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问题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边界红军的来源：1、潮汕叶贺旧部，2、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3、平浏的农民，4、湘南的农民的水口山的工人，5、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6、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来此，亟盼实行。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到了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那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那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一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针，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1动队，暴1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1动队始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外，仅遂川保存有把握枪支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支还是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1枪七十五支，加上特务连，机关1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营部，每团有步1枪一千零七十五支，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亦在武装他的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办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才，请中央和现两省委送几个来。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垇，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龙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垇、五斗江、车垇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但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小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庭主义，恐吓贫农，延长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至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但是无论那一县，封建的家庭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庭主义不能战胜。
白色恐怖下是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甩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为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 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
向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现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是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党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党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用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穷阶级起来之且，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