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拉的儿子出生两星期后，就被送到祖父母家中。因为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能容忍让自己血统的嗣苗随流飘泊，乌苏拉又敌不过丈夫的执拗，只得勉强收留了他，但提出以隐瞒孩子的身份作为条件。孩子虽然取名霍塞·阿卡迪奥，为了避免混淆，大家只称他阿卡迪奥。那时节村务家活都很忙，照料孩子们的事被搁到次要地位。他们被托付给维茜塔肖恩，一个瓜希腊[1]的印第安女人。她是为躲避多年来一直折磨着她的部落的失眠症，才和她弟弟一起到村里来的。姐弟俩又听话又勤快，乌苏拉收容了他们，让他们帮助做些家务。就这样，阿卡迪奥和阿玛兰塔在学讲西班牙语之前，先学会了瓜希腊语，还学会了喝蜥蜴汤、吃蜘蛛卵。乌苏拉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她正为大有希望的糖制小兽生意忙得不可开交。马贡多已经完全变了样。跟乌苏拉一起来的那些人，到处宣传他们原籍如何好，如何比沼泽地优越，因此，这个昔日宁静的村落不久就变成了繁华的集镇，有商店和手工工场，还建起了一条永久性的商道。第一批穿尖头靴、戴耳环的阿拉伯商人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来到这里的，他们用玻璃珠项链跟人们交换金刚鹦鹉。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简直一刻也不能休息，他被一种比想象的世界更令人神往的、近在咫尺的前景迷住，对炼金试验室完全失去了兴趣。他把摆弄了数月之久、已经稀澥了的物质撂下，又变成了当年规划街道、设计住宅，使人人机会均等的那个雄心勃勃的汉子。他在新来的居民中威信大振，以致无论打一座地基还是竖一道篱笆，无不先跟他商量，而且大家决定由他来分配土地。不久，走江湖的吉卜赛人又来了。这次他们把流动集市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赌场。人们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以为霍塞·阿卡迪奥会跟他们一起归来。可是，他没有回来。乌苏拉一直认为人蛇是儿子出走的唯一原因，但吉卜赛人也没有带人蛇来。于是，大伙儿不准吉卜赛人在镇子里安营，并且从此不许他们到镇里来，因为在大家看来，他们是淫佚和堕落的传布者。不过，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明确表示，镇子的大门将永远为墨尔基阿德斯的部落敞开，因为他们渊源千古的智慧和神奇超凡的发明为镇子的兴旺作出过贡献。可是，据游历四方的人们说，墨尔基阿德斯的部落由于越出了人类智慧的界限，在地球上消灭了。
[1]瓜希腊：哥伦比亚省名，首府是里奥阿查。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至少暂时摆脱了幻想的折磨。他在短时期内建立了新秩序，安排好了工作，只允许一项自由：释放小鸟。它们从建村起一直用啁啾之声为岁月增添欢乐，现在代替它们的是每家每户的音乐钟。那些制作精美的木钟是阿拉伯人带来调换金刚鹦鹉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把钟校正得很准，每隔半小时镇子里就响起同一支乐曲的连续的欢乐的谐音。时钟同时达到精确的正午点，然后奏起一支完整的华尔兹舞曲。在那些年里，也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决定在镇子的街上栽种扁桃树以取代槐树的。他还发现了使树木永世不枯的方法，但一直秘而不宣。许多年以后，马贡多已是布满锌皮盖顶的木屋的寨子，在它最古老的街道上还长着断枝裂桠、积满尘土的扁桃树，不过已经没有人知道是谁栽种的了。正当奥雷良诺的父亲一心致力于整顿镇子，他母亲一天两次把成串的糖鸡儿、糖鱼儿拿出去卖，靠这笔好生意来振兴家业的时候，他自己却整天扑在被遗弃的炼金试验室里，无师自通地研习着银匠技术。他个子长得很快，哥哥留下的衣服不多久就穿不上了。他开始穿父亲的衣服，但先要让维茜塔肖恩把衬衣打个褶，把裤子修剪一下，因为他不象父兄那样魁梧。青春期使他失去了柔和的童声，使他变得沉默寡言，完全离群独处，然而却恢复了他出生时那敏锐的目光。他潜心于银匠试验，几乎连吃饭也不离开试验室。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见他这般沉湎心中发愁，以为他也许需要一个女人了，于是给了他家里的钥匙和一点钱。但是，奥雷良诺却把钱全部用来买配制王水的盐酸，还把钥匙全镀上了金。他这样的行为反常几乎不能跟阿卡迪奥和阿玛兰塔相比。他们已经开始换牙，但还整天拉着印第安女人的披巾走路，而且固执地不愿讲西班牙语而讲瓜希腊语。“你有什么可抱怨的！”乌苏拉对丈夫说，“父母干的蠢事总要传给子女的。”当她自己哀叹这厄运，深信孩子们的反常和长猪尾巴同样可怕的时候，奥雷良诺却看了她一眼，使她如堕五里雾中。
“有人要来了。”他说。
乌苏拉同往常一样，每当他预言什么时，她总要用家庭主妇的推理使他泄气。有人来是正常的，每天有几十个外乡人路过马贡多，这既没有使人惊慌，也不用预言密告。但是，奥雷良诺却不管推理不推理，他对自己的预言深信不疑。
“我不知道谁会来，”他坚持说，“但不管是谁，来人已经在路上了。”
果然，星期天雷蓓卡来了。她年仅十一岁，跟着几个皮货商风尘仆仆从马努雷[2]来到这里。那些商人受人之托，把她连同一封信送交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家中。他们说不清楚是谁请他们帮忙的。雷蓓卡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小衣箱，一把绘有彩色小花的木摇椅和一个克洛克洛作响的帆布口袋，里面装着她父母的遗骨。那封带交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收的信语气非常亲切。信中表示，不管离别多久、相距多远，写信人一直深深地爱着他。出于起码的人道精神，他发善心把这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孤儿送来了。那孤儿是乌苏拉的一个远房表妹，因而也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亲戚，虽然关系更远一些。她是难忘的朋友尼加诺尔·乌育阿和他尊敬的妻子雷蓓卡·蒙铁尔的女儿，这两人现在天国上帝身边，他们的遗骨一并带上，望按基督教葬礼给予安葬。信上提及的人名和信后的落款都写得清清楚楚。可是，无论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还是乌苏拉，都想不起有这样称呼的亲戚，也不认识任何与收信人同名的人，更不用说在遥远的马努雷了。从女孩的口中得不到任何补充情况。她一到这里就坐在摇椅上吮指头。人们向她提问，她毫无听懂的表示。她穿着一身已经穿旧了的黑色斜纹布衣服，脚蹬一双漆面剥落的漆皮靴。头发梳到耳后，头上系了黑绶带打的蝴蝶结，肩上披一条花纹被汗迹弄模糊了的披巾，右手腕上戴着一颗包着铜托的食肉兽牙齿，那是预防眼疾的护符。她皮肤发青，腹部圆胀如鼓，看起来健康状况不佳，而且经受过比她的年龄更为久远的饥饿。然而，当人家端饭给她吃时，她却把饭盆搁在腿上，一碰也不碰。大家几乎把她当成聋哑人了。直到那些印第安人用他们的语言问她想不想喝水时，她才转动眼珠，仿佛刚刚认出他们似的，点点头表示要喝。
[2]马努雷：哥伦比亚沿海小城。
就这样，家里人不得不把她留下了。大家决定叫她雷蓓卡，因为照那封来信说，她母亲就叫这名字。奥雷良诺曾耐心地给她念了全部圣徒名册，可是她听了任何名字都毫无反应。那时的马贡多还没有死过一个人，所以没有公墓。人们把那个骨殖袋存放着，等待选中一个象样的地方时再安葬。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到处作祟，常常在人们最想不到的地方出现，象生蛋母鸡似的克洛克洛乱响。雷蓓卡过了好久才投入家庭生活。她躲在家中最僻静的角落里，坐在摇椅上吮指头。没有东西能引起她的注意，只有那挂钟的音乐使她惊恐不已，她每隔半小时就用畏惧的目光搜索一番，仿佛在空中某个地方能找到那音乐似的。一连几天人们无法让她吃饭，谁也搞不懂她怎么没有饿死。最后还是印第安人了解了事实真相。因为他们经常蹑手蹑脚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他们发现雷蓓卡只吃院子里的湿土和用手指从墙上挖下来的石灰块。这一恶习显然曾遭到过她父母或者其他扶养人的责骂，因此她明知不对却偷偷摸摸地干，她把弄到的东西分成几份，趁没有人看见时吃。从此以后，大家对她严加看管，还把牛胆汁洒在院子里，在墙上涂辣椒水，以为用这些办法可以挫败她的恶习。但她还是狡猾而巧妙地寻觅着湿土，以致乌苏拉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办法。她在土锅里放了桔子汁，加进大黄，放在露天过夜，第二天让雷蓓卡空腹喝下。没有人告诉乌苏拉说这是医治食土恶习的特效药，可是她相信，苦汁在空腹中一定会使肝脏产生反应。雷蓓卡虽有佝偻病，但却异常倔强难驯，给她灌汤药还得象对付小牛犊一样卡住脖子。她捶胸顿足，又是咬人又是吐唾沫，嘴里还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人们简直无法对付她。据惊愕的印第安人说，这些话是他们语言中最下流的脏话。乌苏拉知道后，就把治疗同皮带抽打结合起来。人们始终没有弄清楚，究竟是大黄还是鞭打起了作用，没过几星期雷蓓卡开始露出恢复健康的样子。她跟阿卡迪奥、阿玛兰塔一起游戏，他们则把她当作大姐姐。她吃饭胃口很好，叉匙都用得很熟练。不久，大家又发现她西班牙语说得和印第安语一样流利，她对手工活儿十分能干，还会跟着挂钟奏出的华尔兹舞曲唱她自编的滑稽可笑的歌词。大家很快就把她看成家中的新成员。她对乌苏拉十分亲热，远胜亲生子女。她称呼阿玛兰塔和阿卡迪奥为妹妹弟弟，称奥雷良诺叔叔，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爷爷。因此到头来她也名正言顺地用起雷蓓卡·布恩地亚的名字来了。这是她使用的唯一名字，直到寿终。
雷蓓卡的食土恶习治愈后，被带到孩子们的屋里就寝。一天晚上，和他们同睡的印第安女人偶然醒来，听到房间角落里有一种持续的怪声音。她以为是什么动物钻进了房间，吃惊地欠身探视，只见雷蓓卡坐在摇椅上吮指头，两只眼珠象黑夜中的猫儿似的闪闪发光。维茜塔肖恩惊恐万状，为她遇到的厄运哀痛欲绝，因为她从这双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可怕的病症，正是这种病症使她和弟弟抛弃了公主和王子的生活，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历史悠久的王国。这就是时疫性的失眠症。
卡都雷在黎明前就离开了家。他姐姐留下了，因为人命天定的思想告诉她，即使逃到天涯海角，这致命的疾病也会盯住她不放的。谁也不理会维茜塔肖恩的惊慌。“如果我们从此不再睡觉，那岂不更好，”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高兴地说，“那样活着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然而，印第安女人给他们解释说，失眠症最可怕的地方还不在于使人毫无倦意不能入眠，病症无情，发展到后来会出现最危急的症状，会失去记忆。就是说，一旦患者习惯于昼夜不眠，就开始从记忆中抹去童年的印象，然后会忘掉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会认不出人，甚至失去自我意识，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白痴。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听后笑死了，他认为那是印第安人的迷信杜撰出来的病痛之一。但是乌苏拉却谨慎地把雷蓓卡和其他孩子隔离开，以防万一。
又过了几个星期，维茜塔肖恩的恐惧也好象消失了。有天夜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床上辗转不眠。乌苏拉也醒了，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又想起普罗登肖·阿基拉尔来了。”夫妻俩一分钟也没睡着，但是第二天精神仍然很好，甚至忘记了那不愉快的夜晚。午餐的时候，奥雷良诺吃惊地告诉大家说，他昨夜通宵在试验室里给一枚别针镀金，准备在乌苏拉生日那天当作礼物送给她。到了第三天，睡觉的时候大家都毫无倦意，这才发觉已经有五十多小时没有睡觉了，可是大家并不惊慌。
“孩子们也都睡不着，”印第安女人还是相信天命，她说，“只要病灾一进这个家，谁也逃脱不了。”
确实所有的人都染上了失眠症。乌苏拉从她母亲那里学会了植物的药用价值，她用乌头煎汤让大家喝，但没有能使大家睡着，却使他们整天睁着眼睛做梦。在这种幻觉状态中，人们不仅能看到自己梦中的形象，还能互相看到别人梦中的形象，就仿佛家里到处是客人似的。雷蓓卡坐在厨房角落里的摇椅上，她梦见一个跟她长得很象的男人，那人身穿白麻布衣衫，衬衣领口上缀着一颗金钮扣，手里捧着一束玫瑰花。边上有一个女人陪着，她用纤细的双手摘下一朵玫瑰插在女孩的头发上。乌苏拉知道那一男一女是雷蓓卡的父母。但尽管她极力辨认，最后还是不得不承认她从未见过他们。那时候，由于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一个永远不能原谅的疏忽，他们家生产的糖制小兽继续在镇子里出售。小孩和大人们津津有味地吮着那传布失眠症的香甜的绿鸡、美味的粉红鱼和酥软的黄马，于是，星期一清晨全镇人都失眠了。起初谁也没有为此惊慌不安，相反觉得不睡觉挺快·活，因为那时马贡多有许多活要干，时间不够用。他们拼命干活，不久活儿就全部干完了，凌晨三点钟大家就无事可做，坐在那里数挂钟奏出的华尔兹舞曲有几个音符。有的人想睡觉，但不是因为困倦，而是出于对睡眠的怀念，他们为此想尽了一切办法。人们聚集在一起无休止地闲聊，一连几个小时重复着同一个笑话，他们把阉鸡的故事越讲越复杂，简直到了使人恼火的程度。那是一种没完没了的问答游戏，讲故事人问大家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大家说要的，他就说没有让他们说要的，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大家说不要，他就说没有让他们说不要，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要是大家不作声，他就说没有让他们不作声，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谁也不能走开，因为讲故事人会说，没有让他们走开，而是问他们要不要他讲阉鸡的故事。就这样周而复始，整夜整夜地重复着那个恶性循环。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知道这场疫病已经传遍全镇，便召集各户户主，给他们讲解了他所知道的失眠症的情况。大家决定采取措施制止这一灾难传布到沼泽地其他居民区。他们把阿拉伯人带来换金刚鹦鹉的山羊脖颈上的铃铛解下来放在镇口，供那些不听从放哨人的劝告和请求，硬要走访镇子的人使用。凡是在那时经过马贡多街道的外乡人，都必须摇铃告警，以便使患病者知道他们是健康人。不允许他们在这里吃喝任何东西，因为毫无疑问疫病是从口中传入的，而一切食物和饮料都染上了失眠症。这么一来，病害就被圈在一镇范围之内。隔离十分有效，因此到了后来人们对这种紧急状态也习以为常了，他们照常安排生活，劳动也恢复了原来的节奏，谁也不再为那无用的睡眠习惯发愁了。
还是奥雷良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几个月中制止了记忆的流失。办法是他偶然发现的，因为他是最早患病的几个人之一，对失眠有了经验，他利用时间学得一手高超的银匠技艺。有一天，他寻找一个铁砧，那是他打制金属箔片用的，可是想不起它的名称。他父亲告诉他：“叫砧子。”奥雷良诺把这名称写在一张纸片上，用胶水粘在铁砧的下面：砧子。这样他就可以放心，不致于将来忘记了。他没想到这就是遗忘症的最初症状，因为这东西的名称太难记。可是没过几天，他发现试验室里几乎所有的东西他都叫不出名称了。于是，他就给它们一一标上名称，以便今后一读就能识别。当他父亲惊讶地告诉他，自己幼年时印象最深的事情现在也想不起来了时，奥雷良诺便把这个办法告诉了他。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首先在家中实行了，不久又推广到全镇。他用蘸了墨水的刷子给每一样东西写上名称：桌子、椅子、钟、门、墙、床、锅。他来到畜栏里，给牲畜、家禽和植物都标上了名字：牛、山羊、猪、鸡、丝兰、海芋、几内亚豆。他们通过逐步研究遗忘症的无穷可能性，明白了总有一天他们虽然看了字能认出东西，但记不得它的用途。因此要写得更加清楚。那块挂在牛脖子上的字牌，就是马贡多居民决心同遗忘作斗争的范例：这是牛，每天早晨应挤奶以生产牛奶，牛奶应在煮沸后加入咖啡，配制牛奶咖啡。他们就这样在一种难以把握的现实中生活着，这现实暂时被文字挽留着，可是一旦人们忘记了文字的意义，它就会逃走，谁也奈何它不得。
在通往沼泽地的路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马贡多，镇中心的街道上挂着一块更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上帝存在。每户居民家里都写了字，便于人们记住东西的名称和喜怒哀乐的感情。这套办法要求人们花费很多精神，还要有毅力，因此，许多人便拜倒在制造虚幻现实的巫术脚下，此法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虽不怎么实用，但却更令人鼓舞。庇拉·特内拉为这骗人方法的传播推波助澜，她想出用纸牌象她过去给人卜算未来的流年那样卜算往事。这一办法使失眠者开始进入一个听由纸牌安排的不可捉摸的世界。在那里，记忆中的父亲就是四月份来到的肤色黝黑的男人，回忆中的母亲就是左手戴一只金指环的肤色黑里带黄的女人。一个人的生日变成了云雀在月桂树上唱歌的最近的一个星期二。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这种寻求安慰的办法感到失望，他决定制造一架记忆机器。他早就有过制造这种机器的想法，那是为了记住吉卜赛人那些神奇的创造发明。这种装置的原理，就是每天上午从头至尾地复习一遍一生中学到的所有知识。他把它设想成一本旋转的辞典，一个人坐在它的轴上通过一个把手操纵。这样，生活中最必需的概念在几个小时中就能在眼前经过。当他做了将近一万四千张卡片的时候，从通往沼泽地的路上，随着睡眠人忧郁的铃声走来一个衣着邋遢的老头，他带来一只用绳子捆着的鼓鼓囊囊的行李箱，还有一辆用黑破布遮着的小车。他径直来到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家里。
维茜塔肖恩为他开了门，但不认识他，还以为他是因为不知道在这个不可救药地陷入遗忘的泥淖的镇子里什么东西也卖不掉，所以到这里来兜售什么东西的。来人老态龙钟，尽管他说话声音嘶哑飘忽，双手颤抖仿佛吃不准东西的位置，但显然是从能睡眠、有记忆的人们居住的世界上来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在客厅里遇到了他，他正用一顶黑色的打过补钉的帽子给自己扇风，一面不无同情地看着贴在墙上的字条。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担心来者是过去认识的、现在记不起了的熟人，所以格外殷勤地招呼来人。但是，客人觉察到他的虚情假意，知道自己被人遗忘了，这遗忘不是那种可以弥合的感情上的疏远，而是另一种他很熟悉的、更加无情的、无法挽救的遗忘——死的遗忘。于是，他一切都明白了。他打开装满叫不出名称的东西的行李箱，从中取出一只装有许多瓶子的小提箱，倒了一点色泽柔和的药水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喝。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喝后记忆豁然开朗。他看到自己站在大厅中央，周围的东西都荒唐地标上了名称，墙上正正经经地写着的傻话使他惭愧，他眼眶中涌出了泪水。这时，他认出了来人，脸上立刻泛起了欣喜的光采。原来，那人就是墨尔基阿德斯。
正当马贡多欢庆重获记忆的时候，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和墨尔基阿德斯拂去了蒙在往日友情上的尘埃。吉卜赛人决定在镇子里定居。他确实遇到过死神，但因不堪忍受孤寂又重返人间。他遭到部落的唾弃，还因为他忠于生活，被剥夺了一切超人的神力，以资惩罚。于是，他决定到这个尚未被死神发现的角落来藏身，还在这里建了一个铜版摄影实验室。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从未听说过这项发明。当他看到自己和全家人在一块闪光的金属板上留下了永不衰老的形象时，惊奇得目瞪口呆。当时照的一张铜版照上，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的灰白头发根根直立，衬衣的硬领上扣着一颗铜钮扣，表情严肃得令人吃惊，因此乌苏拉乐不可支地说他象个“受惊的将军”。事实也确实如此，十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给他照相时，他的确惊骇万分，他以为随着人的形象被摄到金属板上，身体就会逐渐亏损。奇怪的是，这一次是乌苏拉反过来说服了他，使他消除了头脑中的顾虑，也是乌苏拉不念宿怨，决定让墨尔基阿德斯留在他们家里，虽然她自己始终不许别人给她拍照，因为（用她自己的话说）不愿留个相给后辈们取笑。那天早晨，她给孩子们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给他们脸上都搽了粉，还给每人一匙骨髓糖浆，以便让他们在墨尔基阿德斯那架庞大的照相机前一动不动地站上两分钟。在这幅唯一的合家欢中，奥雷良诺身穿黑丝绒衣服站在阿玛兰塔和雷蓓卡中间，他照旧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眼神却象几年后面对行刑队时一般敏锐。但那时他还没有预感到自己的结局。他已是一个熟练的银匠，精湛的技艺使他蜚声整个沼泽地。他的工作间和墨尔基阿德斯杂乱无章的试验室合在一起，但别人连他的呼吸声音也听不到。试验室里酸液到处流淌，不时因手脚磕碰打翻溴化银溶液。瓶子、小桶乒乓作响，跟他父亲和墨尔基阿德斯解释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的吵嚷声乱成一气，但是，奥雷良诺却似乎隐居在另一个世界中。他专心工作，妥善经营，竟在不长的时间里比乌苏拉的美味糖制小兽生意挣的钱还多，然而，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他已是一个成年男子，居然不识女·色。事实上他从未接触过女人。
几个月以后，好汉弗朗西斯科回来了，他是一位年近两百岁的游吟歌手，时常来马贡多为人们弹唱自编的歌曲。歌中详细叙述从马努雷到沼泽地每个角落里发生的新鲜事。因此，如果有谁想捎带口信，或要宣扬某事，只需付两个生太伏便能列入歌单。乌苏拉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她去听他唱歌，本想听听儿子霍塞·阿卡迪奥的消息，不料却听到了她母亲病故的噩耗。大家称这位歌手为好汉弗朗西斯科，因为他曾和魔鬼对歌，击败了对手。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他在失眠症蔓延时离开马贡多，一天晚上又突然出现在卡塔里诺开的酒店里。全镇人都去听他唱歌，想了解世上发生的事情。这一回和他一起来的有一位胖老太，有四个人为她抬摇椅，还有一位肤色黝黑的少女，样子孤苦伶仃，打着一把伞挡阳光。那天晚上，奥雷良诺到卡塔里诺的酒店去，看见好汉弗朗西斯科坐在一群好奇者中间，活象一尊石雕的变色龙。老人正用不和谐的嗓音唱着新闻，还用沃尔特·雷利先生在圭亚那送给他的那架老掉牙的手风琴伴奏，用被硝盐渍裂的大脚板打着拍子。几个男人从店堂后面的门里进进出出，门的对面，胖老太坐在摇椅中一声不吭地打着扇。卡塔里诺耳朵上夹了一朵毡绒制的玫瑰花，大碗大碗地向人们卖着甘蔗酒，还瞅机会走到男人们跟前，把手伸到他们身上乱摸。将近午夜，天气闷热难忍，奥雷良诺听完了所有新闻，觉得没有一条跟他家里有关的。他正准备回家，这时，胖老太朝他作了个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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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进去吧，”她说，“只要花二十个生太伏。”
奥雷良诺朝搁在她腿上的钱箱里投了一枚钱，便稀里糊涂地走进了里室。那天晚上，在奥雷良诺之前，已经有六十三个男人到过这里。房里的空气经过那么多人使用，夹杂着汗臭和呼出的浊气，散发出一种腐臭味。姑娘揭下湿透了的床单，让奥雷良诺攥着一头。床单象麻布一样沉。他们俩一人攥一头绞着，直绞得床单恢复了原来的份量。他们又把席子掀起来，席面上的汗水都从另一头往下挂。奥雷良诺希望这活儿没完没了地干下去。他在理论上了解爱情的奥妙，但只觉得膝头发软，站立不住，尽管他身上起鸡皮疙瘩、火烧火燎的，但却忍受不了那种翻肠倒肚的急迫感。姑娘整理好床，叫他脱衣服，他慌忙解释：“是人家叫我进来的。他们让我在钱箱里扔二十个生太伏，还叫我不要呆久了。”姑娘知道他没有搞清楚，便柔声对他说：“你出去时再扔二十个生太伏，就可以再多呆一会儿。”奥雷良诺脱去衣服，他感到害臊，心里老是想到自己的裸·体样子不如他哥哥强壮。姑娘作了一切努力，他却越来越麻木不仁，甚至感到孤单得令人害怕。他不胜忧伤地说：“我再去付二十个生太伏吧！”姑娘默默地向他表示感谢。她背脊上都磨破了，瘦得皮包骨头，长期的积劳使她不住地喘气。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她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因为睡前没熄灯烛，醒来发现自己被围困在大火之中。她和祖母居住的屋子被付之一炬。从此，祖母带着她串村寨走四方，让她以二十生太伏一次的代价卖身筹款，以赔偿被焚毁的房屋。按姑娘的计算，她每晚接客七十人还须干十年，因为她还得付旅费、祖孙俩的伙食费以及抬摇椅的印第安人的工资。胖老太第二次敲门了，奥雷良诺什么也没干成就惘然地走出房间，心里直想哭。那一晚他不能入睡，想念那位姑娘，对她既渴望又同情。他强烈地感到要爱她、保护她。第二天黎明，失眠和发烧使他瘫软，他冷静地打定主意，要把姑娘从她祖母的霸道之下解救出来，然后跟她结婚，每天晚上享受她给予七十个男人的柔情。但是，上午十点钟，当他来到卡塔里诺酒店时，姑娘却已经离开了镇子。
时光的流逝消除了他心中轻率的念头，但那种失望的感觉却更加强烈了。他埋头工作，甘愿打一辈子光棍，免得为自己的无能而羞愧。这时候，墨尔基阿德斯已经把马贡多一切可以拍摄的东西全部摄在铜版上。他丢开了铜版摄影实验室，听凭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去瞎摆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想用铜版摄影为上帝的存在找到科学依据。他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办法，把在家里各个角落拍摄的照片，叠印在一起。他相信，只要上帝存在，迟早会被摄下来的，如果摄不下来，那就应该永远地排除掉上帝存在的假设。墨尔基阿德斯对诺斯特拉达姆斯预言的解释又深入了一步。他每天干得很晚，穿着那件闷热的褪了色的丝绒背心，用雀爪似的小手在纸上胡乱地写着。手上的戒指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有一天晚上，他以为找到了一则有关马贡多的未来的预言。说马贡多将成为一座光明的城市，有许多高大的玻璃房子，而布恩地亚家族的血统将在那里销声匿迹。“这搞错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吼了起来，“不是什么玻璃房子，是冰屋子，我梦见过。布恩地亚家总会有一个人活着，要世世代代传下去。”在这个人人都想入非非的家庭里，乌苏拉极力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扩大了糖兽买卖，砌起了面包炉，通宵烤好整篮整篮的面包，以及花式繁多的布丁、蛋白酥、小蛋糕，拿到通往沼泽地的小路上，用不了几个小时就销售一空。她已经到了有权休息的年纪，但却越来越闲不住。她整天忙于做她兴隆的买卖。一天下午，趁印第安女人帮她往面团里加糖的当儿，她朝院子里看看散散心，瞥见两个陌生的漂亮姑娘，她们在黄昏的光线下坐在绣架旁绣花。那是雷蓓卡和阿玛兰塔。她们为外祖母严格地守了三年孝，现在刚脱下孝服，鲜艳的服装似乎使她俩在这世界上有了新的地位。雷蓓卡出乎人们的意料，变得十分姣美，白皙的皮肤配上一双沉静的大眼睛，一双巧手仿佛在用无形的线绣花。阿玛兰塔年龄比她小一点，她有点缺乏风韵，但生性高傲，这是她去世的外祖母传下来的。在她俩身边的阿卡迪奥，虽然已表现出他父亲那股子猛劲，但总象个孩子。他跟奥雷良诺在学习银匠手艺，还跟他学习读书和写字。乌苏拉突然发现家中人满为患，子女们即将婚嫁，生儿育女，房屋拥挤需要分散。于是她拿出长年辛劳挣得的积蓄，又跟顾主们商妥预收货款，接着便着手扩建住宅。她计划造一间正式的会客厅；一间更舒适通风的起居大厅；一间能安放一张十二个座位的大桌子的饭厅，以容纳全家老少和来往宾客；十间窗户朝向院子的卧室，沿着玫瑰花园还要造一条能挡住中午日晒的长廊，外装一道栏杆，上面放一盆盆欧洲蕨和海棠花。还计划扩大厨房，砌上两只炉子。还准备拆掉庇拉·特内拉曾在里面给霍塞·阿卡迪奥算命的那间谷仓，重造一间比原来大两倍的，以便家里从此不愁缺粮。在院子里的大栗树树荫下，计划造一间女浴室和一间男浴室。院子尽头还要造一间大马厩，一个铁丝网鸡窝，一座奶牛棚和一个四面开门的鸟亭，让迷路的小鸟随意在这里栖息。乌苏拉仿佛染上了他丈夫那种神魂颠倒的热情，整天带领着几十个泥水匠和木匠，安排着房间的光线和冷热，丝毫不受空间的限制。建村时造的旧屋里堆满了工具和材料。汗流浃背的工人们，不时地请求人们不要妨碍他们的工作，殊不知他们自己在互相妨碍，因为那骨殖袋沉闷的克洛克洛声到处跟着他们，使他们心烦意乱。在这块局促的地盘中，飘着生石灰和焦油气，谁也不清楚这座镇上规模空前的大宅，这座在整个沼泽地区也从未有过的最好客、最凉快的住房是怎么建造的。最没有想到的人是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他在这场动乱之中躬候着上帝的光临。新宅行将竣工时，乌苏拉才把他从空想世界中拉了出来。她告诉他，有人下令房屋正墙必须涂蓝色，不准涂他们喜欢的白色，并给他看一份写有官方指令的文书。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没听懂妻子说的话，他仔细看看文书上的签字。
“这家伙是谁？”他问。
“是镇长，”乌苏拉忧虑地说，“听说是政府派来的地方长官。”
镇长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悄悄来到了马贡多。他在雅各旅馆下榻（这旅馆是首批到这里用精致的小玩意换金刚鹦鹉的阿拉伯人中的一个开的）。翌日，他在离布恩地亚家两个街区的地方租了一间沿街小屋。屋内放了从雅各处买来的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上挂起了他带来的国徽，门上写了一块牌子：镇长。他的第一道命令便是要所有居民把房子涂成蓝色，以庆祝国家独立纪念日。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手拿指令副本去找他，只见他在那间简陋的小屋里的一张吊床上睡午觉。“这是您写的吗？”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问他。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是个腼腆的、爱红脸的中年人，他答道：“是的。”“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做？”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追问。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急忙从桌子抽屉里找出一张文书给他看，一边说：“我被任命为本镇的镇长。”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对委任状看都没看一眼。
“在这个镇子里，我们可不是用纸来下命令的，”他保持着冷静说，“另外，您要知道，我们不需要什么镇长，因为这儿没有什么要纠正的。[3] ”
[3]西班牙语中，地方官（corregidor）与纠正（corregir）两词的词根偶同。
面对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漠然表情，他尽量不提高嗓门地详细叙述了他们如何建村，如何分配土地，如何开辟道路并根据需要引进进步的东西。他们既没有麻烦过任何政府，也从没有人来找过他们麻烦。“我们都和平相处，甚至连自然死亡都还未发生过，”他说，“您看我们这儿连公墓还没有呢！”他并不为政府没有支援过他们而感到痛心，相反却为能让他们平安发展而高兴，希望一直这样下去，因为他们建立这个镇子，不是为了让第一个到这儿来的外乡人对他们发号施令的。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穿上一件和长裤一样白的上装，每时每刻注意着举止的庄重。
“所以说，您要是愿意留在这里做个普通公民，我们非常欢迎，”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总结说，“可要是您来制造混乱，硬要大家把房子涂成蓝色，那么请您收拾一下您的东西，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因为我的家一定要刷得象鸽子一样白。”
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脸色煞白，他倒退了一步，咬咬牙不无痛苦地说：
“我要警告您，我身上带了武器。”
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自己也不明白，什么时候他手上又恢复了年轻时摔倒一匹马的气力。他一把抓住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胳肢窝，把他举到齐眉高。
“我这么干，”他说，“是因为我宁愿举个活人，免得一辈子忘不了一个死人。”
他就这样叉着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的胳肢窝，在街道中间走着，一直走到通往沼泽地的路口才放他双脚着地。一星期以后他又回来了，带来七个光着脚板、衣衫褴褛、身背鸟枪的士兵。同来的一辆牛车上坐着他妻子和七个女儿。随后，又来了两辆牛车，装来了家具、箱子和日常用具。他把家人安顿在雅各旅馆，一面设法弄到一间房子，在士兵们的护卫下，他的办公室重新开张。马贡多的创业者们下决心要驱逐这批入侵者，他们带着成年的儿子来找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听从他的调遣。但是他却提出反对，他解释说，因为这次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是带着妻子和女儿回来的，让一个人在他家眷面前出丑，这不是男子汉的作为。所以他决定以礼相待维持现状。
奥雷良诺陪他一起去。那时奥雷良诺留起了翘角黑胡髭，声音开始变得洪亮了，后来在战争中这成了他的特征。父子俩不带武器，毫不理会门外的卫队，便闯进了镇长办公室。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非常镇定，他向他们介绍了偶然来到他办公室的两个女儿：安帕萝，十六岁，黑皮肤象她母亲。雷梅苔丝，只有九岁，是个皮肤白如百合、眼珠碧绿的俊俏姑娘。她们仪态优雅，很有教养。父子俩刚进门还未作介绍，她们就端来了椅子，请他们就坐。但是两个人都站着不坐。
“很好，朋友，”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说，“您就留在这儿吧，但这不是因为您在门口放了几个带铳枪的恶棍，而是为了照顾您妻子和女儿。”
堂阿波利纳尔·莫科特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不容他分说。“只是有两个条件，”他接着说，“首先，每个人要按自己喜欢的颜色粉墙；第二，士兵应立即离开马贡多。社会治安由我们担保。”镇长举起伸直五指的右手说：
“君子一言为定？”
“不，这是冤家之言，”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因为我想跟您说清楚，您和我之间仍然是冤家对头关系。”
当天下午士兵们就撤走了。没过几天，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给镇长家找了一间房子。大家相安无事，唯有奥雷良诺心中不平静，因为镇长的小女儿，那个按年龄讲也可以做他女儿的雷梅苔丝的形象，正牵动着他身上的某一部分，叫他难受。这是一种肉体上的感觉，就象一块小石子落进了鞋肚里，使他移步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