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恒

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里，只小恒和我两个男孩。我大小恒四岁，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少，所以小恒总追在我屁股后头，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学，住校，小恒平时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间；她们踢毽他也踢毽，她们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们用玻璃丝编花，小恒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她们不如还是玩些别的。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小恒无论正在跟女孩们玩着什么，必立即退出，并顺便表现一下男子汉的优越：”咳这帮女的，真笨！“女孩们当然就恨恨地骂，威胁说：”小恒你等着，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谁玩！“小恒已经不顾，兴奋地追在我身后，汇报似的把本周院里院外的”新闻“向我细说一遍。比如谁家的猫丢了，可同时谁家又飘出炖猫肉的香味。我说：”炖猫肉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吗？“小恒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又说起谁家的山墙前天夜里塌了，幸亏是往外塌的，差一点儿就往里塌，那样的话这家人就全完了。我说：”怎么看出差一点儿就往里塌呢？“小恒再挠挠后脑勺，这个问题也跳过去，又说起某某的爷爷前几天死了，有个算命的算得那叫准，说那老头要是能挺到开春就是奇迹，否则一定熬不过这个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恒挠着后脑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恒长得白白净净，秀气得像个女孩。小恒妈却丑，脸又黑。邻居们猜小恒一定是像父亲，但谁也没见过他父亲。邻居中曾有人问过：”小恒爸在哪儿工作？“小恒妈啰里啰嗦，顾左右而言他。这事促成邻居们长久地怀疑和想象。

小恒妈不识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张汇票按时寄到，她所以认得自己的姓名；认得，但不会写，看样子也没打算会写，凡需签名时她一律用图章。那图章受到邻居们普遍的好评——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镶嵌。有回碰巧让个退休的珠宝商看见，老先生举着放大镜瞅半天，神情渐渐肃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图章的主人，肃然间又浮出几分诧异，然后恭恭敬敬把图章交还小恒妈，说：”您可千万收好了。“

小恒妈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扫盲课，老师问：”锄禾日当午，下一句什么？“小恒妈抢着说：”什么什么什么土。“”谁知盘中餐？“”什么什么什么苦。“又一回街道开会，主任问她：”‘三要四不要’（一个卫生方面的口号）都是什么？“小恒妈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说：”一条就行。“小恒妈道：”晚上要早睡觉。“主任忍住笑再问：”那，不要什么呢？“”不要加塞儿，要排队。“

一九六六年春，大约就在小恒妈规规矩矩排队购物之时，”文化大革命“已悄悄走近。我们学校最先闹起来，在教室里辩论，在食堂里辩论，在操场上辩论——清华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义？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清华附中从来就没走错过半步社会主义。辩论未果，六月，正要期末考试，北大出事了，北大确凿是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停课，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一路兴高采烈——既不用考试了，又将迎来暴风雨的考验！未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里渐渐地郁闷——看来我是修正主义”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也似无可非议。唉唉！暴风雨呀暴风雨，从小就盼你，怎么你来了我却弄成这样？

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她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9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她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分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待，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过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唯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唯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知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沁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荫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到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颤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

老 海 棠 树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儿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的海棠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阴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刷啦——刷啦——“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啦刷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儿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唯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 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阴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孙 姨 和 梅 娘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一九七二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唯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五七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儿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唯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儿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儿忠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罩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至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冶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歧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唯加倍地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依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

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