缚的灵魂。他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他在愚钝中创造了智慧，他向法律证明，盲聋之人也是能承担责任的生命。
当神父霍维提出要教盲人阅读时，他遭遇的是来自悲观主义者的嘲笑——笑他愚蠢痴傻。假若他不相信人的灵魂比束缚它的无知更加强大，假若他不是乐观主义者，他就不会成功地让盲人利用手指获得新知。没有哪个悲观的人曾发现星辰和秘密，曾航行到未知的土地，曾为人类的精神开辟新的天堂。圣伯尔纳多教士是一位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二百五十个受真知启发的人就可以驱散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沉沉黑暗。他熠熠生辉的信仰就如同西欧历史上崭新的黎明曙光。圣鲍思高神父也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是流落在意大利城市中的穷人和孤苦无依之人的救星，他是领悟远方缥缈神谕的先知，并不遗余力地向同胞们宣讲。他们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甚至嘲讽他是个疯子，然而他依然极富耐心地推进他的工作，并且用辛勤的双手为街头流浪儿们搭建安身之所。他心怀火热的激情，预言他的工作将引导一场伟大的运动。在尚未获得资金和援助的时候，他就为大家描绘了壮丽的蓝图——在意大利全境建立学校和医院。在他有生之年，他终于亲眼看到圣萨尔瓦多社团的成功建立，而这正是他预言家式的乐观主义的具体体现。当塞金博士向众人宣扬弱智群体也能被教化的观点时，也同样遭遇了讥笑和嘲讽，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甚至洋洋得意地说他自己比白痴强不到哪儿去。但是这位高贵的乐观主义者坚持不懈，渐渐地，那些食古不化的悲观主义者最后发现，他们曾经嗤笑的博士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慈善家。乐观主义者就这样坚定地相信、顽强地努力，最终实现梦想。乐观主义者永远沐浴在阳光中。当有一天，不可言说的美妙确实如同阳光降临到他身上时，他便能准备好伸开双臂迎接。他的灵魂能够自我满足，一路快乐地前行，走向每一个人类知识更加丰富的时刻。
我们已经发现，伟大的哲学家和伟大的行动派都是乐观主义者。同样，最富感染力与震撼力的作家无论在作品中还是在生活中，也都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悲观主义作家即使才华横溢，也从未像乐观主义者那样赢得广大读者的普遍喜爱。许多乐观主义作家所受的喜爱和拥戴程度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天赋，他们之所以深得人心，恰恰是因为他们呈现的是生活中向上和阳光的一面。狄更斯、兰姆、歌德史密斯、欧文这些深受喜爱的、可亲可敬的幽默作家，都是乐观主义者。而悲观主义作家斯威夫特空有绝世才华，但他的读者数量实在无法与他卓然于众人之上的天赋相匹配。事实上，假如他进入我们生活的世纪，与萨克雷隔空相遇，估计也很难受到这位慷慨的乐观者的公正相待吧。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虽然后来获得了不怎么样的名声，但我们仍可确定一条规范，即任何想要被广泛阅读的作家首先必须是乐观主义的信仰者，他的思想哲学的底色必定是乐观的。他也许有时会像卡莱尔和罗斯金一样，怒气冲冲地提些反对意见，甚至哀哀悲鸣一番，但他从根本上相信生活终究会越来越好、世界也一定越来越好的终极命运。这是他一切作品的根基。
莎士比亚可谓乐观主义的典范。他的悲剧是对道德秩序的一种启迪。无论《李尔王》还是《哈姆莱特》，都表达着向善的追求和憧憬。在两部戏剧的结尾之处，都安排了匡扶正义、重塑秩序的角色，使国家和社会得以重新建构。在他后期的戏剧如《暴风雨》和《辛白林》中，则流溢着一种美好、宁静的乐观主义思想——令人无限欣喜的和解与团聚，还有内在的善和外在的善都取得胜利的必然走向。
如果勃朗宁的诗歌不是那么晦涩难懂的话，他一定会成为本世纪称雄文坛的重要诗人。当他感叹“啊，秋日的清晨，这古老的棕色大地上的笑容是多么美好，多么灿烂啊！”，这样的吟唱令我无比沉醉，感同身受。他的另一番话也让我回味良久：因为世上不完美的存在，完美才有了存在的证据；完整必生发于残缺；失败也是一种胜利，因为它充实了我们的生活。是的，不和是和谐的先声；疼痛有摧毁的威力，而健康正是在摧毁的基础上得以重建。也许正相对于我的看不见听不到，其他遭受苦难的人能够听见、能够看见，拥有更完美的感觉呢！从勃朗宁那里，我明白没有失而不得的善，这使我得以更加从容地直面生活，无论对错，都要竭尽全力，无所畏惧。对于他的劝诫，我的心回应以骄傲和自信：如果生活给予我的债务是苦难、黑暗和冰冷，那我就快乐地予以偿还。要以高贵的姿态承担肩头的重任，因为那是上帝的恩赐。
能将声音传遍世界的作家一定是乐观主义者，他的声音常常来自于他的生活。史蒂文森去世仅仅十年的时间，他的人生就被广为传颂。他已经位居英雄的行列，成为继约翰逊和兰姆之后最伟大的作家。我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一直执着于一项任务，但是却怎么也做不好。我感到万分沮丧，几乎要半途而废了。在我迷茫无措的时刻，我读了史蒂文森的一篇文章，顿时我感觉如沐春风，从失魂落魄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困难工作导致的沮丧情绪一扫而光。我重拾勇气，再次尝试，不知不觉便成功了。从那以后，我经历过很多次失败，但自从我接受了坚强的传教士史蒂文森关于“笑容的重要性”的教诲之后，我再未像从前那样丧失过信心。
读读叔本华和奥玛，你会渐渐感到，世界正如他们所描述得那样空洞虚无。但读读格林的英国史，世界便到处都是英雄。直到我读了格林的传记，我才明白为什么他的史书那么引人入胜，总是令我激动不已，深刻感受到浪漫主义的魅力。我明白了他如何用敏捷而丰富的想象力，将生硬枯燥的事件转化为鲜活灵动的梦想。他和太太曾一度因为贫穷而生不起火，于是他就坐在没有炉火的壁炉前，假装享受火光的温暖。他说：“要训练你的思想，把阴郁关在外面，只召唤光明前来。闭目冥想所得的智慧，要比哲学家在书中给予你的要多得多。”
每一位乐观主义者都与进步并肩而行，并且加快进步的速度，而每一位悲观主义者却只能让世界停滞不前。受悲观主义影响的国家，其结局与受悲观主义影响的个体并无二致。悲观主义会扼杀人们与贫穷、无知和犯罪斗争的本能，榨干世上所有的快乐之泉。在想象中，我离开这个能够让贫苦人民重振雄风的国度，去叩访印度，那里是被宿命论笼罩的阴森世界。那里有三亿人——其生活只能勉强算是人——淹没在无边的无知与痛苦中，而无知与痛苦又使他们坠入更深的困境。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他们哲学思想的牺牲品。他们的哲学告诉他们，人贱如草，草木枯萎，大地上便不再有绿色。于是他们坐在阴影中，任环境将他们紧紧攫住，而他们本应能够掌控环境。最后他们都不再是“人”了，丧失人格的他们像剧中的木偶一样，被人操控着跳舞行礼。不久，死神降临，匆匆把他们拖入坟墓；随后其他有着相同的“纸板激情和纸板欲望”的木偶取而代之。这出戏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
到印度去看看吧，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进步的信念，并且臣服于黑暗之神的话，那么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文明。在印度婆罗门教的影响下，人的天赋与抱负都受到压制。没有人以友善之心看待穷人，孤儿寡妇也无人保护。奄奄一息的病人无人照料，盲人不知如何去看，聋人不知如何去听，他们被遗弃在路边自生自灭。在印度，教育盲人和聋哑人被视作一种罪，而那些人的苦难被视为一种不可逃脱的惩罚，因为他们前世冒犯了神灵。如果我出生在人人信奉听天由命的国度，那我现在将依然困顿于黑暗之中，我的生命只能是一片荒漠，绝不会有纷繁的思想走进我内心的世界。
印度教徒崇尚忍耐，但不相信抵抗，因此他们总是被外人制服。印度重演着巴比伦王国的历史悲剧。某个远道而来的民族意志清醒，发展之路未遇磕绊，在这片土地取得了飞速的前进，但是他们却给这片大地带来了荒凉。他们居住于此，从这片土地的人民那里抱来土地赐予的吃食与水源。他们夺走了强大有力的人，夺走了战士、法官和先知，夺走了聪明人和年长的智者，却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这些人走过光芒四射、令人愉悦的地，却总是饱含忧郁、萎靡颓废；这些人的眼睛看不到美好，耳朵听不到音乐；这些人称善为恶，称恶为善，以光明为黑暗，以黑暗为光明。对于这些人来说，痛苦是他们的遗产，必将世代相传。
在烈日下劳作被晒得黝黑的西方的子民，以达科他平原产出的粮食供养着世界，而奥玛和婆罗门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会对印度人说：“抛掉你的哲学吧，它在几千年前就已了无生机。用崭新的眼睛看待现实、看待生命吧，把你们的婆罗门，还有你们那些扭曲的神灵统统扔掉吧，只用心寻求毗瑟挐的庇护吧！”
乐观是一种信念，引领人走向成功。假如心中没有希望，一切都无从谈起。当我们的祖先为美国联邦奠定根基的时候，激励他们成就伟业的不正是自由国家的愿景吗？在寒冷、荒凉的天空下，他们跨过白雪皑皑的原野——野蛮人在那里潜伏隐藏——心中闪耀着希望之光。他们的脸上写着坚定的信念，这信念能夷平高山、填平山谷、架起桥梁，把文明带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先驱者们不能按照他们所见的希伯来的理想模式来构建国家，但是他们却奠定了迄今适用的持久的社会运作模式。他们给北美荒凉的大地带来了思考的头脑和印刷的书籍，也带来了根深蒂固的自治愿望和王子与庶民同罪的英国普通法。这崇尚平等的法律成为我国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