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忧郁地望着她那熟识的、心爱的花园和花园周围那些在轻风下微微颤动着的高大笔直的杨树。她真不相信她离开亲爱的故居已经整整一年了。看起来，她就像昨天才离开这个从小时候就熟悉的地方、今天又乘着早班车回来了似的。
这儿什么也没改变：还是那一排排剪得整整齐齐的覆盆子灌木丛，还是那像几何画一样的、两旁种着她母亲喜爱的三色堇的小径。花园里一切都是整洁的，到处都可以看出一个有学问的林业家的呆板的派头。这些整齐的、图案似的花径只能引起冬妮亚的腻烦。
冬妮亚拿着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推开走廊的门，下了台阶，走进花园。她又推开花园的油漆栅门，向火车站水塔旁边的水池走去。
她过了小桥，走上大路。这条路像公园里的林荫道，右边是池塘，沿着池塘种着柳树和桤木；左面是一片树林。
她正想朝池边的旧采石场去，但是看见下面有一支小钓竿在水面上浮动，她就站住了。
她弯着腰，从弯曲的柳树上面探过身去，用手分开柳枝，看见一个黝黑的、赤足的男孩子，他的裤管卷到膝盖上。他身旁放着一只装着蚯蚓的生锈的白铁罐子。那少年正聚精会神做他的事情，没有留意到冬妮亚的注视。
“这里还能钓到鱼吗？”
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看。
他看见一个不认得的女孩子正扶着柳枝，身子低低地俯在水面上。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儿的白色水手衫和浅灰色的短裙子。一双绣花短袜紧紧地套在晒黑了的匀称的脚上，下面穿的是棕色的皮鞋。栗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条粗大的辫子。
拿着钓竿的手轻轻动了一下，鹅毛浮子在平静的水面上动了动，荡起了一层层的波纹。
他身后的轻柔的声音又在激动地说：
“咬钩了，瞧，咬钩了……”
保尔心慌意乱了，他迅速地拉起钓竿，把钩着蚯蚓的钓钩提上来，带起了一行水花。
“真倒霉，现在还能钓个鬼！从哪里跑出这么一个妖精。”保尔生气地想。为了掩盖自己的笨拙，他用力把钓钩向更远的水中抛去，正好落在两支牛蒡中间，这恰恰是他不应当抛到的地方，因为这样鱼钩就会挂在牛蒡的根上。
保尔想了一下，头也不回地向后面的姑娘小声说：
“您别嚷嚷好不好？这样把鱼都吓跑了。”
立刻，他听到上面传来了讽刺的、嘲笑的声音：
“呵，它们一看见您早就跑了。再说，谁在中午钓鱼呢？瞧您这个多有本事的渔夫！”
保尔虽然竭力保持礼貌，但是已经忍不住了。他站起来，把帽子扯到前额——这是他一向发脾气的表示——然后挑选最文雅的字眼说：
“我说，小姐，请您走开一点好不好？”
冬妮亚的眼睛眯成一条线，接着又含笑地张开了，说：
“我真的碍您的事吗？”
这回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意味，而是带着一种友好与和解的口吻了，因此，真要向这位不知从哪里跑来的“小姐”动火的保尔，终于被解除了武装。
“呵，如果您欢喜看的话，那就请看吧。我并不是舍不得地方给您坐。”说着他就重新坐下，看看他的浮子。可是浮子紧贴在牛蒡上，显然钓钩是挂在它的根上了。保尔不敢使劲往外拉。
“既是挂住了，就扯不下来。那女孩子一定要笑我的。她要是走开该多好呵！”他心里想。
但是冬妮亚却在微微摇动着的柳树干上坐得更舒服了。她把书放在膝上，注视着那个黑眼睛的、晒得黝黑的、粗野的孩子，他曾那么不礼貌地对待她，现在又故意不睬她。
保尔在那光滑如镜的水里清楚地看见了坐着的女孩子的倒影。她正在看书，因此他就开始轻轻地拉那挂住了的钓丝。浮子直往下沉，钓丝给绷得紧紧的。“真给挂住了，妈的！”他心里这样想，同时，他一斜眼，便看见了水面上一个顽皮的笑脸。
水塔旁边的小桥上，有两个年轻人正走过来。他们都是七年制中学校的学生。其中一个是调车场场长兼工程师苏哈里科的儿子。他是一个地道的蠢材和淘气包，今年十七岁，淡黄眉发，满脸雀斑，在学校里大家都喊他“麻子舒拉”。他手里拿着一副精美的钓竿，嘴里神气十足地叼着一支香烟。他身旁是维克多，一个又瘦又高的娇气的青年。
苏哈里科弯着身子，向维克多眨着眼说：
“你瞧，这是一个顶出色的小姑娘，本地没有一个姑娘比得上她。告诉你说，她是个十足的浪漫女郎。她在基辅上学——读六年级，现在是回家来避暑的。她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我妹妹丽莎认得她。我写过一封信给她，你知道，其中当然净是些动人的词句。我说我不顾一切地狂爱她，我战颤地期待她的回信。我甚至还把纳德森的诗句也抄了些进去。”
“后来怎么样呢？”维克多满有兴趣地问。
苏哈里科有点狼狈了。他说：“你知道，还不是那一套，故意摆架子，装蒜。她说：‘不必糟蹋信纸了吧！’但是这种事情，一开头总是这样的。干这一行，我倒是个‘老手’。你知道，我才不愿意老是这样献殷勤。夜里到工棚附近去，只要三个卢布，你就可以弄到一个你一想就流口水的美人儿，比这要好得多，一点也用不着玩这些浪漫的恋爱把戏。我就和瓦里亚·古洪诺夫——你认识那个铁路上的工头吗？——一道去过。”
维克多轻蔑地皱着眉头说：
“苏哈里科，你还干这种下流勾当？”
苏哈里科咬着烟卷，啐了一口，讥笑地说：“哈，好一个‘干净’人儿。你干的事，我们全知道。”
维克多打断他的话，说：“得啦，你可以把她介绍给我吗？”
“当然可以。咱们快点去，趁着她还没走。昨天早上，她自己也在这儿钓鱼。”
他们俩走到冬妮亚跟前。苏哈里科扔掉嘴里的纸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您好，杜曼诺娃小姐。您在钓鱼吗？”
“不，我在看别人钓鱼。”冬妮亚回答。
接着，苏哈里科拉着维克多的手说：“你们两位还不认识吧？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克多·列辛斯基。”
维克多晕头转向地把手伸给冬妮亚。
苏哈里科想引起话题来，就问：
“今天您为什么不钓鱼呢？”
“我忘了带钓竿。”冬妮亚回答。
“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苏哈里科连忙说，“请您先用我的好了。我马上再去拿一副来。”
他已经履行了自己对维克多的诺言，把冬妮亚介绍给他了，于是他自己极力设法走开，好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但是冬妮亚回答说：
“不，那样我们会打搅别人的，这儿已经有人在钓鱼了。”
“打搅谁？”苏哈里科问，“呵，那小子吗？”现在他才看到坐在树丛旁边的保尔，“我马上叫那小子滚蛋。”
冬妮亚来不及阻拦他。他下去，走到正在钓鱼的保尔跟前。
“喂，马上把钓竿收起来，赶快滚开！”他说完，看见保尔还是坐在那儿继续钓鱼，一动也不动，接着就喊：“快点，快点！”
保尔抬起头来，狠狠地瞪了苏哈里科一眼。
“你轻点叫好不好？你那厚嘴唇叽里咕噜说些什么？”
“什——么！”苏哈里科动火了，“你这个可恶的坏蛋，还敢顶嘴！我叫你给我——马上滚蛋！”说着他狠狠地一脚把那个装着蚯蚓的铁罐子踢开。铁罐子飞起来，在空中翻了几翻，就掉到水里，激起的水星溅了冬妮亚一脸。
“苏哈里科，你怎么不害臊呵！”她喊了一声。
保尔跳起来了。他知道苏哈里科就是调车场场长的儿子，阿尔焦姆在那里做工。要是他现在打了这个丑麻子，苏哈里科一定会到他父亲那里告状，那么，事情准会牵连到阿尔焦姆身上。就是为了这个，他才没有马上跟他算账。
可是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打他，就扑了过去，用双手去推站在池边的保尔。保尔双手一扬，身子晃了一下，但没有稳住，跌到水里。
苏哈里科比保尔大两岁，又是个出名的打架好手和招惹是非的家伙。
保尔胸脯上挨了一推，忍不住了。
“怎么，真打？那么，瞧我的！”说着，他稍稍一扬手，朝苏哈里科的脸狠狠地打了一拳。接着，不让苏哈里科有还手的工夫，又紧紧地扯住他的制服，使劲一拉，把他拖到水里去。
苏哈里科站在淹到膝盖的水中，发亮的皮靴和裤子都湿透了，他竭力想挣脱保尔那铁钩一般的手。保尔把他拖下水以后，很快就跳到岸上。
气得发狂的苏哈里科向保尔扑过来，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
保尔一站到岸上，急忙转过身来对着向他扑过来的苏哈里科，他马上想起了拳法说的：“左脚支住全身，右腿稍弯，使它容易伸屈。不仅用手和胳膊，还要运用全身力气，从下往上，打对方的下巴。”
他就照样使劲地打下去！……
随着就是一阵牙碰牙的声音。苏哈里科因为下巴疼得厉害，舌头硌破了，一面哀叫着，一面举起双手，在空中乱抓，然后就噗通一声倒在水里了。
岸上的冬妮亚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好呵，好呵！”她拍着手喊，“打得太漂亮了！”
保尔抓住钓竿，拉断了挂在牛蒡上的钓丝，跑到大路上去了。
临走的时候，他听见维克多对冬妮亚说：
“他是最出名的流氓，保尔·柯察金。”
车站上不安宁了。沿线传来消息，说铁路工人就要大罢工了。邻近某大车站的调车场的工人们已经干起来了。德国人抓了两个司机，因为他们有传送宣言的嫌疑。同时，德军的征发和地主们的返回农村，也引起了那些与农村有直接关系的工人的极大的愤怒。
盖特曼乡警的马鞭不断鞭打着农民们的脊梁。本省的游击运动大大地发展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游击队已经有十个左右。
这些日子，朱赫来简直就不知道什么叫作休息。自从他到镇上之后，他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结识了许多铁路工人，参加了许多青年人的晚会，并且在调车场的钳工和本地锯木工人中间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试探过阿尔焦姆。当他问阿尔焦姆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事业有什么意见时，这个健壮的铁路工人回答说：
“哦，费奥多尔，你知道，我对于党的认识是很浅薄的。但是如果需要我，我随时都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这回答使朱赫来很满意，他知道阿尔焦姆是可以信任的，他说到哪里，就一定会做到哪里。“至于入党，他显然还不够成熟。没有关系，在现在这种时候，人很快就会觉悟的。”朱赫来这样想。
这时候，朱赫来已经从发电厂转到调车场去了。这样对工作更有利：在发电厂的时候，他跟铁路方面完全失去了联系。
这时候铁路上的运输格外忙。德国人正急忙把他们从乌克兰抢来的东西：黑麦、小麦和牲口等等用成千辆的车皮运到德国去。
有一天，盖特曼警备队突然逮捕了车站上的报务员波诺马连科。他们把他押到司令部里，狠狠地拷打了他。显然，他供出了罗曼在作煽动工作，罗曼是阿尔焦姆在铁路工厂里的同事。
两个德国兵和一个盖特曼军官——车站司令部的副官，在罗曼上工的时间来抓他了。他们走到他做活的工作台前，一句话也没有说，那副官就举起马鞭抽他的脸。
“畜生，跟我们走！有话要跟你说。”他随后又龇牙咧嘴地冷笑一下，使劲扭住罗曼的袖子，“走，到我们那儿煽动去吧。”
这时候阿尔焦姆正在邻近的钳台上工作，看见这光景，就扔下锉刀，像一个巨人似的逼近那副官，竭力抑制涌上心头的怒火，用沙哑的声音说：
“你怎敢打他，你这坏蛋？”
那副官倒退了一步，一面伸手解他的手枪套。同时一个矮矮的、短腿的德国人也从肩膀上摘下了那支插着宽刺刀的buqiang，扣着扳机。
“不要动！”他大叫一声，只要阿尔焦姆一动他就开枪。
这个又高又大的铁路工人绝望地站在这怪模样的小兵面前，毫无办法。
两个人都给抓走了。过了一个钟头，阿尔焦姆给放回来，罗曼关在放行李的地下室里。
十分钟后，调车场的全体工人罢工了。大家聚集在车站的公园里。扳道夫和材料库的工人们也都参加了。所有的人都很气愤。当场就写好了要求释放罗曼和波诺马连科的请愿书。
当盖特曼军官带着一小队卫兵赶到公园的时候，群众更加激愤了。那军官挥动着手枪，高声叫道：
“马上散开，要不，我就把你们每一个人都抓起来！有的还得枪毙！”
但是愤怒的工人们的叫喊迫得他退回车站去了。这时候满装着德国兵的大卡车已经沿着公路向车站开来了，他们是车站司令调来的。
工人们这才分头回家。他们全体罢工了，甚至连车站上值班的也走开了。朱赫来的工作已发生了效果。这是车站上第一次群众示威。
德国兵在月台上架起了一挺重jiqiang。它立在那儿，就像一只套着皮带的狗。一个德军班长蹲在它旁边，手指正扣着jiqiang的扳机。
车站上人都跑光了。
到夜里，逮捕开始了。阿尔焦姆也被抓了去。朱赫来那天晚上没有回家，他们没抓到他。
被捕的人全拘留在大货仓里，德军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复工，还是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几乎全线的铁路工人都罢了工。这一昼夜，连一列火车也没有到。同时，在一百二十公里外的地方发生了战斗，一支强大的游击队已经切断了铁路线并炸毁了几座铁桥。
当天晚上有一列德国军车开到车站，但司机、副司机和司炉，一到站就都跑了。除了这一列军车之外，还有两列车也停在车站里等候开动。
货仓笨重的铁门开了，驻站司令德军中尉和他的副手以及一队德国兵一齐走了进来。
那副手喊道：
“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勃鲁扎克，你们三个马上去开车。如果违抗——就地枪决！你们去不去？”
三个工人沮丧地点了点头。他们在监视之下被带上机车，接着副官就又念着另外三个人——司机、副司机和司炉——的名字，把他们派到另一列车上去。
机车愤怒地喷出发亮的火星，沉重地喘着气，冲破夜的黑暗，沿着路轨飞快地开去。阿尔焦姆添好了煤，用脚把炉门关上，从箱子上面那短嘴茶壶呷了一口水，然后转身对那个上了岁数的司机波利托夫斯基说：
“大叔，我们真的就这样送他们吗？”
老司机愤怒地眨了眨长眉毛下面的那对眼睛。
“是呵，有什么办法呢？刺刀就在背后呀！”
“我们把机车扔下就跑怎么样？”勃鲁扎克提议，他偷偷地看看那个坐在煤水车上的德国兵。
“我也这么想，”阿尔焦姆低声说，“就是这个家伙在背后监视着不大好办。”
“是——呵。”勃鲁扎克拿不定主意地拖长了声音说，同时把头探出车窗往外看看。
老波利托夫斯基走近阿尔焦姆，在他耳边低声说：
“咱们绝对不能送他们，你明白吗？那边正在打仗，起义的人已经把铁路炸坏了。可是咱们反倒运送这批狗zazhong，他们一转眼就会把我们的人打垮的。你知道，孩子，就是在沙皇时代，我在罢工的时候也没出过车。现在我也不能开。运敌人去打自家人，是一辈子的耻辱。这辆机车的乘务员都逃走了。那些年轻人虽然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还是逃走了。我们说什么也不能把这列火车开到目的地去。你说呢？”
“你说得对，老伯伯，但是我们怎样对付那个家伙呢？”他看了看后面的那个兵。
老司机皱着眉头，用一把棉纱头揩去额上的汗，又用他那双充血的眼睛，看了看气压表，好像他希望能从那里得到这难题的解答似的。接着他又带着怒容，恶狠狠地咒骂起来。
阿尔焦姆又从茶壶呷了一口水。两个人都想着同样的事情，但是谁也不肯先说出来。突然，阿尔焦姆想起了朱赫来的问话：
“老弟，你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什么意见？”
他也想起了他当时的回答：
“……我随时都尽力帮忙。你可以相信我。……”
“好出色的帮忙——把讨伐队给运来了！……”
波利托夫斯基弯腰俯在工具箱上，紧靠着阿尔焦姆，好容易才把这句话说出来：
“咱们要弄死他。明白吗？”
阿尔焦姆大吃一惊，但是波利托夫斯基把牙咬得咯吱咯吱直响，又继续说道：
“没有别的办法了。咱们先揍死他，然后把调节器和杠杆投到炉里，让机车减速，咱们就趁机跳下车去。”
阿尔焦姆感到好像把肩上的重担卸下去了似的，他说：
“好。”
阿尔焦姆弯着身子，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勃鲁扎克。
勃鲁扎克并没有马上答复他。他们都在冒着可怕的危险。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尤其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有九口人靠他养活。然而每个人也都明白，他们绝不能把这列火车开到目的地。勃鲁扎克终于说：
“对，就这么办，我同意，不过由谁去……”他没有说完，阿尔焦姆已经懂得他的意思了。
阿尔焦姆转身过去，对着调节器旁边的老头子点了点头，表示勃鲁扎克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这时候他又发生一个没解决的难题。他弯腰靠近波利托夫斯基，对他说：
“但是，咱们怎样动手呢？”
老头子看了看阿尔焦姆，说：
“由你动手，你比我们都有力气。用铁棍狠狠地敲他一下——就完了。”这老头子说话的时候非常激动。
阿尔焦姆紧皱着眉头。
“这我可不行。我不忍心下手。毕竟，你也会想到，那个兵并没有罪，也是刺刀逼着他到这儿来的呵！”
“什么，你说他没有罪？”波利托夫斯基眼睛瞪着他说，“那么咱们也没有罪，咱们也是被迫才来开这一列车。可是咱们是在运送讨伐队。就是这些没有罪的家伙将要去枪杀游击队员们。难道游击队有罪？……哎，你这个可怜虫！像熊一样壮，可是道理就不懂……”
“好的。”阿尔焦姆嗄声地说，一面去取铁棍。可是波利托夫斯基小声说：
“算了，让我来吧，我比你有把握些。你拿着铁铲到煤车上去扒煤。需要的话，你再用铁铲干他一下。我装作用铁棍去敲碎煤块。”
“你说得对，大叔。”勃鲁扎克点了点头说，一面站到调节器旁边。
那个德国兵，戴着一顶无遮的镶红边的呢帽，两腿夹着buqiang，坐在煤车的边儿上，正抽着烟卷儿。他只是偶尔抬起头来，望一望机车里的工人们。
阿尔焦姆到煤车上面去扒煤的时候，那个兵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后来波利托夫斯基又假装要把煤车边儿上一些较大的煤块扒下来，做着手势，请他让开一点，那德国兵也顺从地溜下来，走到了机车的门边去。
骤然，阿尔焦姆和勃鲁扎克听到了铁棍打碎德国兵头盖骨的短促而沉重的声音，这使他们像被火烧着了似的哆嗦了一下。那德国兵的身子像一条口袋似的倒在煤车和机车中间的过道上了。
灰色的无遮呢帽立刻渗透了血。他的buqiang也当啷一声撞到铁板上。
“完了，”波利托夫斯基低声说，把铁棍扔在一旁，他的脸痉挛地抽搐了一下，继续说：“现在，我们只能进不能退了！”
他的声音突然停住了，但是他立刻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喊着说：
“快，赶快把调节器拧掉！”
十分钟后，一切都做完了，没有人驾驶的机车缓缓地开动着。
沿路树木的黯黑的轮廓，在机车头灯的亮光下阴森森地现出来，又马上消失在无边的黑暗里。车灯的亮光想透过夜的黑暗，但是夜幕是那么厚，只能照亮前面十公尺的地方。现在火车好像已经精疲力竭了似的，它的呼吸越来越弱了。
“跳下去，孩子！”阿尔焦姆听见了背后的波利托夫斯基的声音，他松开了紧握着扶手的手。粗壮的身子随着惯力向前飞去，两只脚触到了急速往后移动的地面。阿尔焦姆跑了两步，就栽倒了，翻了一个筋斗，就在这时候，另外两个人也各自从机车的两边的踏板上跳下来。
勃鲁扎克家里的人都在发愁。这四天来，安东妮娜·瓦西里耶夫娜——谢廖沙的母亲——的心完全乱了。丈夫没有一点儿消息。她只知道德国人把他和柯察金、波利托夫斯基三个人一道抓去开一列火车。昨天晚上，三个盖特曼警备队员到她家里，粗暴地、嘴里不干不净地把她审问了一阵。
她从那些问话里隐约地猜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情。所以，警备队员们走后，这个担惊受怕的妇人就扎起头巾，决定到柯察金的母亲那里，希望能打听到她丈夫的消息。
她的大女儿瓦莉亚正在收拾厨房，一看见母亲要出门去，就问：
“妈，你要到远处去吗？”
安东妮娜眼泪汪汪地看着女儿说：
“我到柯察金家里去一下，也许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你爸爸的消息。要是谢廖沙回家来，你告诉他到车站上波利托夫斯基家里去一趟。”
瓦莉亚亲切地抱着母亲的肩膀，送她到门口，竭力安慰她说：
“妈妈，您用不着太担心。”
保尔的母亲跟平常一样热情地接待了安东妮娜。这两个妇人都希望能从对方听到一些消息，但是刚一交谈，希望都消失了。
柯察金家里昨天夜里也给搜查过。他们是找阿尔焦姆的。临走还告诉保尔的母亲说，她的儿子一回家来，马上就到司令部去报告。
警备队夜里的搜查，使保尔的母亲很害怕，因为屋里只有她一个人，保尔夜间一向在发电厂里干活。
保尔在天亮的时候回家来了。听到母亲说警备队昨天夜里到家里来搜查，他整个心都缩紧了，很为哥哥的安全担心。尽管他们俩的性格不同，阿尔焦姆的外表看来很严厉，但兄弟俩是十分友爱的。这是一种严肃的爱，并不表现在外表上。保尔心里十分清楚，只要他哥哥需要他，他什么都可以牺牲，毫不踌躇。
他顾不上休息，马上就到调车场去找朱赫来，但是没找到，从他认得的那些工人那里，也打听不到那几个走了的人的任何消息。波利托夫斯基家里的人也什么都不知道。保尔在他们家的院子里碰见了波利托夫斯基的小儿子包里斯。从他嘴里，保尔听说警备队昨天晚上也到他们家里搜查过，想抓他的父亲。
保尔并没有给他母亲带来什么消息，他疲乏地往床上一倒，马上沉到不宁静的梦里去了。
瓦莉亚听到敲门的声音就回过身来。
“谁呀？”她一边问一边把门闩拉开。
门外站着红头发乱蓬蓬的克利姆卡。显然他是跑着来的，满脸通红，还呼哧呼哧地直喘气。
“你妈妈在家吗？”他问瓦莉亚。
“不在家，她出去了。”
“到哪儿去了？”
“我想，大概是到柯察金家去了。”瓦莉亚一把抓住了正想跑开的克利姆卡的袖子。
他犹豫不决地望了望她，说：
“你不知道，我有要紧的事情要找她。”
“什么事情？”瓦莉亚拉住他不放，“喂，快说，你这红毛小熊，赶快说，不要把我急死了。”姑娘用命令的口气说。
克利姆卡忘记了朱赫来的所有警告，忘记了他曾严格地命令他只许把这张纸条交给安东妮娜本人。他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张又脏又皱的纸条，把它递给了瓦莉亚。他没法拒绝谢廖沙这个淡黄头发的姐姐的要求，每当他和这个可爱的女孩子接触时，他的态度总是局促不安。自然，这老实的小厨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他爱她。他把这个纸条递给瓦莉亚，瓦莉亚就急忙读起来：
亲爱的安东妮娜！别着急。一切都好。我们全都平安地活着。你很快就可以知道更多的消息。请你转告其余两家，说他们也都好，用不着挂念。把这条子烧掉。
扎哈尔
瓦莉亚一念完这张条子，就扑到克利姆卡跟前：
“红毛小熊，亲爱的，你这条子是从哪儿拿来的？告诉我，你究竟从哪儿拿来的？你这小笨熊！”她拼命地央求着手足无措的克利姆卡，他就糊里糊涂地又做错了第二桩事情。
“这是朱赫来在车站上交给我的。”刚一说完，他才想起了不应该说出这句话来，因此又添一句，“不过他告诉我，千万不要交给别的人。”
“呵，好啦，好啦！”瓦莉亚笑着说，“我决不会告诉别人的。唔，亲爱的小红毛，现在你赶快到保尔家去吧，我妈妈也在那儿。”说着她就在小厨子的背上轻轻地推了两下。
克利姆卡那红黄色的头，立刻在门外消失了。
波利托夫斯基他们三个人一个也没有回家。当天晚上朱赫来到柯察金家里去，把机车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保尔的母亲。他尽力安慰那吓坏了的老妇人，说他们三个都很平安，在很远的乡下，住在勃鲁扎克一个叔叔家里，他们在那儿没有危险，只是现在还不能回家。不过，德国人已支持不住了，可能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所有这些，使这三家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他们三家都很高兴地读着偶尔给家里送来的字条，但是他们的家庭却更寂寞，更冷清了。
有一天，朱赫来装作顺便路过的样子，去看看波利托夫斯基的妻子，交给她一点钱，说：
“大娘，这是大叔给你们捎来的钱，不过你要当心，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老太婆非常感激地握着他的手。
“呵，谢谢你，我们正穷得要命，孩子们都没吃的了。”
这钱是从布尔加科夫留下的经费中提出来的。
“好啦，将来的事情，我们等着瞧吧。虽然大罢工是失败了，工人们在死刑的威胁下复工了。但是，大火既然燃烧起来，他们就永远不能把它扑灭。像那三个人，都是硬汉，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朱赫来离开那老妇人向调车场走的时候，心里兴奋地想着。
在沃罗比约夫·巴尔加村村外大路旁边一家破旧的、四壁熏得乌黑的铁匠铺里，波利托夫斯基站在火炉旁边，对着烧得很旺的煤火，微微眯着眼睛，用一只长把钳子翻着一块烧得通红的铁。
阿尔焦姆用力地拉着由横梁上吊下来的杠杆，鼓动着皮风箱，给炉子鼓风。
火车司机的长胡子盖住嘴巴，他和蔼地笑着，对阿尔焦姆说：
“在这村子里，眼下有手艺的人日子错不了，活计有的是。只要干上一两个星期，我们就可以捎点腌肉和面粉回家去了。孩子，农民对铁匠向来就很尊敬。这么着，咱们可以像资产阶级一样在这儿吃点好东西啦，哈哈。扎哈尔的情形和我们不一样，他还保留着更多的农民习气，所以同他的叔父一道去种地。当然啰，这也难怪。咱们两个，阿尔焦姆，没有房子没有地，全靠脊梁和双手挣饭吃，可以说是地道的无产阶级，可是扎哈尔一只脚在火车头上，另一只脚在庄稼地上。”他把那块铁转动了一下，随后十分认真地、深思地接着说下去：“不过，孩子，我们的情况很糟。要是不能很快地把德国人赶出去，那我们就得逃到叶卡特林诺斯拉夫或是罗斯托夫去，不然的话，他们一定会穿透咱们的腮巴，像晒鱼干一样，把咱们吊在半空中。”
阿尔焦姆回答说：“你说得对。”
“家里的人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帮土匪军队不会常常去找他们的麻烦吧？”
“是呵，大叔，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只好不去想那个家了。”
老司机从炉子里箝出那块烧成蓝灰色的铁，迅速地把它放到铁砧上。
“来，孩子，使劲捶吧！”
阿尔焦姆抓起铁砧旁边那只沉重的锤子，把它举过头顶，使劲捶了一下。发光的铁渣发出嘶嘶的响声，向铁匠铺的四面飞溅，一刹那间照亮了各个黑暗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