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世 与 出 身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伟大的诗人里的一个，由于他对祖国与对人民的热爱，写出许多反映与批判现实的、不朽的诗篇。在过去，无论在多么黑暗的统治下，这些诗都不曾停止放射它们的光芒；如今，人民获得了政权，祖国的前途呈现出无限光辉的美景，更没有任何事物遮蔽它们的光芒的放射了。杜甫出生在一个属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家庭里。他怎样从炫耀自己的家族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的局限，体验到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的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中间他经过了不少艰苦的过程和矛盾。这部传记要试验着述说他在他的生活里经历的那些过程和矛盾。在写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
杜甫是晋代名将杜预（222-284）的第十三代孙。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杜预的少子杜耽为晋凉州（甘肃武威）刺史，杜耽孙杜逊在东晋初年南迁到了襄阳，任魏兴（陕西安康西北）太守，他是襄阳杜氏的始祖。逊子乾光的玄孙杜叔毗为北周硖州（湖北宜昌西北）刺史。叔毗子鱼石在隋时为获嘉（在河南省）县令。鱼石生依艺，为巩县令，迁居河南巩县。依艺生审言，为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为奉天（陕西乾县）县令，是杜甫的父亲。杜甫的远祖是京兆杜陵人，所以他自称“京兆杜甫”；他又属于襄阳杜氏的支派，所以史书上说他是襄州襄阳人；他降生的地点则在河南巩县。
杜甫在他给他第二个姑母写的墓志铭里提到他的家世：“远自周室，迄于圣代（唐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他在《进雕赋表》里也说，他的祖先自从杜预以来，就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我们读了这两句话，再看一看前边的那串世系，他的祖先多半充当过太守、刺史、县令一类的官吏，我们便不难看出，杜甫是出身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有田产不必纳租税，丁男也不必服兵役，在社会里享有许多封建特权。它和名门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礼教，专门辅助帝王，统治人民。到了杜甫降生后，他家庭的声势已经不如往日煊耀，渐渐衰落下来，但是元旦聚会，仍然被乡党赞羡，每逢婚丧，远近的亲友都走来观礼。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方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寻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此外他从他的祖先那里还承袭了些什么呢？下边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杜甫在他的诗里常常推崇杜预和杜审言，前者由于他的事业，后者由于他的诗。杜预多才善战，被人称作“杜武库”，对东吴作战时，因为精通战略，在民间引起“以计代战一当万”的歌谣，随后中原的文化传布江汉，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懂得法律、经济、天算、工程，又是《左传》的研究者。他的后代，人人都为了是他的子孙感到光荣。他是杜甫的一个理想的人物。741年（开元二十九年），杜甫曾经在杜预坟墓的所在地首阳山下居住，写过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他晚年飘流荆楚，也时常想到杜预：他在荆南颂扬卫伯玉，说伯玉镇守荆州，是继承杜预的事业；后来他在衡州想北去襄阳，也立即想到“吾家碑不昧”。这指的是：杜预当时被名誉心所驱使，立了记载自己功勋的两块石碑，“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
至于杜审言（648？-708），则在杜氏家中除去“奉儒守官”外又添上一个新的传统：诗。杜审言少年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共同被人称为“文章四友”。他的诗的地位，与较晚的宋之问、沈佺期齐名，因为他们是五言律诗形式的奠定者。齐梁以来，诗人脱离现实，崇尚形式，钻研格律，到初唐时律诗已经形成，此外宫廷应制，向统治者歌功颂德，更给这种诗体以发展的机会。可是沈宋的律诗长不过六韵八韵，很少到十韵以上的，而杜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就长到四十韵，当时称为名作。排律到了杜甫手里，得到更大的发展，元稹曾经这样称赞杜甫的排律：“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我们现在看来，杜甫伟大的意义绝不在于排律的成功，排律在杜诗里反而属于创造性比较贫乏的部分；但是这种诗对于杜甫却是家学渊源，关于这一点，从北宋起就不断有人提及。杜甫本人也以“吾祖诗冠古”自傲，并且在他的儿子宗武生日时他也谆谆告诫：“诗是吾家事。”
宋之问和沈佺期都是“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崇尚形式的诗人，同时也是武后的弄臣，他们依附张易之兄弟，醉心利䘵，谄媚无耻。杜审言虽然没有多少恶劣的行为，但从他在武后面前高诵《欢喜诗》以及与张易之兄弟相勾结看来，也不能算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诗人。并且他自高自大，夸张甚于实质，当时就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傲慢的言行；他自己常说，他的文章超过屈原、宋玉，他的书法胜过王羲之。这种夸大的性格，杜甫多少受了他的影响。杜甫壮年时，在政治上自比稷契，想致君尧舜，在文学上他把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都不看在眼里，这种高自称许固然是唐代一般文人的习气，也不能不说是有些祖父的遗风。
在当时，家族观念支配人们的一切行动，若是有人为了父兄的不幸，不惜任何牺牲来报仇雪恨，便被称颂为崇高的德行。杜甫的父系中也不缺乏这样的人。杜审言的曾祖杜叔毗事母至孝，为兄报仇，成为一时的美谈，可是年代久远了，对杜甫也许不会有多大影响。但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杜甫的叔父、审言的次子杜并（684-699）身上。武后时，杜审言被贬为吉州（江西吉安）司户参军，与同事不和，司马周季重受了司户郭若讷的蛊惑，诬陷审言，把审言关在牢狱里。杜并年十六岁，看见父亲遭受这样的冤屈，他饭菜都吃不下去，形容憔悴，却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愤恨。一天，周季重在府中宴会，他乘人不备，用短刃猛刺季重，季重受了重伤，杜并当场被人打死。季重受伤不治，临死时，忏悔着说：“我不知道审言有这样的孝子，郭若讷把我害到这种地步！”审言因此得救，回到洛阳。洛阳的亲友听了这个故事，都深受感动，说杜并是孝童，苏颋给他作墓志，刘允济作祭文。后来杜甫也以他是孝童的侄子为荣。
我们再看一看杜甫一向被他的研究者所忽略的母系。杜甫的母亲出于清河崔氏，她在杜甫幼年时就死去了，在杜甫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在他的诗里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母亲。但他提到他舅父的地方很多，自然这些舅父未必是母亲的亲兄弟：在白水，在梓州、阆州、夔州，最后在潭州，他都曾经和崔家的舅父或表弟们相遇，并且有诗送给他们。他在夔州向表弟崔公辅说，“舅氏多人物”，在潭州向舅父崔伟说，“贤良归盛族，吾舅尽知名”，——从这些诗句里可以推想他的舅家是一个盛大的家族。可是这盛大的家族，尤其是在他母亲直系的血统中，却含有浓厚的悲剧成分。
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子李慎被封为纪王，任襄州刺史，是一个较为开明的贵族，与越王李贞齐名，当时人们把这两个兄弟全称“纪越”。武后执政时，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极大的摩擦和矛盾，许多高祖（李渊）和太宗的子孙都遭受到武后的杀戮。李贞起兵讨伐武后，失败后，李慎也牵连下狱，改姓虺氏，配流岭外，走在中途便死去了。李慎的次子义阳王李琮也被拘入河南狱，他的一个女儿嫁给崔氏，天天穿着草鞋布衣，面容憔悴，徒步出入狱中，送衣送饭，在洛阳的街上往来，使许多人受了感动，人们说她是“勤孝”。后来李琮和两个弟弟配流桂林，都被酷吏杀害。李琮的儿子行远、行芳也配流王洲（西康西昌），六道史用刑时，行远已经成人，应该被杀，行芳还在童年，得免一死，但是行芳抱着行远啼哭不放，请求替他的哥哥死去，最后两个人都同归于尽。西南一带的人伤悼行芳，说他是“死悌”。勤孝，死悌，这些悲惨的故事，都荟萃在李琮的子女身上。他的女儿就是杜甫的外祖母，行远、行芳是杜甫母亲的舅父。
杜甫外祖的母亲又是舒王李元名的女儿。李元名是高祖的第十八子，太宗的弟弟。武后永昌年间，被特务头子来俊臣的党羽丘神勣陷害，配流利州（四川广元），不久也被杀害。后来杜甫在夔州与高祖第十六子道王李元庆的玄孙李义相遇，临别时他写给他这样的诗句：
神尧（指高祖）十八子，十七王其门。
道国（李元庆）及舒国（李元名），实维北弟昆。
中外贵贱殊，余亦忝诸孙。（《别李义》）
杜甫的外祖家虽然是一个盛大的士族，和最上层的统治者通婚，但它承袭下来的并不是贵族的豪华，而是悲绝人伦的惨剧。所以杜甫与他的姨表兄弟荥阳郑宏之在洛阳北邙山曲全祭他们的外祖父母时，他写过一篇充满悲凉气氛的祭文，叙述到这些惨剧，一开始便说：
缅维夙昔，追思艰窭，当太后（武后）秉柄，内宗如缕，纪国则夫人（外祖母）之门，舒国则府君（外祖父）之外父……（《祭外祖祖母文》）
从不充足的史料里我们寻索出一些杜甫父系和母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这叙述是不完全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对于杜甫伟大的成就并不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历代祖先的“奉儒守官”不过促使杜甫热衷仕进；杜预只给他一些不能实现的事业幻想；杜审言傲慢夸大的性格对于杜甫与其说是有利的，毋宁说是有害的；血族报仇与孝悌的家风只是更加强杜甫的家族观念；母系祖先的冤狱也只能在杜甫诗中多添些悲剧的气氛。这些对于杜甫的发展不但没有多少帮助，反倒可能起些限制作用。至于真正帮助他的发展而决定他的成就的，和他的家世出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而是开元时代由于社会繁荣产生的高度文化与天宝以后唐代政治和经济所起的重大变化，是他早年“读书破万卷”的努力与中年以后的与人民接近，体会人民的情感和生活，吸引了不少的人民的语言，换句话说，是他在某些时期内超越了他自己的阶级局限，看到他的阶级以外的事物，虽然他一直到他的晚年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掉他的家世和出身所给他的主要是消极方面的影响。
童 年
公元712年（唐玄宗先天元年），杜甫生在河南巩县的瑶湾。这时他的父亲杜闲已经过了三十岁，母亲在他降生后的几年内便死去了，他的诗里一再提到的弟妹，都是继母卢氏所生的。幼年时，他曾经有一个时期寄养在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二姑母的家里。这姑母是一个事事都舍己为人、不懂得自私的女子。有一回，杜甫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严重的时疫，她焦心苦虑，看护这对表兄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先照顾没有母亲的侄儿，后照顾自己的儿子，最后是侄儿的病渐渐有了转机，恢复健康；儿子的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不免于死亡。
杜甫当时年幼，还没有记忆，他既不知道患过这场重病，更不知道姑母是怎样牺牲了自己的儿子，救活了他的生命。他长大后，人们告诉他这段故事，成为他心灵上一个沉重的负担。这事在他生活的开端给他暗暗地涂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杜甫自己也说，“少小多病”，不是一个健康的儿童，但他生长在一个健康的时代。这时中国统一已将及一百年，农村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商业和手工业，甚至简单的机械，都有相当的发展。人民在这时自然也健壮起来，无论在体质上或精神上都具有坚定的自信心，去承受、去采用许多外来的新鲜事物，而不感到任何危险。所谓胡族的影响，虽说南北朝时即已开始，但情形却迥然不同：南北朝时我们只看见中国在外族武力的侵凌下随着偏居江南的政权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萎靡下去；到了唐代则宾主分明，所有外族的文物，无论是美术、建筑，以及服装用具，只要传到中国来，都足以促进中国自己文化的发展。所以当时中国的门户是敞开的，外国人有的由陆路经过敦煌、凉州直达长安，有的由海路经过广州、泉州，北上扬州，胡商的足迹遍海内，胡僧的寺院麟集两京，西域诸国许多有专门技术的人都愿意到中国来显一显身手；汉人看着这些外族既不感到什么威胁，外族人到这里也往往得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自然，西域诸国的音乐和舞蹈也沿着交通大道河水似的流入中国，这些生力充沛的节奏便在汉人的生命里流入新的血液，增添了新的营养。所以在人民中间，甚至在宫廷里，人们都愿意在工作的余暇有一个时期沉酣在这些使人嗅到大漠中犷野气息的歌舞里，因为从南朝传袭下来的柔歌曼舞在这时对于他们过于软弱了。就以名称而论，像旧日的《采莲曲》、《后ting花》，和《胡旋舞》、《胡腾舞》相比，是显得多么娇弱而无力！
但是有些胡舞也使一部分“稳重之士”对于世风起了隐忧，其中最受人攻击的莫过于在严冬时节举行的L体的泼寒胡戏与从泼寒胡戏演变出来的浑脱舞了。当时有人上疏皇帝，希望政府能够下令禁止。对于前者，他们说，L体乱跳，成什么体统，互相泼水投泥，更不成样子。至于后者，他们以为这个名称就很难听，舞者穿着锦绣的衣裳，有害女工，旗鼓喧哗，简直是战争的景象。后来泼寒胡戏在713年（开元元年）被禁止了，但是浑脱舞却在大小城市更为流行。
浑脱舞不但风行一时，而且变化很多，它常常和其他的舞曲汇合，演变出新的舞曲。武后末年，就有剑器舞与浑脱舞相合，叫作剑器浑脱。开元初年，精于剑器浑脱的，教坊W女中，首推公孙大娘。杜甫六岁时，在郾城的街衢上看过一次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这在他的生活里也许是最早一次难于忘却的富有意义的经历，他五十年后在夔州耳聋多病时回想起这童年的印象，还历历如在目前。
剑器是健舞曲，W女戎装打扮，一起舞就使人想到战争。唐人姚合在他的《剑器词》里说，“今日当场舞，应知是战人”；又说：“今朝重起舞，记得战酣时。”它与犷野不羁的浑脱舞相合，我们更不难想象这舞曲在一个W女身上要求怎样大的一种雄浑的力量。但是公孙大娘不只能应付这个要求，反而绰有余力地支配这个舞曲，因此她在教坊中是舞蹈的第一名手，同时也被人民爱好，和歌手李龟年一样成为梨园传说里最有声色的人物。直到晚唐，她还一再被诗人们称颂，郑嵎在《津阳门诗》里说，“公孙剑会方神奇”，司空图则在《剑器诗》中感慨当年的情景，“楼下公孙昔擅场，空教女子爱军装”。人们一提到开元时代的剑器舞，就必定提到公孙，公孙和剑器几乎是不可分的，这正如张旭之于当时的草书，吴道玄之于当时的壁画。
717年（开元五年），杜甫随着家人寄居郾城，他得到机会观看这个名家所舞的剑器浑脱。这种舞，有人说是空手而舞，有人说是执剑而舞；近来四川出土的古砖，其中有描绘舞剑器浑脱的，舞者则手持双剑。现在，我们从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里看一看当时的公孙大娘在怎样一种热烈的情况中施展她的神技：在一个六岁儿童的眼目中，四围的观众好像雄厚的山围绕着一片空场，一个戎装的女子在空场上出现了，四围充满寂静，充满紧张，等到她一起舞把这紧张的局面冲破时，人们好像失去固有的一切，被牵入一个激动的、战斗的、变化莫测的世界里了——
耀（剑光）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仙）骖（驾驭）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日落、龙翔、雷霆的震怒、江海的清光，是舞者从舞蹈里创造出来的世界，但她又被这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笼罩着，分明是舞者主宰这个气氛，又好像这气氛支配着舞者。在这样的景况中，四围的人谁还有能力把握住自己，把握住舞者在瞬间万变中的一个舞姿、一个舞态呢？
这对于六岁的杜甫是一个新的启发。他儿时多病，只惯于姑母的慈爱，只惯于一个礼教家庭的生活，如今他看见一个女子的身躯创造出一个这样神奇的世界，他的视线展开了，他呼吸到外界新鲜而健康的空气。我们只要读一读《舞剑器行》的序，里面特别提到张旭在邺县看完了公孙大娘舞的西河剑器，体会到舞蹈的神韵，从此草书更有进步，我们便可以推想，杜甫是以怎样一种心情在怀念他儿时的这段难得的经历。
那时因为一般的生活安定，到处流传着所谓祥瑞出现的消息，各地的官吏都爱捏造些某处有瑞草产生、某处有凤凰飞降的新闻报告给朝廷，以讨得君王的欢心。杜甫也常常听到这类的传述，如今他由于公孙大娘的舞姿，不难在他儿童的幻想里看见凤凰的飞翔，所以他在第二年七岁起始学诗时，一开首就作了一首歌咏凤凰的诗。
杜甫，这个歌颂了人间与自然界许多壮美事物的诗人，生物中除却马和鹰外，在他诗里占有重要位置的就要算想象中的凤凰了，不管作为直接歌咏的对象，或是作为比喻，提到凤凰的地方不下六七十处。但是这首七岁儿童的凤凰诗和他少年时所有的许多诗文一样，都没有流传下来。
杜甫九岁时，就惯于书写大字，临摹虞世南的书法。他后来对于书画在理论上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可能在童年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艺术修养。
在这情形下，我们已经难以设想杜甫是一个病弱的儿童，我们只觉得他的精神和他的身体随着他所处的时代健康起来了。他不断地作诗、写字、学习，然而他并没有失却童心。他在成都回忆他的童年时，他这样说——
忆前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
杜甫生在巩县，巩县距洛阳不过一百四十里，他有一个时期寄养在洛阳姑母的家中，他的童年可能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洛阳度过的。当时的洛阳也正发展到极盛的阶段。洛阳在唐高宗（李治）末年已成为第二个国都，武后称帝后改称周都，经过武后二十余年的经营，它已经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706年（神龙二年）十月，中宗（李哲）迁回西京，洛阳始终没有失却它重要的地位。洛水、瀍水虽然常泛滥成灾，但这个城市仍然是蒸蒸日上：一切建筑规模，处处要与长安媲美。至于经济情形，因为它是江淮租米漕运输之地，东西交通要道，所以比长安还要富庶。并且从隋代以来，关中每逢歉收，当地的农产不能供给长安统治集团消耗时，皇帝就率领着他的宫卫百官“就食”洛阳，致使中宗把这种“行幸”东都的皇帝称为“逐粮天子“。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也一再由于这种原因”行幸“洛阳，所以他的近臣除却在长安外，在洛阳也设有邸宅。
杜甫身受洛阳文化的熏陶，在他常常上树折取梨枣的年龄，已经由于他的诗文在洛阳显头露角了。洛阳名士如崔尚、魏启心等见了杜甫的作品，都为之惊赏，说他的出现无异于班固、扬雄的再生。在724年（开元十二年）十一月，玄宗率领着百官贵戚又到了洛阳，因为封禅泰山，洛阳又成为政治的中心有三年之久。杜甫在这时被当地的前辈援引，时常出入于精通音律的岐王李范与玄宗宠臣崔涤的邸宅，他在他们那里得到机会，一再听到举世闻名的李龟年的歌声。这歌声也像公孙大娘的舞蹈一样，使他难于忘记，直到他的晚年，在潭州（长沙）与李龟年偶然相遇，想到当时的情景，还写出这样四句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崔涤）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吴越与齐赵的漫游
杜甫在他从二十岁（731）到二十九岁（740）的十年内做过两次长期的漫游，漫游的地区是吴越和齐赵。在唐代的诗文小说里我们常常读到，一个读书人在他青年时往往有一段或长或短的漫游时期。这漫游被人渲染上一层浪漫的色彩，正如李白所说的，”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事实上，这种远游自有它物质上的原因，所谓”四方之志“不外乎给自己的生活找出路。所以有人在考试以前，就走出家乡，到人文荟萃的都市，用言语或诗文作自我的宣传，结交有权威的人士。如果得到这类人的吹嘘，让社会上先知道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来考试，就比较容易及第了，因为一般考官判断的能力薄弱，他们的取舍往往以投考者的声名为标准。也有人考试落第了，在京城里没有出路，只好走到外地州郡，拜谒当地的首长，请求他们援引，在他们幕府里求得一个工作的地位。更有些贫穷落魄的文人，连一个工作的地位也不敢希冀，只求能够把自己创作的诗文呈献给某某达官贵人，由此而获得一点生活的费用，或者甚至是一顿饭、一件衣裳。杜甫的朋友高适在早年就是这样的诗人里的一个。
这是他们漫游的主要原因。此外自然也有所谓求仙的、访道的、问学的，这只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但他们离开狭窄的家乡，看见异乡的山水与新奇的事物，遇到些幸福的或不幸福的遭逢，自己也会感到一种解放：他们开扩了眼界，增长了经验，丰富了生活。如果是诗人，也会因此写出视界较为广远的诗歌。杜甫在漫游时写过不少的诗，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我们能够读到的只有两三首。这两三首诗比起他后来爱国家、爱人民的长篇巨制，不过是小小的萌芽，里边包含的东西还很单纯，但它已经能预示从这萌芽里会发展成一棵坚强的、健壮的树木了。
730年（开元十八年），杜甫曾经北渡黄河，到了郇瑕（山西猗氏）；这里他停留的时间很短，不能算是漫游的开始。那年洛水、瀍水泛滥成灾，冲毁洛阳的天津桥、永济桥，沉溺许多扬州等地开来的租船，千余户居民的住房也都倒塌了，杜甫一度到郇瑕，可能是躲避水灾。至于他漫游的开始，则在次年他二十岁的时候。他自己也说，浪迹于国内的丰草长林间，”实自弱冠之年“。
这正是唐代社会发展到最富庶的时期，从开元初年到天宝初年延续了三十年之久，杜甫后来在成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这样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丝商不绝于道），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
从这几句诗里可以知道，当时由于劳动人民辛苦的工作，米粟充实了仓廪，商贾在路上络绎不绝。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四通八达，大道上驿站旁的店肆里都备有丰富的酒馔和供客乘用的驿驴，行人远行数千里，身边用不着带食粮，也用不着带兵器。水路有沟通黄河与淮水、淮水与长江的运河。从江南乘船可以直达洛阳，成为运粮的要道，这也是唐代统治者生活上最重要的命脉。杜甫第一次的漫游就沿着这条水路，经过淮阴、扬州，渡过长江，到了江南。
他往江南，不是没有人事上的因缘。他的叔父杜登是武康（浙江湖州）县尉，还有一个姑丈，名贺㧑，任常熟县尉。他们在这一带地方作县尉，不一定同时，可是从这里可以知道，杜甫的亲属与江南是有一些关系的；直到安史乱后，他的姑母还有留在那里的，所以他在成都时有”诸姑今海畔“那样的诗句。——这时因为物价低廉，米一斗不过十余文，绢一匹不过二百文，生在一个官僚家庭里的杜甫，生活上不感到什么艰难，他的出游虽然和当时的一般青年人一样，自有它物质上的原因，但他却由此认识了中国最美丽的山川的一部分，并在这里温习了一遍过去的历史。
唐初的文艺并没有随着政治的改革演变出一个新的面貌，一切还承袭着六朝的传统，作诗的人们专门在词藻和声律上下工夫，写出来的诗歌缺乏真实，没有内容，比六朝时代的诗还更少生气。到了”四杰“，宫体诗才在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0？-684）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勃（649-676）、杨炯（650-695？）时代才从台阁转到江山和塞漠。约在杜甫降生前的二十年，我们听见陈子昂（六六一一七0二）在幽州台上发出——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那样雄壮的绝唱，这是齐梁以来二百年内难于能听到的声音。这个诗人认为当时的文风太萎靡、太颓废了，既不能反映时代，也不能与新兴的音乐、美术、舞蹈相配合，他主张在健康的时代应该有健康的歌声。只可惜当他四十二岁的壮年，在家乡（四川射洪）被贪污的县令诬陷，屈死狱中，他对于他同时代的诗人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影响。
杜甫生长在洛阳文化的气氛里，早年学诗，除了接受祖父杜审言的诗法外，还得要在六朝的诗人里去寻找他的楷模，因此谢灵运、谢朓、阴铿、何逊、鲍照、庾信等人的诗都成为他学习的榜样。至于陈子昂的呼声，他在壮年以后才深切地听到，这时他纵使听到了，也许还没有给以相当的注意。
现在到了江南，也就是到了二谢、阴何、鲍庾那些诗人所歌咏的地方，他置身于那里秀丽的山水中，该当多么兴奋！他在姑苏拜访了吴王阖闾的坟墓，浏览了虎丘山的剑池；走到长苑，正赶上荷花盛开；走出闾门，拜谒太伯庙，庙影照映在一片宁静的池塘里。他也起过这样的念头，想登上浮海的航船，去看一看人间传述的海外”扶桑“到底是什么景象，因为顺着杨子江可以驶入通往日本的海道。但他并没有能够东去大海，只是渡过钱塘江，登西陵（萧山县西）古驿台，在会稽体会了勾践的仇恨，寻索了秦始皇的行踪。五月里澄清的鉴湖凉爽如秋，湖畔的女孩子洁白如花，他乘船一直到了曹娥江的上游剡溪，停泊在天姥山下。
这次漫游，他也曾在江宁停留过一些时日。他看见六朝时代像王家谢家的那些豪门士族都已烟云消散，可是瓦棺寺里顾恺之的维摩诘壁画却依然无恙。瓦棺寺建于364年，顾恺之在壁上画了维摩诘像，一时光照全寺，引得全城的人都来看画，庙里不一会儿的功夫便收集了布施百万。时间过去，将及二百七十年，这幅画却没有失去它的光彩，它仍旧吸引着远远近近的游人。杜甫不只如饥若渴地欣赏了那幅画图，而且还在江宁人许八那里求得瓦棺寺的维摩诘图样。在古代名画中，这也许是杜甫看得最早或是印象最深的一幅，758年（肃宗乾元元年）他在长安送许八回江宁，还提到这件事，他说：
虎头（顾恺之）金粟影，神妙独难忘！（《送许八拾遗江宁觐省》）
他在江南漫游，有三四年之久，后来因为要参加735年（开元二十三年）的进士考试，才回到巩县故乡，请求县府保送。此后他再也没有重来江南，但后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时常思念吴越的”胜事“，并且也有过到江淮一带住家的打算。最明显的是他在夔州送给一个胡商的诗：
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
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解闷》十二首之二）
当时谁若要参加考试，而不是学馆里举选的”生徒“，就必得由乡里保荐，州县甄选，然后才能到京城应试。经过这样手续去投考的，叫作“乡贡”。这些“贡人”在每年冬季和各地的贡品同时起程，在年前赶到。在统治者的眼里，人和物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供他们使用的。人们把各地搜括来的金帛宝物、珍禽奇兽，在元旦新春时陈列在皇帝面前，博得他的欢心；这些“贡人”就被遣送到尚书省，由一个地位并不高的考功员外郎（后来改为礼部侍郎）考试。杜甫这回投考，随着那些贡物并没有到长安去，而是到了近在咫尺的洛阳。因为733年（开元二十一年）的秋天长安一带雨水太多，伤害了五谷，农产品又养huo不起这个统治集团，玄宗在第二年的正月便迁往东京，一直住到736年的十月。所以735年的进士考试是在洛阳举行的。
进士考试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每次投考的两三千人，取录的往往不及百分之一。在杜甫投考的那一年，进士只取录二十七名，杜甫却落第了。杜甫这年二十四岁，刚从吴越归来，只是饱尝了江南的山水，还没有注意到现实的人生，自己由于勤苦好学能写一些诗文，便觉得不可一世，把屈原、贾谊、曹植、刘桢这些古人都不放在眼里。进士落第，对于那时的杜甫并不算什么打击，他在洛阳住了不久，便起始了他第二次的漫游。他后来用两句诗形容他这次漫游的情形：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
这是青年时代的杜甫，这和我们所熟悉的后来的杜甫是多么不同！我们熟悉的杜甫是有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那样坚决的性格，有着“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那样博大的胸怀，但这里的这个杜甫也是真实的。青年杜甫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够使他有裘有马，允许他用放荡与清狂来鄙视人世的庸俗，可是却没有能够使他放开眼睛直视现实的生活——只有由于现实生活的认识与体验才能在一个诗人心里燃烧起对于人民和国家的热爱，这对于杜甫还要有所等待，等待到他丧失了裘马，同时也放弃了放荡与清狂的时候。
齐赵一带，是现在的山东与河北南部。他能以裘马清狂，主要的条件是他的父亲当时在兖州做司马。他在这期间内（736-740），往北到过邯郸，往东到过青州，他的实际生活，我们知道的很少，若是就他晚年回忆的诗歌看来，好像这段生活只是在打猎和唱歌里度过的，虽说事实上并不一定是这样。
他说，春天他在邯郸的丛台上唱歌，冬天在青州以西的青丘游猎。和他一起游猎的有武功苏源明。源明早年失去父母，徒步在徐州、兖州一带作客，是杜甫朋友中认识最早的里边的一个。他们二人常常骑着马在原野游猎，有一天忽然看见远远飞来一只鹙鸧，杜甫把马放开，向天空射出一箭，霎时间这只鸟儿便落在马前。从这里可以知道，杜甫在当时不只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骑胡马、挟长弓、箭不虚发的射手。
大约在他二十八九岁时，他写出来他的诗集里最早的诗：《登兖州城楼》和《望岳》。前者是一首普通的律诗；后者却像我们在前边所说的，是一个宝贵的萌芽，预示着将来伟大的发展，这首诗一开端就这样写：
岱宗（泰山）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青，是泰山的山色。杜甫从齐到鲁，一片青山总离不开他的面前，这两句诗说明了高峻的泰山是怎样突立在齐鲁一带的天地之间。他也曾在深秋登上泰山的日观峰，翘首八荒，望见逝水东流，平原憔悴。他想到这几年来，玄宗仰仗着仓库里藏有吃不完的粮米，用不完的缣帛，在西方和北方的边疆上不断发动战争：738年杜希望攻陷吐蕃的新城，张守珪大破契丹；739年盖嘉运又在碎叶城（现苏联哈萨克共和国境内巴尔喀什湖南）打败突厥……因此人民的征役也就频繁起来，虽说眼前的社会极度繁荣，但这也会耗损人力，影响耕桑，使生产降落。
这是裘马清狂的杜甫在唱歌游猎中间偶然的感触，这感触只是火花一般地爆发出来，在他面前闪烁了一下，还没有凝结成一团火在他心里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