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赤壁怀古》与“豪放词”

在词史上，苏轼是“豪放词”的开创者，而第一代表作就是在黄州所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们知道，所谓“豪放”是相对于“婉约”而言，宋词分为“豪放”和“婉约”两派，似乎是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从字面去理解，大致看作表达风格上阳刚、阴柔的区别。但实际上，在词的发展历程中，这不只是一个风格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风格问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文学批评史的角度清理这个问题，在此推荐王水照先生的两篇论文，一篇是《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另一篇是《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根据他的清理，“豪放”一词在宋人笔下已经出现，但本来是指一种快意的、不受束缚的创作态度，不一定指作品的审美风格。从审美风格的角度把词分作“婉约”“豪放”二体，也就是这二分法的最早来源，现在可以找到的是明代张綖的《诗余图谱·凡例》：

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我们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虽然张綖提出了二分法，但在他心目中，这两派并不是对等的、并列的关系，他说“词体以婉约为正”，婉约词才是正体，那么豪放词只能是变体了。当然，王先生提示我们，从今天尊重历史的态度出发，应该把所谓的正体、变体理解为传统的词与经过革新的词。从而，当我们谈论“豪放派”时，相比于作品风格，是更应该注重其写作态度，即革新词体之意义的。

无论是作为歌词，还是作为一种新生的诗体，词本来都不应该存在确定的风格。就像诗一样，作者各人有各人的风格，从来没有“豪放诗派”和“婉约诗派”对举的说法。现存的唐代词集《云谣集杂曲子》，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词作，从风格上看，也是多种多样的。只不过，这个词集出自敦煌遗书，宋人是看不到的，他们大概只看到文人的词作。文人“填词”之风始于唐代中期，至晚唐、五代而愈趋流行，恰好这个时代的文人喜欢填“婉约”的词，他们总是在歌筵酒席之间，填一首新词付歌姬去唱，内容当然是这些文人与歌姬之间的不必负责的“爱情”，而且多数是以歌唱者即女性的口吻写的，风格大抵“婉约”乃至绮靡。这当然并不妨碍一些感人的优秀作品的诞生，而且在五代时期的西蜀，还编出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词集《花间集》。看不到敦煌写卷的宋人，就把这部《花间集》认作词的祖宗，如此一来，词竟是天生“婉约”的体裁了！在此背景下，“豪放”词的出现，除了风格上的创新外，更主要的意义就在于对词这种文学体裁的认识的改变。

这种改变当然会有一个过程，首先要摆脱以歌唱者口吻写词即“代言”的做法，变成作者的自我表达，然后才是以苏轼为代表的“以诗为词”的写作态度，就是把词当作一种新的诗体来写，与原有的诗歌传统融合。从系年上比较可靠的作品来看，苏轼写词大概开始于杭州通判任上，那里住着一位著名的老词人张先，与张先的交往很可能是他开始写词的契机。杭州、密州、徐州时期的苏轼词，有一大部分是跟兄弟、同僚、朋友相关的，或寄赠或唱和，在交游之中产生，仅以赠杭州知州陈襄的词为例，就有《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南乡子·送述古》《清平乐·送述古赴南都》《诉衷情·送述古迓元素》《行香子·丹阳寄述古》等好多首。在士大夫交游、迎来送往的场合，一般会有诗歌唱酬，但苏轼却经常有意识地改用词，甚至有时候对方赠他一首诗，他回赠的却是词。可以说，他用词取代了诗的某些功能。

至于“豪放词”，一般认为，写于熙宁八年（1075）冬天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具备“豪放”风格的开山之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

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东坡乐府笺》卷一）

在一次打猎活动之后，苏轼填了此词，填完了自己颇为得意，写信给朋友说：“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并自谓：“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三首》之二，《苏轼文集》卷五十三）柳七郎就是婉约词人柳永，苏轼显然是有意要改变柳永词的写法。

柳永擅长的，就是以柔婉的风格表现男女情爱题材，而请妙龄的少女们歌唱。不过生在北宋太平时代，他也不免兼为一个企图通过科举而成为士大夫的书生，后来也当过小官，所以他的词中其实也含有士大夫自我表达的成分，只不过与词的传统题材、风格经常融合在一起。与此相比，苏轼就是更进一步，改变《花间集》以来的传统题材、风格，成为纯粹的士大夫自我表达，从而也改变了这种文学体裁的性质：从歌姬的唱词变成了士大夫的抒情诗。所以，他有意强调自己跟“柳七郎风味”不同，而且也知道他的作品不再适于歌姬演唱，于是他改变了演唱方式，让“东州壮士”伴随简单的舞蹈动作来歌唱。从他特意说明“吹笛击鼓以为节”来看，显然他选择的乐器也与通常有别。

风格上的创新和题材上的开拓是至为明显的。狩猎的题材用以吟诗作赋固然常见不鲜，但用以填词，却很可能是第一次，而与这一题材相应的风格，即便不是雄壮豪放，至少也无法“婉约”。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不是简单参与狩猎而已，他是作为密州知州，亲自组织和指挥了这次狩猎活动，上阕一开头就突出了他的豪迈意气，自称“老夫”之“狂”不减“少年”，继而写严整的装备，包括猎犬、猎鹰和军人装束的随从，接下去是开阔的狩猎场面，他不但率领“千骑”将“平冈”团团围住，而且让全城老少都来观看，还亲自表现一番，弯弓去射猛虎。历史上，狩猎活动是个具有浓重仪式性的传统，目的不是去弄点猎物来下酒，而是与今天召开体育运动会的情况相似。就此而言，事后的作词、演唱，便也是这次活动的继续，仿佛运动会的闭幕式。无论如何，从头到尾都出自这位地方长官的精心策划、组织、指挥。我们可以看到，这“聊发少年狂”的“老夫”已兼有多重领军人物的身份：作为密州知州，他是当地军民的长官，在狩猎活动中，他是总指挥，而填出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的他，又成为“豪放词派”的开创者。毫无疑问，苏轼以他的行为和作品塑造的这个自我形象，就是千年以来主宰中国社会的精英——士大夫形象，而他的“豪放词”，自然便是士大夫的自我表达。

士大夫的自我表达，在下阕中呈现得更为明确而复杂。喝酒壮胆，是表达他的激情，这种激情冲淡了对于岁月流逝、两鬓微霜的忧虑。不过，毕竟岁月流逝而壮志难酬，什么时候皇帝会派一个使者来给自己委以重任呢？这一层意思似乎不宜直说，所以苏轼采取用典的方式来曲折地表达。不过，典故也只是勉强地表达出希望被重用的意思，其实苏轼的处境跟汉代的魏尚并不相同。魏尚是汉文帝时代的云中太守，抵御匈奴，颇有战功，只因报功时略有误差，被贬官削爵。这是因为皇帝不了解情况，未认识其才能，后来得到冯唐的说明，便开释了误会，立即派冯唐持节奔赴云中，重新起用魏尚。苏轼的情况与此不同，宋神宗对他并非缺乏了解，相反，对他的才能是有足够认识的，其间也没有多大的误会，不加重用的根本原因在于政见不同。换句话说，苏轼之所以不得志，正因为他自己反对现行政策（即王安石“新法”），就此而言，怨不得皇帝。对此，苏轼本人肯定心中有数，所以最后也是非常勉强地把自己和皇帝捉置在一条战线上：面对外国，他们总是一致的。虽然从历史上的边关英雄写到自己立功边疆的志向，似乎顺理成章，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苏轼其实并不赞成向西夏用兵。我们了解苏轼的生平和政见后，就会感觉这首词的下阕表达得十分复杂，不像字面意思那样简单。如果君臣之间只有在面对外国时才能勉强寻求到一致的立场，那么这位士大夫的苦闷几乎就是无法销释的，更何况这对外作战的说法也是言不由衷。实际上，苏轼根本没有与宋神宗合作的可能，他只好抱着一腔笼统抽象的报国激情，没有具体实践的途径。然而这抽象笼统的激情却又确实存在，无处释放，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接近神话的形象：他把雕弓拉得如满月一般，向天上的星座射去。按中国的阅读传统，“射天狼”当然可以理解为对外作战，按当时的局势，甚至可以将外国落实为西夏，苏轼也肯定利用了这一层寓意。但是，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形象是具有多义性的，箭射星座的形象更能凸现他报国无门的真实处境。无论如何，这个形象不是与歌姬厮混的风流才子，而是一个忧患深重的士大夫。

就这样，苏轼把词完全地变成了士大夫的文学。然后，到了黄州，他以一位贬居士大夫的所感所思，写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东坡乐府笺》卷二）

在今天的长江、汉水流域，共有五处叫作“赤壁”的地方，三国时“赤壁大战”的旧址，一般认为在今湖北嘉鱼县境内，而苏轼所游的赤壁，是今湖北黄冈的赤鼻矶，两者并非一地。这一点，苏轼本人似乎也是明白的，所以词里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当地人向苏轼指点“那个地方就是周瑜破曹之处”，他只是采用了当地人的说法而已。不过我们若是相信他叙述的这个情形曾经真实发生，那么写这首词的时候，必须是苏轼第一次来到此地。这就跟作品系年的问题相关了。

这一首著名的豪放词作于哪一年，其实并无可信的记载。从南宋傅藻的《东坡纪年录》起，一般都将它与前、后《赤壁赋》一起系于元丰五年（1082）。这只是把“三咏赤壁”都归在一起而已，前人对于系年不明的作品经常如此处理，其本身不能成为根据。若是相信词中所述苏轼第一次来到赤壁的情形，从而将此词的创作时间系于元丰三年（1080），即苏轼到黄州的第一年，倒是有一个旁证。这一年的五月，苏辙送兄长的家眷来黄州，留伴一阵后，离去至江州。根据苏辙的《栾城集》卷四，他在黄州的作品有《赤壁怀古》诗，说明他曾到赤壁游玩。那么，想来苏轼应该陪同前往，而且苏辙的诗题与苏轼此词的词题完全相同，如非偶然，便是同时所作。在苏辙留黄期间，兄弟二人的作品都相互有关，把《赤壁怀古》推想为一诗一词同时同题之作，符合苏轼用词跟对方的诗唱和的习惯，虽仍嫌证据不足，但我觉得比元丰五年之说更为合情合理。

苏辙诗云：

新破荆州得水军，鼓行夏口气如云。千艘已共长江险，百胜安知赤壁焚。觜距方强要一斗，君臣已定势三分。古来伐国须观衅，意突成功所未闻。

这是一首标准意义上的怀古诗，从赤壁之战的历史中引出教训：不能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去进攻本身没有荒乱失德行为的国家。联系苏辙的政见，这里包含了对宋神宗进攻西夏政策的批评，直到晚年，他仍把进攻西夏看作“陵虐邻国”，加以否定（苏辙《历代论·尧舜》，《栾城后集》卷七）。大概三国的形势与北宋、西夏、辽鼎立的时势有相似处，所以北宋人对三国历史抱有特别的兴趣。好像苏轼对三国史的研究在当时还有些名气，后来王安石也建议他重写三国史。不过，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并不在历史教训上展开，它是由凭吊古战场的雄伟景象，而进入对创造壮举的英雄的缅怀。

“周郎”和“公瑾”都指赤壁之战的主要指挥者周瑜，史载其担任建威中郎将时，才二十四岁，吴中皆呼为周郎。“小乔”是乔玄的幼女，周瑜的妻子，她嫁给周瑜其实在赤壁之战之前十年，词中说“初嫁”，是为了突出周瑜少年英才、风流倜傥的形象。赤壁大战发生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此年的周瑜三十四岁，相关的人物，还有三十七岁的鲁肃、二十七岁的孙权、二十八岁的诸葛亮，被他们一起打败的是五十四岁的曹操。这确实是一代年轻英才战胜了长辈，改变天下局势的战例。苏轼所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而在“豪杰”中又着力突出胜利者年轻潇洒的形象，应该说非常准确地捕捉到了这一战例的特点。这个特点令他感动，心潮起伏，由衷地追慕那些少年英姿。

与此相比，苏轼不能不想到现在年近半百的自己，“乌台诗案”之余，除了早生的华发外，成就了什么呢？知道人生如梦而已罢。面对这壮丽的江山，缅怀这令人激动的历史往事，不免思绪纷飞，故国神游，觉而自笑多情。虽是一片无奈，但这无奈的多情之中，仍有未尝泯灭的志气在。因为只有志气不凡的人，才会对过去了的不凡的历史如此多情。

关于这首词，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见于宋代俞文豹的《吹剑续录》：

东坡居士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俞文豹《吹剑续录》，见《吹剑录全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苏轼、柳永词风格的不同，也正可说明豪放、婉约二派词风的区别，而早在苏轼的时代，人们就把这首“大江东去”当作豪放词的代表作了。