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不间断地延续到近代，它们以诸西方国家皆不能用以控制西方的一种方式控制了东亚。

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已成为西方特点的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

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不可能存在，

游牧民便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

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

还是在文化方面，都一直是最不依赖中国这一大国而自立的国家，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

起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本章后几节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发展。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不过，

日本群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它们离朝鲜半岛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最窄处只有21英里宽。日本人

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蒙古人的外来侵略的严重威胁。因此，可以说，

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事实上，

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长于借鉴的民族，

但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令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当的民族，

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中的一支，

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阿伊努人，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

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

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他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其首领是天皇，

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

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

它在日本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学者、教师、

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除了带来新的宗教信仰外，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

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他们对变革的推动，

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

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和国家议会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此外，

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须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

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实施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

与更早时候的氏族结构相比，这些变革的确起了这样的作用。但实际上，

日本天皇还远不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无可争辩的首脑。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

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作某些变更。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

旧贵族仍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

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实际统治国家，

为天皇选择皇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皇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

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他的王朝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

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在文化领域，

日本以同样的方式修改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学说，

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

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以唐都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

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但其中的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

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

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几乎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柔欲的社会。

这种堕落在下个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来；在新的封建时期，

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