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组织的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 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1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拚一下，否则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拚了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庭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庭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塞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的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 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以后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以立足。现在收下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清台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部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 ，大半年前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成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部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十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千、圆盘珠、谭思聪、谭兵、李郤非、宋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的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旬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议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好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1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生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和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然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天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在黄垇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1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第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3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的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支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外。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住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马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起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有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布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萍乡、茶陵、攸县有大敌，主力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古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忆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象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之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而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人称二万，枪号五千，如此之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的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意义，所在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三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